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年来对外开放、创办“三资”企业反思研究报告(下)

2009-08-17 03:34孙学文
探索 2009年3期
关键词:三资外商工业

孙学文

摘要: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且很多主导权已为外商控制。外商企业还控制了中国诸多产业及其产品市场,并招致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别的迅速扩大。外商企业在华享受“超国民待遇”,其中不少企业重现了资本原始积累剥削的残酷性。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科学发展的战略高度,及时地总结经验教训。

关键词:对外开放;三资企业;超国民待遇;产业控制;市场占领;地区差距;资本原始积累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子:1007—5194(2009)03—0171—06

七、外商企业对中国主要产业和市场的控制日趋严重

玻璃行业,五大龙头企业到1995年已全部与外商合资,进而被兼并或控股。啤酒行业,有大中型企业60多家,但在上个世纪末就只剩下“青岛”和“燕京”两个民族品牌,其余全部与外商合资后被兼并,但到2006年,包括“青岛”和“燕京”在内,也与外商合资了。电梯行业,中国最大的五家电梯厂均被美国“奥的斯”、日本“三菱”和瑞士“迅达”三家大公司控股,主导产品均为外国品牌,其年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0%以上。化妆品,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洗衣粉行业,包括北京的“熊猫”、广州的“菊花”、四川的“双猫”及“沙市日化”等全国八大年产8万吨以上的洗衣粉生产厂家都先后被美国的“宝洁”、德国的“汉高”、英国的“利华”、日本的“花王”等四大国际民用洗涤剂公司收购,这些企业原有的品牌全部消失,代之而来的是“奥妙”、“碧浪”、“汰渍”等外国品牌。美国“宝洁”公司在华办了10家分公司,除上海沙宣是合资企业外,其余9家是独资公司。饮料行业,包括北京的“北冰洋”、沈阳的“八王寺”、广州的“亚洲”和“强力”、武汉的“大桥”、天津的“山海关”和四川新兴起的“天府可乐”等全国七大著名饮料,被美国的“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先后收购,叫“水淹七军”。无菌饮料软包装行业,瑞典利乐已在华建立800多条罐装机生产线,控制了95%以上软包装市场。胶卷行业,到2003年10月包括“乐凯”在内的七家感光材料厂全部被美国“柯达”公司仅用13亿美元就全部收购完毕。香肠业,全国最著名的食品“双汇”香肠公司已于2006年4月29日和5月6日被由美国高盛公司控股(占51%)的香港罗特克斯公司全额收购。炊具业,法国SEB公司于2006年8月14日收购了国内家用炊具龙头企业——“苏泊尔”公司61%的股权。电池行业,“南孚”碱性电池的产销量1999年列世界第5位,增速列第一,被摩根斯坦利收购并拥有72%的股权,后者又转手以1亿美元的价格转让给南孚的老对手美国吉利公司。南孚被吉利控股后,被迫退出海外市场,以避免在海外与吉利发生冲突,如今南孚有一半以上生产线闲置。医药行业,全国14家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包括“哈药”、“华北制药”在内有13家被外商控股。比较有名气的是陕西与比利时合资的“西安杨森”(外方占股52%)、“中美天津史克”(外方占股55%)和“重庆华瑞”(外方占股88%)等12家大型医药企业。灯泡行业,上海、广州几家国有骨干厂分别与荷兰飞利浦、美国通用电器、德国奥斯兰等跨国公司合资,外方占股60%。橡胶行业,全国骨干厂几乎都与外商合资,而且被外商控股。轮胎行业,全国59家定点企业中10家最大的骨干厂被外商控股。2000年两家中外最大的轮胎公司——上海轮胎公司和法国米其林公司组建合资公司,法方占70%的股权。到2004年,外商独资和控股企业生产能力和产量已占我国该行业的70%以上。造纸行业,六大外商企业在华独领风骚。制鞋行业,台商说,中国出口的鞋有70%以上是台商生产的。电冰箱行业,国内企业仅引进意大利阿里斯顿生产线就达9条,后又与外商合资并由外商控股,现只剩下“容声”、“海尔”两个品牌,但后者或海外上市或与外商办合资企业。洗衣机行业,仅荣事达等合资企业,就占生产和销售一半以上。空调机行业,日美厂商抢滩登陆较多。彩电行业,引进装配线166条,各地也创出了自己的品牌,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又纷纷与外商合资,占定点厂的80%。照相机行业,主要被日本“美能达”、香港“宝源”、韩国“三星”等外国品牌控制,合资和走私货占市场销量的85%以上。自行车行业,原15大品牌被外商控股的有8家,包括上海“永久”、“凤凰”、江苏“金狮”等。到1995年已办合资厂700多家,其中整车厂50多家,产量占全国2/3。摩托车行业,主要被日本“本田”、泰国“正大”等公司控股,占生产量80%左右。方便面行业,基本上被台湾“康师傅”、“统一”等厂商控制和垄断。

目前世界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已有480多家在华投资办企业,对我国20多个高科技工业或主导工业形成了控制局面。如电子工业五大行业中,有四大行业由外商企业占据绝对优势。其中包括:通信设备占62.5%、计算机占72.7%、电子元件占56.7%、日用电器占68.6%,集成电路占91.3%,计算机外部设备占85.7%,通信终端设备占75.7%,收音机、录音机占77.5%。跨国公司已经垄断了中国电子工业。这方面的情况还有,美国微软占有中国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95%;美国思科占有中国网络设备行业市场的60%;半导体行业被外方控股81%;计算机芯片行业,美国英特尔生产“奔腾”处理器,中国85%的计算机都使用它;手机行业,芬兰诺基亚、美国摩托罗拉和瑞士爱立信等跨国公司占有中国手机市场的70%;彩管工业,到1996年生产彩管企业共有15家,其中14家是外商投资企业,唯一的一家国有企业陕西咸阳“彩虹”电子集团在苦苦挣扎。汽车行业,据科技部刘燕华副部长在一次会上说,中国汽车市场90%被跨国公司占领。化工行业,主要被美国杜邦、法国拜尔和巴斯夫等跨国公司控制。冶金工业,最近全球最大的“米塔尔”和“阿塞洛”两家钢铁公司开始在华实施并购计划,包括并购包钢、昆钢。水泥工业,世界水泥业老大拉法基公司一举收购了贵州3家大型水泥厂,它还控制了四川“双马”89.72%的股权。中国五大水泥企业,除了浙江“三狮”外,其他4家均被外商并购。

金融业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和神经中枢,截至2006年底,外商在华办金融企业182家,投资59亿美元,注册资本50亿美元,其中外商出资30亿美元,外商控股占60%。到2006年6月底,外国银行已在华设立营业性机构71家,成立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23家,设立合资证券公司7家,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已遍布中国几十个大中城市。中国四大国有银行除农业银行外,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三行都先后引进美国银行、淡马锡、美国高盛集团等作为战略投资者,工商银行还委托美林、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为其上市承销商。三家国有大银行都采取极不规范的手

法迅速剥离不良贷款和资产,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然后匆忙在海外上市。三行改行股份制,上市筹得了股金,扩大了营业资本,但也带来了隐患和金融风险。按加入WTO的承诺,中国在2007年全面放开银行业。截至2007年上半年,已有25家外资银行投资人股近20家中国大中小商业银行。汇率从统一逐渐走向浮动;外汇管制逐渐松绑,出口换汇额加大,各种基金可自由炒汇;人民币自由兑换在外贸、商业领域早就实现。针对上述金融业的对外全面开放,业内人士担心:外国战略投资者虽占股不高,但有知情权和决策参与权,一旦出现坏账增多、挤兑风潮、汇市和股市危机,外方战略投资者究竟维护中方利益还是维护资本私利;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不仅使储蓄率高的中国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金配置的主要储蓄抽取池,而且使我境内非法收入有了安全的避风港和外逃通道;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可利用股市、房市、汇市和期货制造泡沫,恶意冲击,从而在短期内卷走我国大量外汇财富,严重干扰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直至利用我国遭受重大经济困难之机,全面控制我国金融业和经济命脉。

八、外商在华投资招致地区差距扩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了让东部地区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引资的各种优惠政策都向东部倾斜。据统计,1983—2004年外资实际投向东部地区(本文仍按上个世纪的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广西、海南等12个省市区——见表3注)的资金总额达4791.1亿美元,占地区总额的87.4%,占全国总额的85.2%。其中,广东一省吸收外资就达1397.79亿美元,占东部地区总额的25.5%,为中西部19个省市区总和的2.01倍;中西部实际引进外资仅为693.89亿美元,只及广东一省的49.6%。按2006年底外商企业注册登记情况汇总,东部地区办“三资”企业238712户,占登记注册总户数的86.9%。其中,广东省有“三资”企业61999户,比中西部19个省市区“三资”企业总数36151户高出71.5%,占全国总户数的22.6%,比中西部合计比重还多出9.5个百分点。2006年外商注册资本7406亿美元,按东中西部地区划分,东部地区有外商注册资本6425亿美元,占外商注册资本总数的86.8%。其中,广东一省就拥有外商注册资本1503亿美元,比中西部19个省市区合计980亿美元高出53.4%,占全部外商注册资本20.3%,比中西部占13.2%的比重高出7.1个百分点。中部9个省区有外商注册资本714亿美元,仅占总量的9.6%,比东部少了5711亿美元;西部10个省市区有外商注册资本266亿美元,仅为东部地区的4.1%,占总量3.6%,比广东一省少了16.7个百分点。(详见表3)

由于投资偏重于东部地区,致使改革开放30年来,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GDP(现价)上差距不断扩大。其GDP差距扩大的具体情况是:中部与东部比较,1978年绝对差为753.64亿元,到2006年绝对差为83899.2亿元,比1978年扩大了111.3倍。西部与东部比较,1978年绝对差为1237.24亿元,到2006年,绝对差为112465.5亿元,比1978年扩大了90.9倍。2006年按GDP大小排列,列前10位的是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河南、河北、上海、辽宁、四川、北京,有8个在东部。列倒数后10名的除海南外,其他全部在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它们是:西藏、青海、宁夏、海南、甘肃、贵州、新疆、重庆、云南和吉林。东部与中、西部的GDP差距,以广东与青海的差距为例,由1978年相差10.9倍扩大到1990年20倍和2006年39.8倍(26204.5亿元:6412亿元)。由此还带来城乡居民收入更大的差距。以人均GDP比较(按各地方算术平均数测算),1978年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687、333、309(元);到2006年分别为28776、12617、10709(元)。中部与东部的人均GDP差额由1978年的354元扩大到2006年的16159元,绝对差扩大45.6倍;西部与东部的绝对差由378元扩大到18067元,绝对差扩大47.8倍。人均GDP排在前10位的是: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广东、山东、辽宁、福建、内蒙古,有9个在东部。列最后10位的是:贵州、甘肃、云南、安徽、广西、西藏、四川、江西、青海、宁夏,有9个在内地。从人均GDP最高与最低地区差别来看,1978年上海与贵州相差2323元(2498:175),2006年上海与贵州相差51908元(57695:5787),绝对差扩大了22.35倍。又如职工平均工资,1978年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599、617、769(元),东部分别低于中、西部18元和170元;而到2006年,东、中、西部分别为24707、17141、20001(元),东部比中、西部分别高7566元和4706元,高44.1%和23.5%。再如地方财政收入,1978年东、中、西部财政收入分别为620.77、233.59、108.67(亿元),东部与中、西部的绝对差分别为387.18亿元和512.1亿元。到2006年,东、中、西部财政收入分别为12004.62、3925.53、2373.42(亿元),东部与中、西部的绝对差分别扩大到8079.09亿元和9631.2亿元,绝对差分别比1978年扩大了20.9倍和18.8倍。上述事实说明,实施由东到西梯度推进的发展战略,确实实现了让东部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目标,但同时也扩大了沿海与内地,东部与中、西部,特别是东部与西部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差距。

实施由东到西梯度推进的发展战略,还带来生产力布局的不合理和畸形化。如工业地区布局(按工业总产值计算),建国初沿海与中西部的比重大体为7:3,到1978年缩小为6:4;而到2006年,按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测算,东部沿海地区的比重却占73%,即二者的比重扩大为8:2。工业企业数量(改革前为“乡以上”,现为“规模以上”,二者口径基本一致),中西部的比重由1952年占49.7%上升到1978年56.4%,2006年下降到仅占26.4%(见表3),比1952年的比重还低23.3个百分点。建国初期至1978年,中西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0.6%上升到39.1%,而2006年却倒退到仅占27%,比1952年还低3.6个百分点。从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地区布局来看,中西部生产的金属切削机床的比重,从1952年占8%上升到1978年占35.3%,2006年却下降到只占16.5%,比1978年降低18.8个百分点;纸张从1952年的30.2%上升到1978年的43.2%,2006年下降为28.4%,比1952年还低1.8个百分点;布匹从1952年的18.4%上升到1978年

的40.7%,2006年降为21.8%,比1978年低了18.9个百分点;粗钢从1952年的8%上升到1978年的38.2%,2006年降为34.9%,比1978年降低了3.3个百分点。建国头29年将新产品、新技术几乎都放在内地,而改革开放后却迷信“地缘经济”,将高新技术和产品几乎全部放在沿海特区和对外开放城市,这也是地区生产力布局畸形化的重要原因。这种畸形布局,很不适应未来高科技条件下战争的需要,一旦发生战争将损失惨重。这是我国对外发展战略在布局上的严重失误。

九、一些外商企业在华重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

中国招商引资,兴办“三资”企业,其中一个目的是安排就业。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仅在城镇外商企业就业就达1407万人,占职工总数的12.6%,占城镇就业总数的5%;加上来自农村的就业人员,推算雇工总人数可达2800多万人,约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3.7%。就安排就业来说,成绩确实很大。但是在“三资”企业中暴露出来的严重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事例却是触目惊心的。

不少外商企业只顾赚钱发财,不顾安全生产,严重危害了职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延长劳动时间、任意加班加点、取消休息日、加强劳动强度,让工人像机器一样日夜为资本家拼命干活;而同时又压低工资,克扣和拖欠工资,少付或不付报酬,这些曾经是19世纪资本原始积累通用的“诀窍”和惯用手法。据《珠江农民工调查报告》一文透露,到珠江三角洲打工的上千万农民工,“发生过工伤的占52.8%,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的占66.3%,工作最长的达16个小时,每天工作12个小时的占25.6%”,“超过七成没有任何休息日”。如中日合资钟表公司,日方老板规定人班劳动定额4000件,而在日本仅为2500件,定额超出日本工人60%的工作量,可是给中国员工的工资不到日本工人的百分之几。据调查,在一些港、台、韩商办的中小型企业,还采取收取雇工身份证、边防证、临时居住证和收取抵押金等办法,强迫工人做“包身工”。这种情况,在特区和沿海地区相当普遍。一些外商企业,搞所谓“封闭式生产”,将车间、仓库、食堂、宿舍合为一体,平日厂门紧锁,门窗都用钢条封死,一旦发生火灾,工人难以逃生。如1993年广东东莞一外商制衣厂失火,烧死打工妹72人;深圳致丽工艺玩具厂火灾,烧死84人,重伤22人,有42人体无完肤;福州马尾“高福”公司,一场烈火使61名打工妹丧生。珠海前山纺织城一场大火,死93人,伤156人。上述重大事故,竟然没有追究一名外商的刑事责任。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一些外商老板拒绝给伤亡工人补偿。厦门一家有400人的外商独资企业,因机器没有防护设施,开业4年,就有40名职工手指致残,但该外商老板拒绝给予赔偿。

不少外商将劳动强度大、高污染的淘汰产业转移到中国。这方面的案例举不胜举。例如,珠海市1994年对7家“三资”企业抽查,其苯、甲苯、二甲苯等有毒气体含量超过国家标准8~10倍。辽宁省1995年下半年对沈阳、大连、营口三市386家外商企业调查,工人“职业病”日益严重,有27.1%的职工每天接触各种危害性物质(矽尘、石棉尘、棉尘、金属尘等)。大连发生急性职业中毒事件4起,49人中毒。一家日本独资公司,使1511人同时遭受EB病毒感染。

1994年全国劳动用工大检查中发现,有一半以上职工未与外商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在少数已签劳动合同中,权利不对等,只约束劳动者,却没有规定企业应承担的责任。上海某大饭店与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竟有中英文两种不同内容的版本,以便随时“对付员工”。据对广东、福建等15个省市的不完全统计,仅外商企业克扣拖欠职工工资一项就达33569.8万元,遭克扣拖欠职工总数达50.27万人。更多的“三资”企业的做法是,不给职工缴纳失业保险、报销医疗费、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据1995年下半年调查,广东、福建两地外商企业从业人员有80%没有社会保险。据重庆市1994年上半年调查,在1000多家外商企业中,只有12%的企业为其员工缴纳了失业保险。有的外商企业甚至与工人签订“发生工伤事故致残致死概由工人自负”的合同。

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和荣誉以及中国工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在“三资”企业成立党、团和工会组织。这些正当的要求却受到多数外商老板的抵制和阻挠,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和官员也因怕吓走“财神爷”而迁就和默许外商的抵制。一些外商极力阻挠建立工会,已建立的工会也百般破坏和禁止活动。美国国会和政府还通过议案,禁止在华的美资企业中成立共产党组织,不准共产党在其企业里活动和进行“政治灌输”。在一些外商企业里,外商老板用“福利会”、“俱乐部”、“高级员工委员会”等组织来替代和排斥工会。不少外国老板以工资、福利相威胁,声称“要建工会就不加工资,要加工资就不能建工会”。如美国零售业巨霸沃尔玛,在中国30个大中城市开设了60家超市,雇工达3万多人。但美国老板一直拒绝员工成立工会。2004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点名批评包括沃尔玛在内的跨国公司不准在华企业组建工会组织的做法,全国总工会也曾表示,如再拒绝建工会,将起诉沃尔玛。2006年7月29日沃尔玛被迫允许一家城市分店成立工会组织。看来在组建工会问题上,劳资双方将展开一场长期的斗争,这种斗争只要外资企业在中国存在一天就不会中断。

十、外商企业在中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先从外商企业的户数看外商企业的比重。国家统计局从2000年开始只统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情况(指年业务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大中型工业企业)。2006年外商工业企业有60872户,比1998年增加34430户,平均每年新增4314户。其中,2006年比上年新增4485户;外商工业户数占规模以上工业总户数的20.2%,比国有及控股企业占8.3%(纯国有工业占5.3%)和集体企业占4.9%的比重,要分别高出11.9个和15.3个百分点。国有工业户数从1998年的64737户减少到2006年的24961户,8年因破产兼并减少了39776户,平均每年减少4972户。外商企业增,国有企业减,一增一减相差74206户。

再从外商企业的总产值来看,外商企业工业总产值从1980年0.3亿元增到1985年27.1亿元,再增到1999年20078亿元和2004年经济普查时的67137.8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85年占2.2%上升到1999年占15.9%和2004年占30.2%。2006年规模以上外商企业创工业产值总量达到100076.51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1.6%。加上规模以下的外商企业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其总量预计将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3以上。2006年外商企业创造工业增加值为25545.8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8%;加上规模以下的外商企业创造的工业增加值,其总量约占全国工业增加值91310.9亿元的1/3左右,即外商企业仅在工业领域就为全国GDP贡献了3万多亿元。据粗略推算,加上其他各行业的增加值,27.5万户外商企业大约对2006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贡献了39700亿元,约占全国GDP210871亿元的18.8%。这与全国工商联和有关学者发文说,2005年外资经济占中国GDP的15—16%大体吻合。因为2006年仅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就比上年新增工业增加值5077.5亿元。预计今后随着外商增资扩股,外商企业占中国国民经济总量的比重还会继续提高。

当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的全球化浪潮正在开始遭遇反向逆转,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正迈入新一轮经济衰退。美国经济的支柱金融业因房地产泡沫破裂、信用债务链出现断层而遭重创,再加上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日增,一度靠债务支撑的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锐减,预计美国经济这次衰退的幅度和持续时间将高于它战后一般的经济危机。世界经济主要引擎发生的重大故障,将给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带来大的冲击。中国及时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力地抓住了难逢的历史机遇,成为这轮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现在,它正因此而面临来自全球化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这一挑战,由于上述十个方面的原因,它所承受的成本也将是沉重的。

责任编辑:吴涌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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