于宗河：对民营医院也要一视同仁

应设“资质”门槛

中国质量万里行：能否请你谈一下民营医院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于宗河：我国在政策上，政府对民营资本办医疗事业一向允许、支持，但发展不快，这有众所周知的历史的、体制的原因。要说真正发展，是1998年以后的这十余年。1998年以前，我国的民营医院很少，大部分都是个体行医的诊所，当时十几万个体行医诊所中，能称之为医院的民营机构也就20余所。1998年，特别是2000年以后，随着“医疗体制”一系列改革的推出，我国民营医院短期内发展迅猛。据最近的统计数字显示，目前我国民营医院共有4000余所，约占全国医院总数的20.3％。虽然数量庞大，但是床位数(仅占总床位数的5％～6％)和门诊量都不大。

中国质量万里行：近年来，民营医院发展中存在些什么问题?

于宗河：2000年以来，民营医院发展迅速，但是规范性不强。不像有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我国台湾)，依法对医疗投资法人先进行“资质”审核认定。其实，民间资本引进到包括医疗在内的公共事业领域，并非新鲜事，不同的是人家依法规范、有板有眼、十分审慎地推行。而我们那个时候是“解放思想”、“先放进来再说”。可以说，目前在我国民营医院中存在的问题，就是出在不规范上。而发生不规范的原因就又在于管理的不规范，在民营医院的准入管理上，仅由主管部门把了一下“技术”关，而因为根本没这个概念或受到某些人为干扰，没有把住投资者“资质”关。

在民营医院的硬件方面，如民营医院的建筑面积、床位数、医师的配备与执业资质、科室的设置、规章制度、安全防火管理乃至污水处理，等等，这些在卫生主管部门的管理制度上，都有严格的标准。但是，在当时一味追求“思想解放”、“开放搞活”的气氛下，对于投资主体的身份、法人属性、资信，等等，却没有作任何要求。若有谁有不同意见，就会被认为是“保守”、“顽固”。因此，有很长一段时期，医院被描绘为一种可赚大钱的“商业”去吸引人，谁有钱都可以办医院，而办医院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发财。正是这种快速而不健全的发展，造成了现在民营医院的良莠不齐。老百姓、社会对此很有意见。如今，还应当看到，当初造成问题的某些“始作俑者”，还准备在新一轮改革中，蜕变成“飞蛾”，再折腾一把!

中国质量万里行：你所说的“资质”门槛，具体指哪些?

于宗河：一些办得好的民营医院使我认识到，真正优秀的投资人是理性的，他们了解医疗行业是一个长久的、稳定的社会事业。他们抱着对社会、对百姓做贡献的心态来从事这项事业，不搞短平快，迎接他们的必将是光明的前途。再从国外的一般情况来看，并不是谁都可以投资开办民营医院的。以日本为例，政府引进民间资本办医疗事业，必须依据医疗法进行。一般的财团法人是不会被允许投资开办民营医院的，经由政府审核批准的“医疗财团法人”和“医疗社团法人”才有资格。他们是以“为国家办医院、为社会办事业”为目标，为民众提供公益性的医疗服务。日本政府对这类法人所办的医院，会给予财政补贴，并有税收减免的优惠。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种“投资者、国家、百姓”三方多赢的制度设计，而且是能够净化人们的思想和灵魂的社会工程。我们离此还有相当差距!

要做到“病者有所医”

中国质量万里行：目前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责问题，根源何在?

于宗河：先说“贵”的问题。目前，我国卫生总投入很低，社会卫生总费用不到GDP的5％，低于WH0(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对一个国家卫生总费用投入所要求的标准，但看病贵却很突出，老百姓反响十分强烈。这种现象是很反常的。为什么呢?根子是因为医疗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医疗保险覆盖面还小，自费比例太高，国家医疗救助制度也还没建立起来。这表明，看病贵在我国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不能将责任简单归咎于医院和医生，也不可将矛头集中对准医院和药房，因为问题不是在他们身上，即便你强制压低医疗费用、药费也于事无补。而且，这将意味着使我国本来就不足的全社会卫生总投入降得更低，若几年运转下来，卫生事业、医药事业的后续长远发展将会受影响。

再说“难”的问题。看病难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大型公立医院，比如北京协和医院、北医三院、同仁医院等等，这些医院每天要接待上万人次的患者，普遍存在超负荷运转的情况，这种情况并不是近一两年的事情，而是存在好多年，已经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常态。医生每天接待的患者太多，诊疗质量肯定得不到保障。与此同时，为数众多的社区医院，每天看病的患者只有零零散散几个人而已。

从深层次的机制上来看，大型公立医院为了创收，往往不惜投入巨款购买高精尖的仪器设备来吸引病患，抢占“市场份额”一一这已成我国医疗行业广泛流行的行话。大家的定位都是大而全，小到感冒咳嗽，大到器官移植，方方面面的病种都去医治。结果就导致了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和恶性竞争。有的大医院一年就可以创收上亿元，有的甚至高达几十亿元。而基层医院、社区医院之类可就惨了!既便这样了，有些人还在为这种“无序竞争”做拉拉队，大喊“加油!”

中国质量万里行：针对这种局面，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于宗河：增加民营医院，医疗服务在量上肯定有所增加，但就目前的民营医院实力而言，还远远不够，对于问题的解决仍是杯水车薪。若民营医院办多了，大家为生存而引发恶性竞争，对谁都没好处。看病难的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并不是单纯依靠增加民营医院的数量就可以解决的，还是要从改革与完善医疗体系制度方面着手。我们要逐步建立起“双向转诊”制度，逐步实现“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就医新格局。

怎么实现这种转诊制度?有经济的、行政的、技术的三种综合治理办法：第一，运用经济杠杆来调节，通过医疗保险的报销额度、报销方法进行引导。可以规定，如果去社区再转诊到大医院，可以获得较高的报销额度，如果直接去大医院，则享受较低的报销。第二，从行政管理方面，研究制定“社区首诊制”及制定相应转诊制度，明确什么样的病人需要转诊，什么样的病人不需要转诊。第三，从技术层面上，要规范病种，明确什么类型的病情需要去大型医院，什么类型的病情只需在}七区就能解决。同时当前社区没发展起来时，要实行“以大带小”，大医院的医生要经常下基层进行出诊、培训，这样不但能带下去很多病人，而且也不会耽误基层病患的病情。

其实，国际上的类似模式已经成型，而我国原有基础也相当不错，现在宏观体制、微观机制怎么管也管不了，还是屡屡“脱轨”，就是因为来自各方的干扰因素太过严重!我想强调的是，这种分层、有序、双向转诊医疗服务体系的建立，还须排除医疗市场化论调的误导或干扰，而

这绝非易事。

中国质量万里行：有人认为，出现这么多问题，都是因为公立医院太多、民营医院太少的缘故。

于宗河：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公立医院多于民营医院，怎么就没有看病贵的问题?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并不在于医院的收费过高，而是老百姓没有医疗保险，自费的比例太高。对于普通的农民来说，几万块钱的医疗费，医院就是给他减免一半，几千块、上万块钱他也还是付不起。这种局面不是再多办医院、激烈竞争就能够解决的。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在全世界已经形成大势。近百年来，有160多个国家先后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最早的是德国，在俾斯麦执政时期的1883年就建立了，随后，英国1911年，美国1936年，日本1938年，法国1956年，加拿大1947年，越南1992年……而我国的台湾也在1993年建立了“全民健保”。可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健全的医疗保险制度。

所以说，正因为我国医疗保险制度迟迟不能建立，才最终导致了看病贵的问题。值得肯定的是，这次新医改正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不过我认为，在新医改方案中，医疗保险重要性强调、聚焦得不够，在各项改革中地位突出的也不够，如何落实还缺乏有效的法律支持。我一直认为，我国建立“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重要性，可以与新中国的土地改革相提并论：耕者有其田，病者有所医，都是民生大计，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

医疗行业不能搞“无序竞争”

中国质量万里行：你怎么看待公立医院的民营化改革?

于宗河：曾经有人提出，公立医院的改革方向就是民营化。但在中国，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医疗卫生事业要以政府为主导，就不能甩包袱，就不能一看公立医院不行了，就把人家推到市场上去一卖了之。

美国有80％的医院都是民营医院，但基本上都是属于公益性质的；而在英国这种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启动“PFI(民间资本计划)”计划十多年，才只有几家公立医院引入民营资本。英国90年代曾实行过“NHS(内部市场机制)”的改革，都十分审慎，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质量万里行：有人说，医疗行业的竞争越多，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就越多，你是怎么看的?

于宗河：人的身体健康与生理变化，看似纷乱繁杂，实际上是很有规律的，一定人群中有多少人患病、发病、就诊、住院是有规律的，这部分人群需要配备多少医院、多少医师、多少病床，都是可以预测或计算出来的。因此，医疗行业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性，如果完全市场化，认为医院办得越多越好，必然就会乱了套。

医院和医院之间的竞争，常常表现为高档设备的竞争，可能这个设备你还正在使用，甚至还没有拿到手，新型的设备就又出炉了。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医院争着用最新的设备来吸引患者，于是必然掀起新一轮的设备“抢购战”。这种竞争已经被商业所绑架，除了浪费资源之外，并不能带来什么好的结果：一些设备没能够“物尽其用”就遭闲置，另一些设备则成了“杀鸡”的“牛刀”。不要忘了，这竞争中所大量消耗的社会资源，绝大部分实际上就是老百姓看病所花的血汗钱。

生存之基在于诚信自律

中国质量万里行：与公立医院相比，目前民营医院仍受到税收、医保等方面的限制，民营医院要健康发展，如何跨越这些障碍?

于宗河：与公立医院相比，民营医院中税收、医保等方面的限制的确存在，但这基本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也应该看到，在一些方面，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所面临的发展机会还是可以均衡的。

在我国的医疗保险定点医院的选择上，并没有哪一项政策说民营医院不能作为医保定点的，事实上也有很多民营医院成为了医保定点医院。但为什么在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不会选择民营医院做定点呢?这还是社会上对民营医院留下的不良印象所致。民营医院若想成为医保的定点医院，首先要从自身严格要求自己，改变社会对民营医院一些不好的认识；其次，政府要在政策上予以扶持，鼓励地方选择民营医院作为医保定点。

民营医院也的确存在税负过重的问题，目前借助新医改的东风，决策层有望对此做出一定调整。其实，我国民营医院从数量上看不少，但真正成气候的不多，每年从民营医院收取的税额只有区区几个亿，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但这些钱对于那些民营医院来说，又几乎是致命的。他们门诊量又没有公立医院多，不仅要承担比公立医院重得多的税负，还要想办法获得投资回报，你说怎么办?很多不规范的行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逼出来的。因此，我多次建议对民营医院进行税收减免，让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平等竞争、共兴共存，更好地为中国医疗事业作贡献；也可以鼓励民营医院利用这部分钱多做些公益性的事业，净化他们原本只追求利益的心态，何乐而不为呢。

中国质量万里行：对于民营医院的发展，你所在的协会有什么具体的管理措施?

于宗河：2005年5月，针对当时社会对民营医院诚信问题的强烈反响，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邀请了全国百余家民营医院，在广州召开会议。在此次会议中，我们提出了“全国民营医院诚信自律规范十条”，后来被媒体称为“广州宣言”。我们就通过“全国民营医院诚信自律规范十条”创建全国诚信民营医院，以此来对其进行规范。目前，第一批通过考核获得“全国诚信民营医院”称号的有48家医院，第二批还有22家正在考察当中。作为行业社团组织，我们没有执法功能，只能依靠民营医院队伍内部积极因素，说服、引导、鼓励优秀民营医院脱颖而出，并以此为示范带动他人。我们做这些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全国的民营医院都能讲诚信、讲自律、讲科学。

中国质量万里行：要经由什么步骤，才能获得“全国诚信民营医院”称号?

于宗河：第一，以“全国民营医院诚信自律规范十条”为准则，通过一年时间的自查，在当地媒体全面公示，表示愿意按照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的要求创建全国诚信民营医院，公布举报方式及办公电话。第二，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通过网站和问卷的形式，对公示通过的民营医院展开核查。第三，当地的医院协会或学会、政府或人大、医院卫生主管部门等机构之中，必须有机构愿意对该家民营医院进行推荐。完成以上三个步骤，便完成了基本的申请程序，待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派专家进行一次抽查，通过后即可获得“全国诚信民营医院”牌照。同时，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对已经获得“全国诚信民营医院”称号的民营医院进行动态管理，一旦发现问题，将立即取消其称号并在媒体上进行公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