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西莱的婴孩》中黛西莱悲剧命运之分析

陈　榕

摘 要：在《黛西莱的婴孩》中，19世纪美国社会的男权制度和种族主义联手，制造了女主人公黛西莱的命运悲剧。小说显示了作者凯特·萧邦的平等思想，呼吁着人们重新思考种族主义对人性的扭曲，重新审视男权制度的专制与狭隘。

关键词：凯特·萧邦 种族主义 男权制度

凯特·萧邦是美国19世纪最重要的女性小说家之一。她关心女性命运，于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觉醒》被誉为美国19世纪女性主义的顶峰之作。[1]P139除了《觉醒》，萧邦还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短篇小说，以传达她对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命运的关注，如反映女性渴望挣脱婚姻束缚的《一个小时的故事》、反映女性渴望摆脱母性角色定位的《一双丝袜》等，萧邦早期创作的《黛西莱的婴孩》，也是其中之一。比较特殊的是，《黛西莱的婴孩》不仅批判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迫害，同时也是萧邦为数不多批判种族主义的作品之一。小说通过黛西莱的悲剧，说明了男权主义和种族主义对女性的双重压迫。

《黛西莱的婴孩》中的黛西莱，是小说的女主人公。她是一名被遗弃的孤儿，被好心的瓦尔蒙代夫人收留并抚养长大。成年后她嫁给了当地的大种植园主阿尔曼·奥尔比，并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随着孩子渐渐长大，阿尔曼发现儿子的肤色黝黑，是个混血儿。于是他指责黛西莱是黑人，她和孩子的存在玷污了家族声誉。黛西莱为此抱着孩子走向了不归路。阿尔曼却在日后发现了自己的母亲写给父亲的信——原来他的母亲是一名混血儿，他才是黑人的后代。

《黛西莱的婴孩》属于萧邦的早期作品，收录于萧邦1890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牛轭湖的乡亲》。1899年萧邦由于创作了《觉醒》，被同时代的人指责为诲淫诲盗，萧邦为此封笔，她的文学声誉也受到重创。直到20世纪60年代，挪威批评家博·塞耶斯泰撰写了萧邦的传记并出版了她的作品全集，萧邦才重新回到批评家的研究视野，奠定了经典作家的地位。不过，《黛西莱的婴孩》这篇小说却没有受到萧邦文学声誉涨落的影响。在20世纪上半叶，当她的大部分作品为人们所遗忘时，《黛西莱的婴孩》依然不断再版，被收入各种文学选集。[2]P123-124人们纷纷赞誉这部小说的结构精巧，结尾更是出人意料，是典型的莫泊桑式的结尾。如博·塞耶斯泰赞赏小说“令人吃惊结尾……即便是莫泊桑本人也无法超越。”[2]P94拉德·塞夫指出：“《黛西莱的婴孩》这篇小说胜在结尾的突转。”但《黛西莱的婴孩》并非纯粹依靠技巧取胜的作品，它的社会涵义更为深远，直接指向了19世纪美国社会的两大弊端——男权制度和种族主义。如果我们详细分析女主人公黛西莱的命运，就能够看出这两者是如何联手将黛西莱这个弱女子推上了不归路。

首先，黛西莱是种族主义的牺牲品。试想，如果没有种族主义引发的对黑人的歧视，小说的悲剧便不会发生。而种族主义，对于生活在美国南方克利奥尔文化中的凯特·萧邦来说，是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克利奥尔这个词特指出生于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等地的法国人或者是西班牙人后裔，他们保留了欧洲大陆文化的特点，同以清教文化为根基的美国主流白人社会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他们“艺术上更敏感，更有天分，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价值体系超越了新世界（美国）的总体文化格局”。萧邦自幼在圣路易斯克利奥尔文化的熏陶中长大，后来又南嫁，随丈夫奥斯卡·萧邦定居在克利奥尔文明的中心新奥尔良。因此，当凯特·萧邦踏上写作道路的时候，能够取材于克利奥尔文化，成为了美国优秀的乡土作家之一。[3]P270

克利奥尔文化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种族问题。从表面上看，克利奥尔人自由、热情、真诚，崇尚平等。不过，“对于非裔美国人而言，他们没有资格接近这个白人组成的古老社会的所有内在价值体系”。黑人和白人之间和其他蓄奴州一样，存在着泾渭分明的差距。克利奥尔人的特权只限于白人。黑人在克利奥尔人的社会中，是受剥削、受歧视的阶层，被视为白人奴隶主的附属品，血统上要劣等于白人。而混血儿作为黑人和白人结合的产物，本应该体现两种种族之间的交融，却因为种族主义使人相信黑人血统有致人堕落的邪恶效果，而被划归于黑人的行列，同样成为奴隶制度的牺牲品。

在蓄奴时代，美国发明了详细的话语体系来甄别黑人和白人的差异，捍卫白人血统的纯正性。不要说纯种黑人和白人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即便是外貌上看起来和白人没有明显差别的混血儿，也受到了血统决定论的影响。仅仅从词汇来看，混血儿就有多个表达，比如50%黑人血统的mulatto，37.5%黑人血统的tierceron，25%黑人血统的quadroon，12.5%黑人血统的octoroon等。

黛西莱的悲剧，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她的丈夫阿尔曼深受这种荒谬的黑人血统决定论的毒害。阿尔曼有一位克服了种族偏见的父亲。他父亲不仅深爱身为混血黑人的妻子，同时隐瞒了阿尔曼的出身，使他免受奴隶制的束缚，能够享受白人的权利，成为家族合法的继承人。然而，阿尔曼却是种族主义的信奉者。阿尔曼身上流着黑人的血液，但他只有八分之一的黑人血统，所以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肤色较深的白人。而黛西莱，尽管她皮肤白皙，但却身世不明，所以当阿尔曼发现他们的孩子血统不纯时，黛西莱就成为了怀疑的对象。

阿尔曼对黛西莱的残酷源于他的种族观。阿尔曼是无情的奴隶主：“年轻的主人奥尔比的统治是严酷的，他手下的黑人早已忘记了欢笑。”[4]P152他相信黑人懒惰、邪恶、天生卑劣，正是如此，他将黛西莱是黑人视为滔天大罪。在迎娶黛西莱的时候，黛西莱的养父曾经担心阿尔曼会嫌弃黛西莱的身世不详，但阿尔曼信誓旦旦一定不会辜负黛西莱。他爱黛西莱，准备在这场婚姻中跨越阶级的鸿沟，不计较黛西莱出身卑贱。然而，当他发现黛西莱带有黑人血统时，却无法容忍，看到黛西莱如同看到了不洁之物：“她丈夫的态度起了某种古怪的、令人生畏的变化……他对她说话时，眼光总是躲闪地望向别处，过去眼中透出的那种挚爱的光芒，似乎再也看不到了。他经常出门，不做任何解释，躲开她和孩子。”[4]P154由于黛西莱已经是他合法的妻子，他无法将她贬斥到黑奴的地位，便折磨种植园里的黑奴来发泄他对妻子所属种族的仇恨：“在对待黑奴的态度上，仿佛恶魔突然攫住了他的灵魂。”[4]P154

种族主义不仅使阿尔曼残忍地对待黛西莱，他甚至不念父子亲情，拒绝承认这个孩子是他的骨肉，将襁褓中的幼子弃之不顾。不幸的是，即便是黛西莱也接受了种族话语的价值标准。当她发现自己可能是黑人时，顿时失去了生存的信心：“我会死去。我非死不可。这样痛苦，我实在没有办法活下去。”尽管她的母亲表示愿意迎接她回家，她还是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黛西莱的婴孩》中，萧邦通过黛西莱的悲剧，对依靠血统评判人的高贵或卑劣的原则提出了质疑。无论是黛西莱还是阿尔曼，仅从外表上，并看不出他们黑人的特征。即便黛西莱是黑人，从她的言行举止，我们也能够看到她拥有一颗善良的心。而阿尔曼，他坚信自己是白人，反而是这种傲慢的种族观将他变成了一个冷血的人。诚如批评家所言：“性格不是由人的天生继承的血统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对种族的态度所决定的。换而言之，环境在塑造个人性格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5]P204阿尔曼的高高在上的态度是他身为白人奴隶主的主体位置所赋予他的。阿尔曼自以为高贵，他强烈的自信建立在血统论的基础之上，令人讽刺的是，如果按照这样的价值评判体系，真正卑贱的人应该是他，他才是“那个遭受奴隶制烙印的劫难的种族的一员”[4]P157。将阿尔曼的心灵扭曲的，不是流淌在他血管里的黑人的血液，而是他所坚信的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黛西莱的家庭破碎，要归咎于种族制度，但黛西莱的不幸还存在另外一层深刻的原因。她不仅是种族歧视的牺牲品，也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19世纪德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奥古斯都·倍倍尔指出：“自创世之初，受压迫便是妇女和劳动者的共同命运……妇女是人类饱尝束缚的一群。她们在奴隶出现之前就已经沦为奴隶。”[6]P25这一观察，深刻地表明了，男权制度和奴隶制度存在相似之处。后者将权力建立在白人优于黑人的意识形态之上，前者建立在男性优于女性的意识形态之上，它们的机制都是不平等的。19世纪的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男性是社会的主导者，也是一家之主，拥有高于女性的不容挑战的权威，而当时的女性，信奉柔顺、贞洁、勤俭持家的美德。就像是19世纪美国女性主义活动家玛格丽特·福勒所说的，她们身为女儿时，要顺从父亲，身为妻子，则要扮演好家中天使的角色，顺从丈夫。[7]P224-225黛西莱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长大成人，自然而然地养成了驯顺的个性。

小说中，黛西莱说出的第一句话是“爹爹”[4]P151当时她是一名弃婴，被瓦尔蒙代先生收留。这个小细节显示出她对男性权威的认同。继而，当她嫁给了阿尔曼以后，便被贴上了阿尔曼专属的标签，阿尔曼不无得意地用夫姓宣布了她的归属：“人们提醒他，她（黛西莱）是个没有家族姓氏的孩子。没有家族姓氏，那又怎么着，他可以给她一个全路易斯安那最古老最值得自豪的家族的姓氏。”[4]P152而黛西莱也忠实地扮演着妻子的身份，仰仗着阿尔曼的喜怒哀乐生活，没有个人的意志，仿佛是阿尔曼的牵线木偶：“他一皱眉，她就发抖，可仍然爱他。他一微笑，她就感激上帝给了她更大的赐福。”[4]P153她的表现，恰恰印证了卢梭对男女性别分工的表述：“没有女人，男人仍然存在，没有了男人，女人的存在便有问题。女人依靠男人的感觉而活，依靠男人对她们的奖赏而活，依靠男人对她们的吸引力、对她们的美德所设定的价值而活。”[8]P8

生活在男权社会中的女性，主要肩负两大功能。一是男性的欲望对象。黛西莱的美丽，使她较好地完成了这一使命。阿尔曼把黛西莱当作欲望的客体，将她娶回了家中：“他看到她站在大门口，心里突然升起的那股热情，恰似席卷而来的山崩海啸，或草原上燎原的野火，或任何一种冲破一切障碍没遮拦地奔涌前来的东西。”[4]P151此外，女性还肩负着为男权社会繁育后代的责任。而在这一点上，按照阿尔曼的评判标准，黛西莱失职了。当黛西莱生下儿子的时候，阿尔曼十分高兴：“阿尔曼是全教区最骄傲的父亲，主要是因为，这孩子是一个继承了他的姓氏的男孩。”[4]P153不过，也因为阿尔曼看重男性继承人承载父系家族荣誉的作用，当他发现黛西莱的孩子血统不纯正时，便对黛西莱百般不满。在阿尔曼的眼中，黛西莱的身份是和孩子的身份捆绑在一起的，孩子的血统不洁，需要归咎于黛西莱的污染：“这孩子不是白人；也就是说，你不是白人。”[4]P155他甚至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他觉得，全能的上帝对他太残酷，太不公正了……由于她不自觉地给他的家庭和姓氏造成的伤害，他已经不再爱她了。”[4]P156只有在男权至上的社会，才会培养出阿尔曼以男权家族繁衍为中心的荣誉观，也才会培养出他冷酷的判断和以男性价值为中心的思想方式。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不仅是男性的依附，也没有话语权。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男性的话语被认为是理性思考的产物，具有权威性，而女性则是感情的动物，在以理性话语为主流的男权社会，女性往往是沉默的，即便是她们发言，她们的声音要么是顺从的，要么便会被认为在说疯话。正因如此，黛西莱发现孩子是黑人时，第一反应是问丈夫，该如何解释这一切，而不是形成自己的判断：“瞧瞧我们的孩子。这（肤色）是怎么回事？告诉我。”只有当阿尔曼一口咬定她有黑人血统时，她才迫不得已地诘问：“这是谎话；这不是真的，我是个白人！……瞧我的手，比你的手还要白。”[4]P155作为男性，阿尔曼却有权利漠视黛西莱的疑问，将它理解为黛西莱推诿责任，是在“歇斯底里的发作”。黛西莱质疑的声音被男权社会赋予男性的优势声音所湮没。讽刺的是，黛西莱说中的恰恰是事实。

既然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也无从申诉，死亡成为了黛西莱悲剧命运的自然终结。黛西莱本可以回到养母的庄园，重新生活，但她却习惯了以丈夫为生活的中心，当她失去了这个中心时，便失去了生的渴望。她身着便服、怀抱婴儿，脚着拖鞋，走上了荒芜的小径：“在深深的滞缓的大河支流岸边那茂密的芦苇和柳树丛里，她消失不见，再也没有回来。”[4]P156黛西莱踏上了不归路，死亡对于她来说，是对命运的顺从；而这绝望的行为中，也包含着对阿尔曼所代表的男权权威的无声控诉和抗辩。

《黛西莱的婴孩》表达了作者凯特·萧邦对受压迫女性的无限同情。黛西莱听任丈夫摆布，是男权社会中传统女性的代表。凯特·萧邦的作品还有另一类女性, 她们与黛西莱完全不同，出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叛逆女性的先锋。比如在《觉醒》中，女主人公埃德娜毅然离开了禁锢身心自由的家，一个人试图靠绘画为生，并有了新的感情归属。然而，她的叛逆行为却不见容于社会，连她的爱人也不能理解她。她选择了投海自尽，像“一只断了羽翼的飞鸟在空中扑打，旋转，……无力地画着圈子下坠，坠入水中”。[4]P146虽然埃德娜反抗，黛西莱逆来顺受，她们的结局都是被社会所吞噬。

有批评家指出《黛西莱的婴孩》是“珠玉之作”[12]P223，这一评价甚为贴切。《黛西莱的婴孩》这一短篇，虽然只有寥寥两千余字，却透过黛西莱的悲剧，呼吁人们重新思考种族主义对人性的扭曲，重新审视男权制度的狭隘偏颇。凯特·萧邦的平等思想，在种族主义和父权思想依然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19世纪美国社会，具有深刻的前瞻性。

注释：

[1]Sarah M.Corse,“Gender and Literary Valorization: The Awakening of a Canonical Novel,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45(2002):139-161.

[2]Per Seyersted,Kate Chopin:A Critical Biography. Oslo and Baton Rouge,1969.

[3]Richard Gray, A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Malden:Blackwell,2004.

[4][美]凯特·萧邦：《觉醒：附凯特·肖邦短篇小说选译》，杨瑛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5]Emily Toth,“Kate Chopin and Literary Convention: ‘Désirées Baby.”Southern Studies 20.2 (1981): 201-208.

[6][英]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97版年。

[7]M.Thomas Inge, ed.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Reader,Washington: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1988.

[8]李银河：《女性主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9]Ellen Peel,“Semiotic Subversion in‘Désirées Baby.”American Literature,62.2(1990):223-237.

（陈榕 河南洛阳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47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