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成长的疼痛与颤栗

杨　珺

关键词：女性成长 革命身体观念 集体无意识 身体经验 性别认同

摘 要：周晓枫在新世纪以来的散文中着力表达女性内在的身体经验及其所包含的女性成长的诸多可能性。作为20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作家，她发现了这一代女性在融入了传统女性身体禁忌的革命身体观念的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视身体为精神异己，对身体进行自我省察、自我管制的集体无意识，它导致女性在罪恶感的压力下逃避、厌弃、压抑自己有性别的身体，这种对性别的拒绝带来了女性生命成长中无以言说的疼痛。周晓枫以对女性身体的倾听显示着身体的在场，她不同于诸多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身体写手的重要之处在于，她所叙述的身体是有伦理有尊严的身体，它呈现了女性包含着生命痛感的性别认同过程。

作为20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作家，周晓枫是尖锐的、华丽的、沉着的，同时又是柔软的、质感的、新鲜的，她以对万物生灵的敬畏和对女性成长的关注，在散文写作中开辟出了一条浸润着鲜活体验与异质智慧的先锋性散文的路子。在前期的《它们》《鸟群》《种粒》《斑纹》这一系列散文里，周晓枫以充溢着生命敬畏感的文字，写下了动植物身上那些感动自己并引发自己灵感的东西：“它们的神秘、优美，它们不与我们交流的疼痛”①，表达人类对同为上帝子民的动植物生命的尊重和理解。自2003年以来，周晓枫以《你的身体是个仙境》、《黑童话》、《针尖上的天使》、《幼儿园》、《寒光》、《铅笔》、《琥珀》等散文，“写出女性真实的成长、疲倦、爱和疼感”②，超越女性写作者自恋、唯美和抒情的种种阻碍，超越读者概念化的、抽象的天使样的女性期待，在体验和书写的现场中将女性的成长还原为具体的可能性，以女性经验的真正在场和绝对个人化的探索精神的在场在当代散文发展中独树一帜。这里着力探讨的，是周晓枫对女性成长经验的诗意表达。

精神异己：女性身体的集体无意识

对于20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一代作家而言，作为政治事件的“文革”不过是一个淡淡的影子，风狂雨骤的政治性事件在他们记忆里几乎无所留存，而“文革”时期思想意识层面高度纯化的道德期待对他们的影响更为深远。这种高度纯化的道德期待并非通常意义上的道德完人追求，而是积淀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禁忌意识，道德禁忌意识是人的一种不自觉的自我监视自我管制。在那个狂热的政治化年代，人们一窝蜂地将自己的生命激情宣泄在所谓的革命运动中，革命成了人们唯一合理合法合乎道德的面孔，而那些与人的正常生命愿望相关的东西，如服饰、美食、身体欲望等，都被视为不革命的，不革命的就是违背道德的。在这样的逻辑下，就连属于每个人自己的身体也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一方面，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在这样的表述中，身体是重要的；另一方面，身体，尤其是不革命的身体是要被消灭掉的。身体的革命意识形态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首先表现为性别差异的消失，偌大的中国，一时成了绿、蓝、灰的世界，女性不但在服装颜色、式样上向着男性靠拢，“不爱红装爱武装”，而且极力掩盖自己身体的成长痕迹，以此显示自我的纯洁，与所谓的革命追求相一致。随着“文革”的结束，所谓革命的政治化事件渐次退场，而渗透进日常生活层面的革命身体观念却顽强地延续下来，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别观念相融合，形成了一种对身体进行自我省察、自我管制的女性集体无意识。这种女性的集体无意识一方面要求女性的身体必须是毫无瑕疵的，必须是美的；另一方面，它要求女性的身体必须是毫无欲望的，必须是没有性别诱惑的。本质上，这恰是男性中心文化对于女性的身体期待身体规范：既能满足男性将女性视为单一的观赏客体的心理需要，又可以助其完成家族繁衍的使命而不至于影响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事业。这种女性集体无意识构成一种潜在的规训机制，牢牢钳制着一代女性的身体和思想，带来了一代女性成长过程中无法摆脱的生命痛感。

周晓枫出生于军人家庭，军人更需要绝对的自律，并且会将这种自律观念灌输给子女，这在无形中强化了上述那种自我身体省察、自我身体管制的女性集体无意识。《幼儿园》就写到了一个小女孩对身体的省察和管制。这种省察和管制是从两个方面共同进行的：一方面是极力控制自己的身体及由此产生的欲望；另一方面则是竭力避免在他人面前展示自己的美和感情。就前者而言，“我”从在幼儿园时就刻意锻炼自己控制身体的能力：为自己预设一个吃糖的时间，然后把话梅糖摆在面前却尽力不看它；将其他小朋友的尿床行为视为莫大的耻辱。就后者而言，别的小朋友在与父母分别时鼻涕眼泪揉成一团，“我”却头也不回，并要求父母立即走开；甚至在睡梦中，还有天使来训诫：“展示感情非常不安全，尤其是自己的爱与美。”③正因如此，儿时的“我”，“为了避免受罚，我独自一人的时候也遵守纪律，对自己有所约束”④，外在的来自家庭的教育训罚就这样转化为一种自我监视自我管制。长此以往，“我”的脸上早早有了中年的冷漠，以滴水不漏的隐忍为教养，以对欲望的控制为尊严。

然而，任何生命的成长，首先是身体的成长，身体并不因哪个人的控制就停止它的发育。这是生命自身的逻辑。它构成了女性执行施于女性的身体规范系统内的一种反抗性力量，这种力量既可转化为一种建设性力量引导女性抵达对自身有性别的身体的认同，也可能转化为一种破坏性力量将其带入黑暗的深渊。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了自己这有性别的身体，并且对此满怀迷惑，但遗憾的是没有一个明朗的渠道让这代人有所了解和交流，这带来了两个后果：越发鄙夷自己贱性的肉体和对身体秘密非正常的探究。正如作者在《你的身体是个仙境》中所说：“李椰姐姐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许多成长中的女性共同存在的问题”，在一个视有性别的身体为禁忌的环境中，李椰们只能以放纵的形式完成自己对身体的认识，这是女性成长中的悲剧。更令人遗憾的是，其间如“我”一样的女性，则在道德禁忌的束缚下，更深地走向一种借助于身体管制产生的道德清洁感。“我”不仅躲避其他女性的身体，甚至还要躲避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在“我”这里，已经成了本能的、低贱的存在。在澡堂里，“我惊讶地发现，她的肚子上叠着棕色的花纹。尺蠖一类的虫子行走时，先要收缩身体，这使她的腹部会形成一系列褶皱。这个古怪的阿姨，如果她愿意伸张，我猜她有霎时增长的、令人瞠目的身高”⑤，这种联想使“我”惊慌，“我”害怕这样的肉身，但人的身体却首先是一种肉身的存在。内心对肉身的拒绝和肉身存在的无法回避构成女性成长中的内在冲突，身体由是成为一个小女孩成长过程中不能承受的丑陋。正因如此，若干年后面对辐射古老光辉的千手观音万能的无所不在的手臂，“我”竟然想起蜈蚣。最神圣的和最低贱的就这样纠结在一起，身体的物质性就这样成为女性生命中不愿面对的动物性标志，它戳穿了人类文化中那些堂而皇之的关于身体的精神性描述，使身体恢复它原本就有的有限性、缺陷性存在。女性由此出发，开始从身体的角度“重新审视一切，将历史、艺术和理性都作为身体弃取的动态产物”⑥。

身体罪感：生命无法承受之重

女性在其自然成长的过程中，来自肉体的麻烦持续不断，但这又成为父权中心文化中女性的性别原罪性别禁忌，女性被视为肮脏的、低贱的。对每一个具体的女性而言，她不但要经历身体的痛楚，还要承受精神的重负（歧视）。九岁的时候，一个畸胎瘤让“我”住进了妇科，母亲的叮嘱加剧了“我”的羞耻感，一种与性别相关的疾病因此成为“我”厌弃自身性别的起点，成为一个具体的女性成长中的挥之不去的精神痛楚；15岁时，“我”在因烫伤引发的身体残损焦虑中看到了另一个19岁的少女毫不掩饰的吃喝拉撒和生理周期，肉体的缺乏自控让“我”为她难堪，这一经历强化了“我”关于肉体之于精神清洁的危险性低贱性的认知。在此认识之上，“我”越发厌弃自己的身体：拼命束缚发育中的身体以使自己拥有与男孩一样的平板胸膛，人为地用药物错过经期便觉身轻如燕，将女性的生殖视为动物的泄殖腔，幻想自己有鱼一样无声无息的肉体……最终，与生俱来、相伴而行的肉身成为“我”极力躲避的一种处境，“我的教育与自我教育，逐渐精简为清除自己肉体的过程”⑦。

与这种逃避肉身的心理倾向同时发生的，还有对女性作为一个性别在其成长过程中受伤性境遇的认知。《你的身体是个仙境》中记下了“我”和若叶在少年时期遭受的来自男孩的伤害。同桌男孩在“我”的铅笔盒里放了一条硕大的豆虫，当“我”在课堂上打开铅笔盒时被吓得无声地哭泣，而同桌又几次用圆规扎“我”的腿，课间时还将虫子压碎在“我”的铅笔盒里。若叶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女孩子，一次，一个男生乘她不备，将一条泥鳅放进她的衣领，她被吓坏了，从此成为一个时常犯病的癔病患者。作者并未苛责小男孩的恶作剧，却早早体验了拟态的两性战争。置身于这种不可避免的拟态两性战争，女性最初体味到的是混合着孤独无助和不自觉的服从的恐惧。《寒光》所写的，就是女性成长中遭遇的对暴力的恐惧和服从。集暴力与无知于一身的小混混二嘎试图以一种征服性的追逐实现自己的所谓恋爱：歪歪斜斜的情书、无所不在的监控、威胁性的自杀……陷于对暴力的深切恐惧中的“我”，一方面在孤独绝望之外，“产生对自身的怀疑和不洁感”；另一方面却同样恐惧地发现自己在反抗之下竟也有朦胧的欲念，这更“让我感到羞耻与绝望”。在这场专制之下的所谓恋爱中，两性之间的权力分配隐隐约约开始浮现，分配的依据即是暴力的拥有与否。《铅笔》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一个14岁的女孩子身体的觉醒与自省。“我”不喜欢自己铅笔样细高的身体，是彭叔叔的赞扬让“我”发现自己的修长挺拔。一次在彭叔叔家的晚餐经历，既让“我”隐约感到身体的情欲，也让“我”对身体产生极大的不洁感和仇恨。如何面对身体的自然成长、自然欲望和身体的道德期待、道德塑造之间的冲突？这已成为周晓枫散文中的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她探讨了女性身体、女性成长的多种可能性，却始终无法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本质上，这是身体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冲突。问题在于已有的父权中心文化是一种等级型文化压抑型文化，它人为地规定了男女之间的身体秩序和精神之于肉身的优先性，这在相当程度上使女性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纳入到无欲屈从的位次中不得僭越。但身体是会成长有感觉的身体，女性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自己的身体，从而就有了伴随身体成长出现的诸多生活可能性：李椰姐姐的黑暗探索（《你的身体是个仙境》）、小凤的肉体沉溺（《你的身体是个仙境》）、小旗的青春放纵（《某年春》）、“我”的充满欲望的隐忍……每一种可能性都是一重困境，女性生命的怕与痛皆由此产生。

与受伤性境遇的频频遭遇使得“我”试图躲避一切与身体相关的人际交往，这种躲避的极端就是试图在两性之间建立一种超越肉体的爱情关系。初恋中的“我”，以沉默保障着肉体之间的距离，以此维持对纯洁的坚守，尽管“其实我明白，自己的纯洁更像胆怯，是缺少发育的，近于死婴的纯洁”⑧。有一位交往数载的故交，我们相互欣赏，双方都被改造成了中性。“我”为这水净沙明的情谊自喜时，朋友却试图改良友谊的土壤。当朋友的爱的表达遭到否决时，他试图以强力征服。面对强力，“我”被突如其来的仇恨席卷，开始用指甲捍卫着“平日为我厌弃的肉体”。这种捍卫的结果是我们“保持了对彼此肉体的忽视，才使友谊重回正轨”。然而，这是一种“抽象得失真的友谊，如同衣服架子撑占起的空间，早晚，会被一具真实的肉体所占据”⑨。这样的友谊或曰爱情显然无法持续，毕竟，爱情首先是两个不同性别的人之间的交往，试图超越身体的爱情通常是难以实现的，因为谁都无法越出身体这一生存的边界。文中“我”的探索反而从另一侧面证明了身体，尤其是有性别的身体之于女性生存的限定。尽管如此，“我”在其中表现出的矛盾与决绝无意中成为女性拒绝自身性别的鲜活个案。

回到身体：认同自己的性别

是什么使女性如此厌弃自己的身体，甚至在爱情中？这既与传统父权文化的女性身体禁忌身体歧视有关，更与两性关系中男性相对女性无可置疑的统治性地位有关。周晓枫的新作《琥珀》探讨的正是两性关系中男女的权力分配问题。文本的叙述起于博物馆中的恐龙描写，以此“暗喻性的古老与神秘，它的动物性与神力”⑩。大鲸是一个古生物学者，“我”（小猫）喜欢听他讲早年的历险。在我们的谈话中，大鲸“像个能召唤古老幽灵的巫师，具有慑服我的力量”，“他像御浪而行的鲸王，在辽阔的剧烈晃动的海面，巡视着他最为稳定的疆土”{11}；而我，“不过是一条海豚……但我只是看似伶俐，能从事低等的娱乐项目，和内心笃定的大鲸相比，我更像一个略有智商的宠物”{12}。这样的相处感觉折射出的恰是女性在男性面前的被动心态，只不过，叙述者对于这种交往的不平等有所意识。大鲸与小猫的命名是这种意识的具体化，在这一组对应性命名中，大与小、强与弱、理性与感性、统治与被统治的区分昭然若揭。富于雄辩力和控制力的大鲸在“我”无所防备时开始了性的侵略，被侵略后的“我”感到由衷的耻辱，这种道德耻辱感折磨着“我”，“我觉得自己全身都埋着脏秘密，烂掉的地方开不出一条花”，崩开的内衣带子像一条挑衅的小鞭子，随时提醒“我”的耻辱。甚至，连夜空中的星星也成为目睹“我”的耻辱的天使，耻辱感危险放达压迫着“我”的神经。不堪重负，即使在梦中，逃脱罪恶感的愿望仍追随着“我”，“数次从睡梦中醒来，我发现自己总保持着母腹里的胎儿姿势：弯着腰，头离并拢的膝盖很近，好像需要被黑暗的子宫再次收容”{13}。这种耻辱感的极端是肉体上的道德性痒痛，精神的阴影转化为肉体的焦灼，既是自我惩罚的结果，又是身体作为人的边界的具体表现。大鲸在他的暴力行为之后，解释自己的行为是要改变“我”在两性关系上的防御性姿态，改变“我”对性与爱的错误认识。在他雄辩的毫无破绽的解释中，他将一件两个人之间的肉体事件演变为一种角智角力的竞赛，巨大的征服欲使他将自己安放在身体启蒙者精神启蒙者的位置上。正是这一发现让作者开始思考性行为中男女的权力分配，即使是“一桩铁定的强奸案中，那个毫无责任的女性受害者似乎也在承担着部分后果”，而女友在一次偶然的肉体强暴之后，甚或自取其辱地讨好那个当事者，让男性感觉到心理施虐的快感。思考得出的结论是令人心惊的，所幸的是，“我”尽管作为身体的受伤者，“像个乌龟以受伤者的姿态缓缓爬行……优势感强烈的兔子，你将终生不会追上我”{14}。

这是女性在洞悉了男女权力分配后的觉醒和反抗，也是在这一身体事件后，“我”不再抱怨，不再纵容自己的软弱，“无论是爱，还是仇恨，无论是灾难，还是耻于言及的伤害，都需要我们艰难地去独自吞咽”⑤。

正因为女性身体所面对的受伤害境遇和不公正的权力分配，“我”陷入病态的柏拉图式爱情的想象中，妄图建构一种没有身体的爱情，直至陷入灵与肉的分裂之中，试图以抽象的哲学世界来拒斥鲜活实在的身体存在。但身体作为人在世的一种确证，作为自我的边界，终究是无法逾越的，因此，“很多年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协调不了两者的关系，无论怎样完善灵魂，我还是不能把肉体当做盛纳的花瓶”。直到“我”目睹了另一个女人的妇科手术和她的丈夫对于她身体的热爱与赞美，也许，彻悟就在这一刻发生：身体不是罪恶，欲望也不是爱的斑点和霉质，女人的成长既是心智的成长也是身体的成长。锐利细腻的笔触，就这样伸进女性成长的经经纬纬，袒露出其中那无法用单一的道德标准批判的细枝末节，而生命的成长，正是由这样的细枝末节构成的。“我”对身体由拒斥而认同、由躲避而面对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女性对自身性别由拒绝而认同的过程。就像周晓枫在另一篇文章中说的：“女人的成熟过程经历着对肉体的排斥、对峙、仲裁和享受的过程，其实也是重获自由和解放的自我救赎。”坦然面对身体和与身体相关的事件、观念，正是女性主体意识趋于稳健的表征。从文学本身而言，无数个人的身体构成了社会的肉体，身体的在场意味着作者能够倾听身体的声音，“一个作家，如果真的像热爱自己的母亲一样热爱自己的身体，热爱身体对世界的卷入，并寻找到身体、语言和世界之间的秘密通道，那文学为他（她）打开的一定会是一个崭新而巧妙的境界”{16}，周晓枫正是以对女性身体的倾听显示着身体的在场，以对着当下的生活发言。在此意义上，周晓枫是中国女性写作中走得最远也最稳健的一个。她之不同于诸多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身体写手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她所叙述的身体，是始终牵着灵魂的衣角的身体，是有伦理有尊严的身体，她之所以成为女性生命无法摆脱的重负是因为她始终在期待“与灵魂仅仅一次的、不容错过的相逢”{17}。

尽管作者在洞悉了身体的有限性无法回避性和性行为中男女权力分配之后一点点走向澄明，但作者仍有疑惑，《琥珀》第13节所表达的，正是这一困惑：不合理的生存现实总让女性孤独胆怯，男性寂寞骄傲，两者之间是不是已经永远丧失了某种合适的沟通方式和对等的呼应能力？男女两性是否会因此而被永远隔离在各自的一方空间？这同样是女性成长中无法消弭的痛楚。

在周晓枫看来，“字词不可能完全复述现实，所以，写作就是对生活的修补、篡改和虚构，再追求真实的写作也属于抄袭生活的赝品”{18}。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绝对地复现生活，将所谓真实视为散文与小说、戏剧的界限是与写作本身的回忆性相悖的，因为写作对生活的修补必然需要想象性的虚构。这一观念也许不乏偏颇，但它确实道出了中国散文发展中的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为真实而真实，结果走向一种公共的真实，散文成了化装的个人赞美诗，而本应作为散文本质的个人体验的真实和想象的真实，则渐渐遗失了。基于这样一种散文观念，周晓枫试图借助虚构对被父权文化放逐、遮蔽的女性身体经验及与此相关的心理经验的诸多可能性进行想象性认识和把握，通过语言呈现女性生命破损的真相，建构一种不乏瑕疵但生动质感的女性身体文化。在当前文坛忽而一窝蜂涌向语焉不详的身体，忽而又同仇敌忾地指责身体的背景下，在不少人都将身体写作当作肉欲写作的偏见中，周晓枫执拗地坚持“做个聋孩子”，在由此获得的“绝对的寂静，完美的寂静”中虔敬地倾听身体的声音，探询身体作为个人的边界的诸多可能性，将散文一点点推进到每一个人的生命肌理中。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杨 珺，文学博士，南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研究。

① 周晓枫：《芭蕾足尖上的写作》，《你的身体是个仙境》，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页。

② 周晓枫：《来自美术的暗示》，同上，第268页。

③④⑤ 周晓枫：《幼儿园》，《你的身体是个仙境》，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第34页，第25页。

⑥ 汪民安、陈永国编：《尼采的幽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93页。

⑦ 周晓枫：《你的身体是个仙境》，《你的身体是个仙境》，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⑧⑨{11}{12}{13}{14}{15} 周晓枫：《琥珀》，《人民文学》，2007年第5期。

⑩ 周晓枫:《我始终承认自己是个不可救药的修辞爱好者》。

{16} 谢有顺：《文学身体学》，见汪民安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页。

{17}{18}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