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社会的晴雨表

何满子

我是社会的晴雨表。只是我的遭遇稍稍具有典型色彩，晴雨表上水银柱的气压升降刻度指示得格外醒目而已。

解放初期我在高校教书，既不是官，也和金钱事务无涉，因此，“三反”、“五反”这类运动同我沾不上边。接着，文化领域里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以俞平伯为靶心的《红楼梦》研究，气压也颇低得窒人；幸亏那时还没有逼得人人必须表态的规矩，上钩不上钩取决于我自己，我这支晴雨表暂时还没受到干扰。自此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前的历次运动，我都恭逢其盛，无役不预。我的生涯中的重大折腾都精确地反映了社会的气压变化，简直是如响斯应，十分灵验。

下面是我的履历表反映的社会气压表：

1955年，天才的组织家把我组织进“胡风反革命集团”。我被逮捕入狱，关了一年零五个月，糊糊涂涂地进去又被糊糊涂涂地释放。

1957年，我被“扩大化”为“右派分子”。以后在处理时，因有“胡风案”的“前科”，不能按处理“右派”的六条办法来，由法院判处机关管制三年，管制期间剥夺公民权，相应开除公职。

1958年，大跃进，我被遣发至宁夏自治区，以拉板车为业。

1960年，因“彭德怀右倾反党”运动的蔓延，宁夏展开“双反”运动，我被遣送劳改农场服苦役。其间被处理为“劳动教养”，押送到三处劳教农场，均以“不堪劳动”被退票，仍回原地服苦役。

1961年，服苦役时我在劳动现场休克，假死数小时，被送到医院急救。此时，“大跃进”已掩盖不住全国浮肿的“大跃退”，气压稍有回升，开始了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我被解除劳教，管制期也已届满，我请假回上海治病。在此一年间，微升的气压略呈稳定，我几乎有了调回上海工作的可能性。

1962年，气压陡降，发布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律令，人事、户口冻结。次年我不得不再回宁夏，因为“人在单位中”，倘若花名册上没有列名是没有生路的。

1964年，宁夏拒绝接收我这“废物”，不知哪来的一线机缘，我被调回上海，在愈来愈低的气压下苟延残喘了两年。

1966年，黑云压城，十年动乱开始。我被红卫兵定为“胡风分子，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嫌疑分子”(后一条是属于很文明的“无罪推定”)三项罪名，押送回原籍交当地贫下中农监督改造。一呆就是十二年，正如我当时效黄景仁《绮怀》的一首自嘲打油诗中的一联所说：“烧尽诗书归大火，丢光文化出中年。”

1978年，拨乱反正。我被宣布摘去“右派”帽子，旋即召回上海，重操旧业。接着又改正“右派”的错划，“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也彻底平反，我的生命从六十岁开始。

八十年代以来的二十年中，总体说来还称得上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痛韶华之浪掷，恨追挽已无方。二十年来不敢懈怠，贡献微薄，平均每年以一又四分之一本的频率出书。即使所发的尽是些谬论，至少也为盛世的文化市场添了些微热闹。除了感叹自己本事实在不济之外，自顾也还对得起自己和世界了。

以上扼要开列的我五十年来生涯的流水账，庶几能反映社会的风雨阴晴。那些年头里窒息人的气压和那个十年的狂飚暴雨，身处其中是十分难堪的。经过一番死去活来，终于盼到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顺顺当当地活了二十来年，真该心平知足了。

五十年中前一半的日子是难过的，但不幸中也有可庆幸之处。因为我在1955年知识分子最早的一起大灾难中就沦陷了，所以在以后风谲云诡的年代中免除了一场场严峻的考验。我的贱民身份使我无须掺和到人群中去表演、作秀，做出事后令人作呕的失态、丢格的丑事来。在那种低气压的年月里，能洁身自持者不多，没有创造性的表演已算很不错了。对每个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我因为早沦为贱民而逃脱了考验，这不是很该庆幸的么?不能行善，也免作恶，伟人说“坏事变成好事”，信然信然。

【原载1999年10月17日《南方

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