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是如何出笼的

金一南

若说中国与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最难说清的话，恐怕就是日本。

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给日本人以如此巨大的影响。

从汉字到围棋，从《论语》到《法华经》，日本人几乎一成不变地从中国学去了这些文化精髓。

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给中国人如此巨大的伤害。

自甲午战争始。哪一次针对中国的战争，都少不了日本；哪一个帝国主义杀人。都不像日本人那样在南京屠城。

中日两国。说不清的关系，说不清的恩怨。皆用这四个字代过：一衣带水。

因为一表带水，联系方便，影响也方便：

因为一表带水，掠夺方便，侵略也方便。

日本原本也是被侵略者。而且对被侵略、被掠夺一直比中国有着更多的耽心。1837年幕府统治者德川齐昭发出预言：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中国太大，朝鲜和琉球叉太小。对大不列颠的炮舰来说，日本恰好不大不小。

他比中国的道光皇帝先预感到危机。

三年以后危机来了。却首先来到躺在床上抽鸦片的中国。

既使如此，鸦片战争的冲击对日本也极大。许多人以鸦片战争为题著书立说，论述西方对东方的野心，慨叹清政府的失败，警告德川幕府如果不速筹对策，必重蹈中国复辙。

中日从此分道扬镳。

日本的国民教师

在中日分道扬镳进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日本人，并不是明治天皇，也不是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所谓“维新三杰”，甚至不是伊藤博文这样的日本近代政治制度设计者，而是一个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日本国民的教师”，其头像至今印在1万日元纸币上以接受日本人最高致意的思想家，叫作福泽谕吉。

1872年，福泽谕吉在日本首先提出“天生的人一律平等”，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无异于平地惊雷，奠定其启蒙思想家的地位；1875年福泽发表《文明论概略》，提出：只要以文明发展为目标，不论是什么样的政体，都应当受民众欢迎；不论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应当为社会所接受。从这里开始，福泽的思想发生转向了，这种思想最终演变为日本的“战争合理论”。

今天没有一个日本人认为福泽的思想与日本后来奉行的法西斯主义有什么联系。但其中包含的“侵略战争正义”观点、弱肉强食观点，皆成为了后来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源头。

日本统治者很快从福泽的理论中尝到了甜头。

首先是肢解琉球

1875年，即福泽发表《文明论概略》那一年，日本派兵入侵琉球，命令琉球不再使用清王朝年号而使用日本明治年号，不再向清政府人贡。当时日本只有陆军常备军3万余人，海军4000人，军舰15艘，且多破损不能出海，本无力与清王朝全面抗衡。但当时清政府依靠以情理交涉的那套老路，被日本摸清了懦弱本性。

1878年4月，日本政府废琉球为郡县。

1879年，日本派出军队和警察进驻琉球，将王室强行迁移到东京。为了让当地人彻底忘记“中山国”这个称号，日本政府将地名改为Okinawa(冲绳)。琉球国就这样变成了日本的冲绳县。

肢解完琉球后，便直接向中国开刀。

1894年的甲午战争，使日本收获巨大：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款2亿两白银。

这就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甲午战争后中国士大夫阶层痛定思痛，终于认识到不是器不如人，而是制不如人。

明治维新导致了日本的甲午获胜。甲午战败推动了中国的戊戍变法。戊戍变法很快就失败了，但是向日本学习从此成为趋势，一发而不可收：

第一批是保皇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第二批是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

第三批则是未来的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彭湃、周恩来、王若飞等人。

面临着与中国同样的命运

“勿峙内洋多礁砂，支那倾复是前车。

浙江一带惟流水。巨舰口来欧罗巴。”

日本还在不断地向中国学习。这回学到的是危机。

日本的危机也紧随中国之后，很快到来了。

1853年7月8日，美国的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率4艘军舰：萨斯克哈那号、密西西比号、普利茅斯号和萨拉托加号，打开日本国门。1854年，美国强迫日本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函馆为对美通商口岸。

随后，俄国强迫日本签订《下田条约》，荷兰强迫日本签署《和亲条约》

这些条约不仅夺得了日本的租界和领事裁判权，而且剥夺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取得在日本的驻兵权。

真正使日本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个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另一个是中国的魏源。

这一时期，林则徐交待魏源写的《海国图志》、《圣武记》、《瀛环志略》，在中国没有引起太大反响，鸦片战争后传到日本，却引起了强烈震动。这是日本统治者和知识界首先接触到的洋学知识。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中国。

合上魏源的书本睁开眼睛看世界之时，对岸正火焰熊熊——大清王朝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危机四伏的日本也必须做出选择——怎样避免中国的覆辙。

于是有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

就在明治维新之前6年——1862年，中国已经开始悄悄发生一场洋务运动。明治维新既受中国危机及魏源思想的启示，也被日本本身的危机所推动，还多多少少带有一点效仿中国洋务运动的意思。中国的洋务运动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个著名人物作为代表。

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有所谓“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中国的洋务运动核心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谋求最终摆脱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

日本的明治维新提出“尊王攘夷”，也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驱逐外国侵略势力。

但中国的洋务运动最终败给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美国学者玛丽·K·赖特夫人评价当时中国与日本的改革时说：洋务运动“既不是政变，不是革命，也不是一个新的时代，只不过是依仗全体士大夫的能力与努力，使历史上难以避免的没落过程留下的一个小阳春”；是企图重新建立“中国保守主义的立足点”。

就是这场激进的改革，使日本最终走上了战争扩张的道路。

中日从此分道扬镳。

中日为何分道扬镳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东方先进思想学说的集散地。毛泽东说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西方毕竟离中国太远，一衣带水的日本却很近。于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中国人，便如周恩来所说：“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东渡日本学习新思想。

正因如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从日本传人中国。

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上海接见以野间宏为团

长的日本文学代表团。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本比中国早，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得到手的，是从日本的书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毛泽东说出了一个实情。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从日本传人中国的。大革命时期响彻中国的“劳工神圣”和“团结就是力量”等口号，也是日本革命者片山潜、高野房太郎等人1897年从美国带回来的。

也正是这些因素，使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最初对日本革命的期望，要远远大于对中国革命的期望。1922年1月25日，《真理报》刊载季诺维也夫在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称“日本是远东的钥匙”，“没有日本革命，远东的经济革命都是小杯里的小风暴”；认为在日本发生的革命，将会左右在中国乃至在整个远东发生的革命。但是向先进的中国人提供了先进思想武器的日本，却没有走上如中国一样的革命道路。

1901年，片山潜、幸德秋水、河上清等人发起组织了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一一“社会民主党”；宣言中提出“彻底废除阶级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劳动问题”。

在日本政府镇压之下，该党只存在了一天。

1908年，日本政府捏造了个企图谋杀天皇的“大逆事件”，数百名社会主义者被捕，幸德秋水等24人被判处死刑。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之后，在第三国际帮助下，日本终于成立了共产党，但发展艰难。

虽然片山潜等日本革命者与俄国革命先驱普列汉诺夫1904年就在荷兰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建立了联系，但日本革命除了理论探讨，一直不能进入实施阶段。因为日本已经为另外一种主义聚集了足够的能量：法西斯主义。

毛泽东1928年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却没有任何日本人或共产国际的任何革命者写一篇《日本的红色政权为什么不能够存在》。进而再写一篇：《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够在日本存在并疯狂发展》。清水加饭团。

酿成法西斯

看到马克思日复一日地出入大英图书馆、李大钊本人就是图书馆主任、毛泽东也曾在图书馆工作，有人便说：革命起于图书馆。

法西斯也起于图书馆。

1904年日俄战争正酣之际，一个21岁的日本青年天天来到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殚精竭虑地苦读。两年之后，他的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写成，自费出版。

他就是日本法西斯理论之鼻祖北一辉。

其本意是通过天皇的“政治”来完成“社会主义大革命”，但他倾注心血之作吓坏了日本内阁。虽然自费出版，也被政府禁止发行。

此时的北一辉崇尚民权革命，还不是法西斯主义者。面对禁锢得连书都不能出的日本，他转而为中国革命奔走：支持孙中山，结交宋教仁、张继，而且一听到辛亥革命爆发消息，便立即前往中国，甚至写了一本《中国革命外史》；并且在中国把他的名字由辉次郎改为了北一辉。

五·四运动冲垮了曾立志为中国革命效力的北一辉。他把这一运动看作是排日运动，“眼前所见之排日运动前列并宣传鼓动与指挥者，皆为十年间同生共死有刎颈之交的同志”，他为此绝食。抗议不成，便决心离开中国，“告别十余年间参与的中国革命的生活，返回日本。我看到，这十余年间特别加速腐败堕落的我国，若继续这样下去而不加过问，则无论是对世界政策，还是对华政策或国内政策，都显然要濒于毁灭”。他的结论是“让日本之魂从底层翻腾起来，来担当日本自身的革命吧。”

后来有人说北一辉的理论好像在日本的旧米酒瓶中灌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酒，其实说反了。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酒瓶中灌进了日本的旧米酒。他说：“如马克思，虽生于德国，然而系无国家而只有社会之犹太人，故其主义虽首先并非筑基于国家而是筑基于社会之上，但若我日本作为社会组织而有所求时，则惟见国家”；所以“社会主义于日本即成国家主义”。

他的服务对像不是具体的哪一个阶级，而是抽像的国家。于是他的国家主义与西方未曾谋面的伙伴一样，很快变成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

一首日本民谣催生了一个政党内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后的1919年，是世界法西斯运动收获颇丰的一年。

该年5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组织“战斗的法西斯”；该年9月，希特勒在德国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同是9月，北一辉在上海完成《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当俄国革命刚刚成功、德国革命正在进行、中国革命行将开始之时，法西斯主义也不约而同，在西方与东方同时呱呱坠地了。

法西斯主义若要生根，必须凭借危机。

日本正因出兵西伯利亚和“米骚动”面临空前之危机。

贫困，日本人才伟大，他们又能忍耐；物价无止境地上涨也罢，喝喝开水稀粥照样活。

啊!逍遥自在呀!

吃南京米又挨南京虫咬，住在猪圈般的房子里；

尽管选举权也没有，说是日本国民也自豪。

啊!逍遥自在呀!

膨胀，膨胀，国力膨胀，资本家的横暴膨胀；俺老婆的肚子膨胀，贫困也更加膨胀。

啊!逍遥自在呀!

这是一首1918年在日本流行的民谣。

南京米即中国运去的米。南京虫即臭虫。这首民谣传唱很广，是此时期日本两极分化、官僚腐败的真实写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政府以解救各国战俘和收回协约国战争物资为借口，出兵干涉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此事大大激发了日本的野心，大正天皇和内阁已经在讨论将东西伯利亚并入日本的可能性了。

结果事与愿违。刚刚出兵西伯利亚，国内就发生了“米骚动”，波及32县，70万人加入，日本政府大受震动。害怕日本也出现俄国推翻罗曼诺夫王朝式的革命，天皇和历来反对政党内阁的重臣，都不得不同意政党组阁。

于是日本最早的政党内阁一一政友会的原敬内阁产生。政党内阁在日本，一开始就是个减压阀和维持会。政党政治从开始在日本就是个门面。门面也维持不住。第一届内阁首相就死于非命。

一把五金店的短刀结束了日本刚想冒头的民主政治

原敬是平民出身，想结束藩阀政治，搞西方式民主，他的国家却根本不给他这样的机会。1921年11月4日，原敬在东京车站被中冈艮一刺杀。凶手是铁路雇员，19岁，自称为抗议寻欢作乐的松弛风气和日益蔓延的西方化潮流。凶器是在车站附近五金商店买的白鞘短刀。

一把五金店的短刀，便结束了日本刚想冒头的民主政治。

自此，日本政治便有了“暗杀政治”之称。北一辉的国家主义派上了大用场：每一次暗杀都出自“爱国至诚”。热衷于“脱亚入欧”学西方的日本人忘掉了英国文学家塞缪尔那句话：爱国心在不少场合，是被流氓当作隐身衣来使用的。

原敬首相被刺前一周，德国莱

茵河上游的黑森林贵族城堡区，一个叫巴登巴登的矿泉疗养地举行了一个秘密聚会。三个军衔皆为少佐的日本驻外武官聚集在一起，议论上司，议论国家，目的与7天后将行动的中冈艮一类似：结束国内的腐败。

这三人是——永田铁山、小烟敏四郎、冈村宁次——在东京陆军小学彼此就是好朋友。

后来这三人又一起考进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在以训练严酷著称的日本军校中，永田铁山的毕业成绩是士官学校第四名、陆军大学第二名；小烟敏四郎的成绩为士官学校第五名，陆军大学第一名；冈村宁次则为士官学校第六名，在陆军大学则因成绩优异接受过大正天皇颁奖。

这三人皆是陆军中的骄子一后来被称为“三羽乌”——日语“三只乌鸦”之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何一本研究日本军事史的著作，都要提到这三个人的名字。

这三个人成为了日本昭和军阀集团的像征。

三人在热腾腾的蒸气中闷了半天，仅想出两条：

第一，从陆军——长州藩的栖身之处打开一个缺口。

第二，走法国的路线以恢复国力。

别的就记不起来还有些什么了。

作为行动纲领来说，这两条确实有点不伦不类。

这两条不伦不类的纲领由谁来实施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三羽鸟”中的幸存者冈村宁次有过这样的回忆：“有一本《昭和军阀兴亡史》的书，提到了大正10年(1921年)我和永田铁山、小烟敏四郎在德国南部城市巴登巴登点燃了革命烽火。其实，这么说太夸张了。当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满洲等其他国家的事，只是讨论了日本陆军的革新问题。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很认真的。所说的革新，其包括的内容是：第一，当时陆军人事有派系，长州派垄断军队人事安排的做法必须打破；第二，因为日本陆军独立实施统帅权，而使军政、军民关系疏远，这一定要扭转。当时，我们3个人下定决心要改变日本军队这些不正常的东西。因为我们到欧洲后，看到了这些国家的军事状况，认为不这样干不行。那时我们3人都是少佐，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巴登巴登聚会内容浅薄。但在日本近代史所视甚高，全在会议的三个参加者和他们拟就的11人名单。11人都成为后来日本军界的重要人物。

永田铁山被刺前是日本陆军军务局长，裕仁天皇直到最后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时刻，还在地下室里挂着他的遗像。

小烟敏四郎为陆军大学校长；冈村宁次为侵华日军总司令；东条英机为日本头号战犯，战时内阁首相；梅津美治郎后来成为日军参谋总长；山下奉文任驻菲律宾日军司令，率军横扫东南亚，被称为“马来之虎”；中村小太郎任过陆相；松井石根为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南京大屠杀要犯；中岛今朝吾任第十六师团长，南京大屠杀中最残无人道的刽子手；下村定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接任陆相；矶谷廉介是后来与中国军队在台儿庄血战的日军第十师团师团长。

这11人是日本赖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昭和军阀集团核心骨干。

巴登巴登聚会之1921年10月27日这天，被视为昭和军阀诞生的第一天。

当被称为“三羽乌”的三只乌鸦从巴登巴登腾空离去之时，他们那张开的黑色翅膀，将给东方带去巨大的灾难。

一个大学寮出笼了一批法西斯

三个未入日本陆军主流的青年军官为何能量如此巨大?一伙驻外武官如何能够组成一个庞大的令全世界毛骨悚然的军阀集团?这既与日本历史相关，又与日本皇室相联。

日本自从1549年织田信长上台至1945年东条英机自杀，近400年的政治，实质就是军阀政治。完成近代日本统一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三位重要人物，皆是拥兵自重的军阀。昭和时代的田中义一、荒木贞夫、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也如此。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日本军阀政治中出现一种独特的低级军官通过暴力手段左右高层政治所谓“下克上”现像，更与日本皇室紧紧相联。

1919年，日本大正天皇因脑血栓不能亲政，权力落到皇太子裕仁和宫庭皇族手中。1921年3月裕仁出访欧洲。不经意做的两件事对后来影响巨大。一是皇室长辈、明治天皇的女婿东久迩宫带领一大批日本驻欧武官和观察员前来晋谒，裕仁特意为这批少壮军官举行了宴会；一是在法国，裕仁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微服出游中，亲手购买了一尊拿破仑半身像。

晋谒裕仁的驻欧武官和观察员，后来基本都上了巴登巴登11人名单；拿破仑半身像则一直放在裕仁书房，一遍又一遍加深着裕仁对武力征服的印像。

裕仁刚刚回国，由东久迩宫负责联系的驻欧青年军官集团首领“三羽乌”便举行了巴登巴登聚会。还未上台的裕仁已获得这伙少壮军官的鼎力支持。

这是一伙不缺乏野心和献身精神、只缺乏思想的青年军官。他们没有谁能像北一辉那样，对国家未来做出框架设计。要为他们补上这一课。裕仁选中了大川周明。

裕仁不喜欢北一辉。北一辉在上海用清水饭团泡制出来的激进思想，甚至要求把皇室拥有的财产也交给国家。但裕仁的弟弟秩父宫却对北一辉兴趣极大。他在北一辉身上看到了巴登巴登11人集团正在寻找的思想。

裕仁自1921年11月代替患病的大正天皇摄政后，办的第一件紧要事，便是把以巴登巴登集团为基础的“为理想献身的年轻人”，集中到皇宫东面围有城墙和壕沟的幽静的宫廷气象台，听大川周明讲课。

至此，1922年1月开张的“大学寮”，实际成为日本皇室培养法西斯军官的教导中心。日本后来企图征服世界的那些庞大计划的草图，几乎都是在这里提出最初构想的。

救国与革命，是20世纪最激动人心、最具号召力的口号。在这个口号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初期，一伙优秀的中国青年聚集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聚集在广州加入黄埔军校。另一伙不能不说“优秀”的日本青年却聚集在东京皇宫，完成了钦定的法西斯思想改造。

1920年7月，《战争呼声》杂志发表过大川周明等人的“集体信条”：

“日本人民必须成为解放人类的旋风的中心。日本民族注定要完成世界的革命化。这一理想的实现以及对日本的军事改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产品。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是不仅仅以日本的革命或改革而告终的，但我们必须满意地首先进行我国的改革，因为我们对日本解放全世界的使命抱有信心。”

打着“革命”与“解放”的旗号，一头法西斯怪物在世界的东方出笼了。

第一个目标便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