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旷达精神再议

2009-07-23 08:42
文教资料 2009年15期
关键词:苏轼

曹 智

摘 要: 苏轼旷达精神源于儒释道思想的高度融合,这种融合是他经历坎坷丰富的人生之后对人生本原的透悟。苏轼旷达精神有力地推动了他的艺术创作活动,促进了他对于常规的突破和新的艺术规范的确立,使他对世界人生有着独特而富有深邃哲理的认知,给他以敏锐的艺术情思。

关键词: 苏轼 旷达精神 思想渊源 形上内涵 艺术创造力

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能够代表一个时代最高文学成就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巨匠屈指可数。苏轼作为一代文学巨匠,他的文学艺术成就和创新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后世学者对苏轼的研究经久不衰,研究成果卷帙浩繁。本文拟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从更深层次上探讨苏轼的旷达精神和这种旷达的人生境界给苏轼带来的艺术创造力。

一、苏轼旷达精神的思想渊源

历来学界对苏轼人生境界的定位是旷达,我也持这种看法。苏轼的旷达不仅是一种人生境界,更是一种处世的态度,这种旷达源于苏轼思想的通脱。苏轼自幼博览群书,他“初好贾谊、卢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1]。苏轼不仅欣然接受儒、道、释三种思想,而且能深刻领悟它们背后的相通之处,他认为“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祠堂记》)[2],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3],儒和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4],这样便形成了他的以儒学体系为根本同时浸染道释思想的人生观的哲学基础。但苏轼并不仅仅只是对儒释道三种思想进行了简单理解,而是在彻悟之后把它们作为融合一体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深刻烙印在自己的脑海中,可以这样说,没有这种融合,也就没有苏轼既能执着于世俗人生,又能看破人生、隐然于社会的真正旷达。

作为一名生活在古代中国封建时期的文人士大夫,苏轼首先肯定是一个儒者,这从他一生的主要经历可以看出。苏轼自幼便受到儒学思想的熏陶,是一个忠君爱国,学优而仕,抱负满怀,具有儒家经世济民精神的人物。他服膺儒家思想,22岁中进士,26岁中制科优入三等,入仕后奋力用世。苏轼是一个真正心系国家和民众,有着兼济天下理想的儒者,而不是争权夺利的官僚。他为官期间非常重视政策的实际效果,这就是他既反对王安石新法,又反对司马光旧法的原因,因为二者都有过激之处。虽然我们从政治角度看,苏轼针对具体问题的改良式的方法,不如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更有长远的效果,但凭心而论,苏轼的做法确实体现了为国为民的一腔赤诚。苏轼在政治上的态度,使他受到新旧两派的共同排斥,因而在政治上遭受沉重打击。苏轼一生为官,却屡受贬谪,政治生涯十分坎坷。人生的艰辛、世事的烦恼使他产生了一种人生空漠之感。“这种空漠之感是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是对整个存在宇宙以及社会的怀疑,尽管不是那么非常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内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5],他的前后《赤壁赋》中更是直接议论了这一点。无论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提问,还是“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回答;无论是“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的排遣,还是“道士顾笑,予亦惊语。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的飘渺禅意,实际上都是与这种人生空漠,无所寄托之感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的。苏轼的一些词作也都传达了类似的感受:

生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杭州定惠院寓居作》)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水调歌头》)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觳放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

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尔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这种人生空漠、无所寄托的感受更是浸透纸背。当然,我们之所以说苏轼是旷达的,不仅因为他有上述对世事人生的执著和对世事人生的凄凉和空漠,而且因为他有对世事人生超脱之后的洒脱与乐观。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

苏轼最终要追求的就是这种摒弃尘世繁华喧嚣、人生荣辱的“竹杖芒鞋”、任其风雨的洒脱人生。在他的眼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本无雨与晴,何必要为这些烦恼负累?而“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更是道出了他对人生难免遗憾、世事不可求全的独到理解。在这一点上,又有谁能像苏轼这样透悟通脱?又有谁能够表述得如此形象而富有哲理?应当说苏轼的这种旷达并非虚假,并非多情才子无病呻吟式的吟唱。苏轼用这种真正旷达的胸襟面对生活,面对人生的巨大艰辛与苦难。即使被贬到穷山恶水、少有人烟的岭南,他依然还能写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这样的诗句,被贬的失意和艰苦的生活掩盖不了他的豁达自适。后遇赦北归,他又作《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对这一段放逐生活竟无一点恨意,真正做到了宠辱不惊。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轼旷达的精神其实包含了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层面是他作为一个儒者,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对世事人生的执著和对功业的追求;第二个层面是他对世事人生透悟之后产生的空漠感;他的旷达最重要的是第三个层面,即对世事人生的超越和竹杖芒鞋式的洒脱,而这三个层面又是融合一体、不可分割的。

二、苏轼旷达精神的形上内涵

苏轼的思想这样复杂,他又如何做到通脱旷达呢?换句话说,儒释道各家自成一体的思想如何能在苏轼身上交融整合,从而形成他独特的人格精神呢?这需要我们从形上的角度来考察苏轼的旷达。

表面看来,儒、道是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积极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可以相互补充和协调。不但“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经常成为封建士大夫互补的人生道路,而且“慷慨悲歌”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在苏轼的身上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实际上儒家更多地从整个族类的命运来考虑他们的生存和利益,他们强调实践的功利效果,要求善;而道家则更多地要求遗世独立的人格思想和精神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家思想尤其是庄子哲学更具美学色彩。释家作为异邦宗教被中国本土思想消融改造后主要以禅宗面目出现,世人一般都认为庄与禅相似(当然也有差异,这里不作论述)。需要表明的是,不论是儒,是道,还是释,它们都是作为主体的人试图对作为客体的世界人生的一种把握,也都是对世界人生的一种阐释。尽管从某一方面讲它们都是正确的,但它们却不等于世界人生的本身。其实任何哲学任何思想,不论其多么科学地阐释一种事物,都不能说它阐释的样子就等于事物的本身。我们可以无限地接近世界人生的本原状态,但永远不能彻底地揭示它,因为世界是变化的。也就是说作为被儒、释、道哲学思想阐释的世界人生本身就有这三个层面,它们本身是一体的,不是因为有了儒、释、道,世界人生才有了的。具体地说,一个人在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时都要为自己的安身立命寻求一个可靠的物质基础,可以说,人活着的过程就是不断追求自己事业的过程,并且在追求自己事业的过程中也为社会、为族类奉献着自己的力量,这就是一种社会情感和社会责任感。但是人的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人的思想和生活都不止于这么单纯。人在追求自己的事业和为社会、为族类作奉献的过程中总会有挫折,总会有疲劳和厌倦的时候,也总会对世界人生的终极意义和价值进行探寻和思考,这时就有可能对原先的追求和整个世界与人生产生怀疑,进而厌倦世俗而产生归隐之心,甚至会有一种万事皆空的感觉,同时伴随着更高境界的精神追求,以谋求人格的独立与完善。当人达到这个层次时,便接近于对世界与人生的本原状态的领悟。这其实就是马克思揭示的人必须先有物质资料的生活然后才能有艺术、宗教、哲学等精神生活。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考察苏轼时,儒释道三种思想非常典型地在其身上融合一体了。这种融合是苏轼经历坎坷丰富的人生之后对人生本原的透悟,因而他能够做到“竹杖芒鞋”式的洒脱。

三、旷达给苏轼带来的艺术创造力

以上我们用不少的篇幅论述了苏轼的旷达及其背后的精神根源。那么,旷达对于成就他这位享誉千古的文学巨匠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需要弄清楚一个艺术创造的法则,即如何才能有艺术创新。简洁地说,新艺术的创造和新思想的诞生只有还原到原初的生活世界才有可能。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打破世俗的陈旧思想的束缚。所谓思想,是人们对世界认识领会的抽象、提升、概念化和逻辑化。思想一旦脱离原初的生活,成为概念化的语言,被人们掌握之后,便遵循其自身的游戏法则而不断精致化系统化,却不会有新的思想的诞生。[6]所以说新的思想和艺术的产生必须打破现实的概念对世界理性的规约和抽象逻辑化,在原初的生活中达到对世界人生独特的把握。因此要实现创新就不能受到世俗理性教给我们的概念和教条的束缚。古今中外的大艺术家无不有自己对世界人生的独特认知与把握,能够超越世俗理性化、概念化的规约而有自己的体悟感受,对事物有着敏锐的知觉和艺术情思,产生独特的艺术个性,从而使他们的艺术创作翻新出奇、自成一家。他们把这些个人的独特认识用艺术这一形式表现出来,在被理性的规约遮蔽了双眼的常人看来,当然是出奇翻新之作。总而言之,对原初状态的生活、对世界人生本原状态的体悟是艺术创新的活水源头。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苏轼,就能深刻理解他超凡的艺术创造力。

苏轼丰富复杂的人生经历和其对儒、释、道三种哲学思想的融会贯通形成了他旷达的人格,使他对世界人生有了许多独特的把握和认知,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他的艺术创造活动。

首先,对世界人生的独特把握和认知必将他对于常规的突破和新的艺术规范的确立。他强调为文作诗不可“屈折拳曲,以合常规”(《送水师秀才序》),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我们以苏轼开创豪放词和他“以诗为词”打破诗词界限的独特创造作为例证。词从其创立伊始就一直被视为小道,向来有“诗庄词媚”之说,但词到了苏轼手里,面貌便焕然一新了。他用词来表现本来只有诗才可以表现的许多阔大豪放的题材,扩展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创立了豪放一派。像“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江城子·密州出猎》)的意气风发,“会挽弯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同上)的豪情壮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气势恢宏,无不激昂人心,一扫前人词的婉媚之气。苏轼不仅开创了豪放词,而且拓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借用了诗的许多表现方式,“以诗为词”。苏轼以前的词人写词,绝大多数无题序,多用于抒情,极少叙事。苏轼写词时像写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的正文构成一个整体,并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极大地增强了词的表现力和内涵。另外,他这种“以诗为词”的创作方法还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限制,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在书法创作方面也有他独到的见解:“吾虽不善书,知书莫如我。”(《次韵子由论书》)他于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努力创新,在谈到自己的书法创作时他说:“吾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他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在对传统技法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新,从而形成了独特风格,与蔡襄、米芾、黄庭坚一起被称作“宋四家”。

其次,苏轼的旷达还使他对世界与人生有着独特而富有深邃哲理的认识和体悟。在苏轼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发人深思的警言,这些警言无形中增加了苏轼作品的思想浓度和艺术感染力。前引诸篇如“人生如梦”、“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也无风雨也无晴”,以及前后《赤壁赋》中对于人生意义的追寻与体悟都表现了这一点。

苏轼还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景物中悟出新意妙理,写了不少极富理趣色彩的诗句,如《题西林壁》中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泗州僧伽塔》中的“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使日千变”,《琴诗》中的“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这些诗句对于事理体察的入微,无不体现了苏轼过人的理解力和敏锐的洞察力,这与他经历的丰富复杂和思想的通脱旷达是分不开的。

最后,苏轼的通脱旷达还常给他以敏锐的艺术情思。苏轼是古文大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古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面貌。他有极高的表现能力,在他的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再现的客观事物和内心情思,且能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连他自己都说:“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洄洄,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文说》)可见其才思之敏捷,运笔之老练。苏轼学高才博,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也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尤其是他的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如“春畦雨过罗纨绿”(《南园》),“相排竞进头如鼋”(《王维吴道子画》),“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欲知重尽岁,有如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守岁》)等都生动鲜明,脍炙人口;又如《百步洪》中连用七喻描摹洪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妙喻连生,堪为一绝。

参考文献:

[1]苏辙.苏辙散文全集[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306.

[2][3][4]苏轼.苏轼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873,904.

[5]李泽厚.美学三书·美的历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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