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的西湖一日游

2009-08-28 04:36谢鲁渤
西湖 2009年8期
关键词:龙之介芥川西湖

谢鲁渤

芥川龙之介是夜晚抵达杭州的,时间大约是七点来钟。即便是五月初,这个时间天色也已经黑了,若在今天,当然可称作是华灯初上时分,从城站火车站到西湖的一路上,都有“亮灯工程”罩着,耀如白昼;但是在1921年,夜晚就是夜晚,除车站栅栏外有那么点“昏暗的灯光”外,“路上几乎是一片漆黑”。这没什么可说的,旧时代嘛。

衔着雪茄坐在黄包车上的芥川,一定是喜欢这种黑暗的。眼睛看不见周围的事物,他可以用耳朵听,就听到了街旁传来的“嘈杂的锣鼓声”。这里该是一家戏馆吧,他想。接下来也许还想过台上演的是哪一出,但他没有说,只说这“暖洋洋的夜晚”有一种令人沉醉的“阿拉伯夜话般的浪漫情调”。

怀着这样的浪漫情调,芥川开始了他的杭州之行。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也是唯一的一次。六年后的1927年,他就自杀了,死时才三十五岁。作为日本最杰出的新锐小说家,声誉日隆之际溘然离世,人称“鬼才”。在我看来,芥川也是确有些鬼气的,不仅在《罗生门》、《河童》这样的一些小说中,而且也在他的内心。不知道这是否和他阅读中国古典小说有关,但他说过,“自古以来,中国的小说中多有深夜迷路的孤客借宿于深院豪宅,然而翌日清晨一看,原来的高楼大厦实际上是荒草萋萋的古坟,或是山阴处的狐穴之类的故事。”芥川就是在这样一种故事的氛围里,铺开了对杭州的想象。

芥川这次来杭,住的是北山街的新新旅馆,也就是现在的新新饭店。因为事先有过预订,所以新新派了服务生赶去车站。接上头后,芥川上了服务生召来的黄包车。这样比较保险,若是自己叫车,恐怕途中会节外生枝。日本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此前也来过杭州,也是坐黄包车去旅馆,据说拉到一处偏僻的弄堂时,车伕停下了,说“再拿十文钱来”,否则就让他下去,用现在的话说,就叫做中途甩客。不知道谷崎润一郎下榻的清泰第二旅馆,当时怎么没有派服务生去车站接应。也许他是自费的,而芥川则系大阪每日新闻社所派遣,身份不同,故而待遇便也各异吧。

早在两年前,芥川已是大阪每日新闻社的签约社员了,不必上班,只须每年写几篇小说给该报发表,就可以按月领取一笔稳定收入,且小说稿酬照付。这样的礼待,自然也显示了他在日本国内一流作家的地位。如今他作为该社特派员来中国,优越感不言而喻。面对杭州城站外“聚集着大量的拉客住宿的人”,“一边在口中叫唤着一边挥舞着手中的小旗,或是硬塞我们一些彩色的广告。……滔滔不绝地劝说着,并试图伸手来提我们的包”,他是以居高临下的神态“悠然地睥睨着他们”的,摆出的是一副很绅士的样子。

但很快,他就为这个城市夜晚的深邃和神秘恍惚了。当黄包车行走的路面渐渐宽阔时,他看到“在门口灯光的映照下,高大的白墙壁不时可见”,白墙上镶嵌着黑色院门,门牌是红色的。有一座宅院的门竟然敞着,不仅能够看到灯火人影,连房内的对联、琉璃灯和盆栽蔷薇也清晰可见。他感到在那里面,“有一种我所不曾了解的神秘的幸福”。芥川还是懂一点汉语的,他认出了门匾上写的那几个字是“陇西李寓”,也就是说,这所房子是一个姓李的陕西人的私宅。坐在黄包车上的芥川,于是满脑子都是大唐、李白、牡丹和玉盏了。

时隔八十八年,我已无法揣摩芥川的黄包车在那个晚上行走的线路。从杭州城站到北山街的新新饭店,沿途早就看不到一处粉墙黛瓦,至于“陇西李寓”的遗址,更是不知何在。但是芥川把他的形象留下了,这是一个心仪古典中国已久的东瀛书生,也是一个鄙视现实中国的“日本优越” 论者;内心分明是怀有文化自卑的,表现出来的却是处处诘难的傲慢。

我父母调来杭州的时间,大约是在1953年,因为没有住房,被组织上暂时安顿在新新饭店,住了五个来月。那时好像也是叫新新旅馆,其格局不像现在这样,有了较大的变动和改建,应该更接近于芥川下榻年代的模样。芥川当时的房间在二楼,朝西方向,“恰好在楼背后的一个角落,根本无法坐在窗前奢侈地眺望西湖的美景”。我对芥川说的“狭窄的楼梯”隐约还有点记忆,但具体是哪个房间,虽然后来也去探寻过,却终究是一头雾水,无法确认。

住得不理想,吃的第一顿饭也不理想。说是时间太晚,餐厅已经关门,不能提供西餐,而改上的中餐在芥川看来,“感觉很像是残羹冷炙”,这让他更觉得像是受了轻视。尤其饭后在旅馆门外散步,见一骂骂咧咧的美国佬,“走到我们旁边一停下,就马上背对着大门,旁若无人地撒起尿来”,芥川恼怒了,一路上对杭州的浪漫想象,顿时就烟消云散,连来前读过的谷崎润一郎写西湖的文章也受了牵连,声称“这令我实在无法能够像《天鹅绒之梦》的作者那样沉溺于浪漫之中了”。所幸这时候店门前来了两顶轿子,从其中一顶上走下的少女,“青瓷色绸锻的衣服,闪闪发光的水晶耳环”,让他“感觉到一种风流的韵致”。芥川显然是个率性之人,好恶与否,仅在一瞥之间。

此番性情在离杭的前夜,达到了极致。其时他在旅馆的房内,一口气给友人和弟子写了五张明信片,写完后想到还有许多地方,这次没有时间去了,心头掠过一丝寂寥。但在宽衣解带上床时,突然发现“白色床单的枕头上,竟有一只围棋子大小的蜘蛛,纹丝不动地钉在那里”,这蜘蛛实在也是太肥大了点,惊得他不禁一跃而起,骂了一句“这个畜牲”,随后愤愤道:“光凭这个,西湖就不是个好地方。”以此给自己的杭州之行,画上了一个难堪的句号。

薄田泣堇年长芥川龙之介十五岁。芥川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时,他已是个出版过《暮笛集》、《白羊宫》等诗集的著名诗人。但1917年在大阪每日新闻社任学艺部负责人的时候,他也才四十岁,按照我们这里的说法,还是青年诗人。不过相对声名雀起的芥川,后者到底是不折不扣的新锐,虽然当时还只发表过《罗生门》、《鬼脸儿》和《鼻子》等为数不算多的一些短篇小说,却已受到文坛名宿夏目漱石的推崇,纳其为弟子,说他只要再写十篇像《鼻子》这样的作品,“则不但在日本,即在世界文坛上,也将成为一位有特色的作家”。于是,正在革新文艺版面,谋划原创小说连载栏目的薄田,将眼光瞄准了这位文坛新宠,促使芥川的《戏作三昧》成了开栏之作。

作为芥川和大阪每日新闻社结缘的始作俑者,薄田的作为不只是在报上连载了芥川的一部代表作。次年,他又鼎力举荐,使其成为该社社友。当时芥川的职业是海军机关学校的英文教官。又过一年,还是薄田的游说,他辞了教职,正式成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签约社员,也就是报社旗下的专业作家。

我甚至想过,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之行,恐怕也是薄田泣堇促成的。明治和大正时期(约相当于我国的晚清民初)的日本朝野,对于到中国去,似乎是一种风尚和时髦,举凡官僚、军阀、商贾、学者、文人、僧侣乃至浪人武士,尽管所怀目的林林总总,各有所图,但幅员辽阔的中国对于弹丸之地的日本,始终像是他们心头的难解之谜,都试图从不同领域来加以破译。薄田身为浪漫派诗人,游历中国的念头一定也是挥之不去的,但他1917年就病了,此后还一度恶化,自己去不了,主张报社特派芥川,也是顺理成章的。

事实上在芥川动身的大正十年,他对中国的这次探访和游历,也是日本文坛最引人瞩目的事件,出发前有二十余位知名作家为其饯行。三月二十七日,他从日本九州乘筑后丸号邮轮启航,月底抵达上海,第二天,《大阪每日新闻》上就刊登了消息:“近期本报将刊载芥川龙之介氏的《中国印象记》。芥川氏为现代文坛第一人,新兴文艺的代表作家,同时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趣味的爱好者。氏今携笔墨赴上海,猎尽江南美景后,将北上探访北京春色,寄自然风物抒发沿途所感。同时结交彼地新人,竭力观察年青中国的风貌……”报道不仅对芥川其人评价甚高,对其作期望之厚,亦跃然纸上。

将1921年的中国称之为“年青中国”是完全恰当的。单以杭州来说,刚刚爆发的“一师风潮”余波未平,沈定一、俞秀松、宣中华、刘大白等人又发起成立了旨在研究社会主义的《悟社》,是年秋天,全国最早的农民协会也在萧山衙前宣告诞生,这是辛亥革命后的第十年,五四运动后的第三年,动荡而富有生机的中国,在芥川心头唤起强烈向往和好奇是可想而知的。

据芥川自己说,“我所知道的中文词汇,勉强拼凑起来也不过二十六个”。但也有人说,他虽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英国文学专业,又在海军机关学校做过英语教官,其实汉语程度却在英文之上。他早年曾熟读《水浒》等汉籍,后来又写过不少取材自中国历史的小说,对汉诗和中国古代文人画的兴趣亦相当浓厚,称其汉学家未免夸张,然而这方面的学识和素养不凡,大阪每日新闻社挑选特派员探访中国,芥川是无可争议的。

可惜这一趟旅行,芥川走得并不顺当,倒不是行程、食宿和陪同人员的安排上有什么不妥,这些报社方面事先都考虑周到了,毕竟芥川是文坛大家,待遇不可能马虎。问题在他自己,在他身体状况的不佳。刚刚离开东京,他就突然感冒发烧了,而且是高烧,只得在途经大阪时休养了几天。在随后的海上航行中一路颠簸劳顿,好歹硬撑了十几天,感冒撑成了肋膜炎,抵达上海的次日,便不得不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二十几天,出院时已经是四月下旬了。

即便是五月初在杭州的那些日子,芥川的健康也不能说是很理想。访问期间的日常见闻,芥川都是写在被他标以“手帐”的记事本上的,在写《西湖》的那几段文字的时候,芥川说,“我却正躺在床上,发着摄氏三十八度六的高烧。不用说头昏昏涨涨的,就连喉咙也疼得厉害。”可以说他是抱病游览杭州的,因此情绪和心境不能说与生气勃勃的健康人完全一样,对人事景观的观察评述也难免不受其病体折磨的影响,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

想想也是成理的。虽然在上海住院时给《大阪每日新闻》社发过电报,薄田泣堇也回电说“请安心静养”,但芥川“想到每次都给薄田氏添麻烦,于是深感不安”。身体本来就不舒服,枕边又摊着两封催稿的电报,一连给作为朋友的小说家、画家、诗人和杂志编辑分头写了五张明信片,总算筋疲力尽地脱去外套打算睡觉了,却突然发现白色枕单上趴着黑黑的一只大蜘蛛,恼怒和厌恶又怎么能不油然而生,这时候除了使着性子说“光凭这个,西湖就不是个好地方”,还能指望他会拣什么别的话来说呢?

其实杭州(主要是西湖)留给芥川的印象并不差,他在这趟旅行中所感受到的“梦境般的美丽”和“超乎现实的神秘”,主要得之于这里。在杭州逗留的几天里,除了游山逛水,芥川没有拜访过什么人,也没有参与过其他有关政治、文化或是经济方面的活动。如果不是身负稿债,应该是很休闲的,也有利于他的病体的调养,但是他却好像不愿意别人这么认为,偏说“一提起芥川龙之介就以为他一定是一个闲人的读者,要速速纠正谬见才好”。

芥川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在游览西湖的几天里,芥川使用的交通工具基本上就是船,是否也坐过黄包车或是轿子,他没有留下记叙。1921年的新新旅馆门前,有一道栈桥,就是那种类似跳板的木质搭建物,用来泊船,也便于游客上下。安排给芥川的船就系在栈桥边,是一艘画舫。

画舫这叫法,听起来颇觉古风犹存,芥川也以为“情调十足”。现在的西湖上也有画舫,飞檐雕栏,装饰雅致,用机器做动力,但那时候的画舫,“只是一艘张着遮阳的白木棉布,装了黄铜扶手的普普通通的小船”,靠人工划桨。芥川心里就嘀咕了:到底哪里有“画”呢?其实白篷木船在很长一段岁月里,始终是西湖游船的典型形象,船舷上安了黄铜扶手,在1921年,算是相当考究了,从湖面上一路摇去,风景如画,哪里还需什么别的画呢。

芥川到底是日本人,从到杭的第一天晚上,途中就注意到了日本领事馆,其址位于断桥边,离新新旅馆不远;次日登船,遥看白堤,又注意了一次:“这个堤上有两座桥,在孤山一侧的是锦带桥,距日本领事馆较近的是断桥”。像断桥这样实在是太有名的地方,没见着时,可能会连典故加想象,说起来没完,真的见到了,即便是日本“现代文坛第一人”的芥川,似也无话可说,只能和庸常游客般感叹一句:“那就是断桥啊!”

不过芥川终究还是芥川,来西湖并非只在慕其风景之美名,所记者,多在世态人像。在他眼里,那时的船老大是“温良纯朴”的;那时的白堤,甚至可以骑马的,“有一个老人一边挥动柳鞭一边悠然策马而行”;那时的杭州学生,爱国之情是激越澎湃的,“西泠桥畔的路上,两三个中国中学生似乎正在唱着抗日的歌曲”;那时的西湖,也是红男绿女的,“中国的女子只要不过三十,看起来都像是小姑娘”,“我一一观察了他们的相貌。发现走在最后的那个男青年,长得与小宫丰隆氏(谢注:文学评论家)近乎一模一样,……日本的文学者与中国人长相相像的极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乐此不疲的芥川浮想联翩、直言不讳:“对我来说,比起明媚的山水来,对人的观察不知要愉悦多少倍”。

这样的联翩浮想,有两处是芥川做了详细记述的,一是在俞楼喝茶,二是在楼外楼吃饭,都表现得很充分。

芥川在俞楼喝的不是西湖龙井,而是一种放了玫瑰花的茶,芥川说是俞家主人所奉。其时俞樾早已过世,儿子俞祖仁因病,一直在德清老家,孙子俞陛云受聘清史馆编修,也于1914年全家移居北京,曾孙俞平伯倒是在杭州,不过据他文章说,是1924年春天才“初入居湖楼”的。那么,究竟是俞家的什么人请芥川喝的玫瑰花茶呢?他自己没说,别人也就无从得知了。谷崎润一郎来杭时也到过俞楼,把彭玉麟为俞曲园画的一幅《梅花图》临摹回去,挂在寓所,芥川在东京是见过的,现在看到了原作,他却无动于衷,偏偏对着镜框中俞樾的照片,仔细观察其面相,得出的结论是“多少有些俗气”,且把这俗气归之于拥有弟子们集资为他建造的“如此漂亮的别墅”。于是茶也不喝了,反观自己,觉得“未沾染一丝俗气的,通体玲珑剔透如我辈者,不仅还没有住上别墅,甚至还需要靠卖文来勉强糊口”,心里竟“微微对荫甫先生有所鄙夷”了。如此浮想,说是芥川的调侃也好,自嘲也罢,都未免可笑,倒把自己的格局弄小气了。

相比之下,在楼外楼吃饭的那一次,似乎更契合芥川的本性,这可以从芥川留下的照片中感觉到。吃饭照相,说明他当时的情绪很好。照片显示,餐桌是摆在店门外的,普通的方桌,五月的槐荫洒落一地。从他座位的方向望出去,应该就是西湖。去些年我写过一则《在楼外楼吃饭的芥川龙之介》的短文,感觉自己也一直喜欢着那样的氛围:

坐在枝叶葳蕤的槐树底下的餐桌旁,看湖水在脚边荡漾,不停地拍打着石驳岸的间隙,对柳树下的垂钓者从水中拎出一条鲫鱼很是受用,连堂倌在湖里洗涤抹布和“拔了毛的鸡”也不觉得是污染湖水,反倒“产生了一种进入小说场景的心绪”,想起《水浒传》石碣村里的阮氏兄弟了。……“一边喝着老酒,一边用筷子挟食生姜煮鲤鱼”,兴致依然在旁处,不时与同行者对另桌的两个年轻女人品头评足……

另桌是一家五口,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的男人,一个小孩和三个女人。芥川猜测那两个年轻的是姐妹,年长的是奶妈。见有人照相,“姐妹俩一边悄声说着什么,一边不住向我们流盼”。侧脸看芥川的女人露着一只左耳,芥川肯定注意到了这只耳朵,他一向觉得女人最美的是耳朵,曾说“我对中国女人的耳朵怀有不少敬意”。芥川的这顿饭,可谓吃得兴致盎然。

我最早读到的芥川龙之介的西湖游记,是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的《名人笔下的老杭州》中的节选,后来又读过至少三个版本的全本《中国游记》,感觉在整部书中,这部分写得最是浮光掠影。芥川没有点明他的在杭时间,但我估计不会超过三天。所以他只能是在西湖周边转了转,稍远一点的,也就是灵隐寺,从留下的文字看,更像是西湖一日游。

如果画一张游览线路图,芥川的西湖一日游大致是这样的:平湖秋月、文澜阁(未能入内)、广化寺(即孤山寺)、俞楼、苏小小墓、秋瑾墓、曲院风荷、岳王庙、楼外楼(午餐)、三潭印月、退省庵、雷峰塔、葛岭、保俶塔、孤山放鹤亭……即便在今天,一日走这么多地方,也是很匆忙的,当年的芥川靠一艘“画舫”摇摇荡荡,至多也只能是蜻蜓点水了,对杭州这个他所说的“中国新开发的都市”很难有什么深度认识,但即便只局限于西湖,即便浮光掠影,芥川到过的地方却不算少,对岳庙、雷峰塔和孤山放鹤亭等处的描述,都还详细。

关于西湖一日游的状态,芥川自己终于也说了,“今天的热度比昨天低,喉咙上的火气也稍有下降。……但继续写游记还是让我感觉有些厌倦。因为写作的时候总要努力抑制住这种厌倦的情绪,所以不可能写得出像样的东西。” 说的虽然是实话,却到底还只停留在表层。

芥川龙之介对杭州、对西湖的心情是矛盾的。我想他行前制定计划时,除了北京上海必去之外,首选应该会是杭州。在他看来,杭州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就是江南,而江南在中国,古往今来都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说芥川的心情矛盾,在于未来之前,他对杭州是充满浪漫想象的。还在火车上的时候,看到“车窗外连绵的绿色菜田和长满紫云英的田园景色”,“两岸临水的人家之间,石拱桥高高地耸立着,……三两只常出现于南宗画的画面中的乌篷船系在岸边”,他就“切身地体味到了置身中国的心境”,甚至到了杭州,在去往新新旅馆的途中,也是一路如梦如幻地浪漫着想象。和谷崎润一郎不同,芥川在日本文坛是以“理智派”和“新技巧派”著称的,能让一个不是浪漫派的作家陷入浪漫想象,可见杭州给他的期待。

但是从他后来留下的关于杭州西湖的文字来看,这种期待是落空了,对于所到之地的感受,不满抑或厌恶随处可见。比如说到西湖,开始是“烟色茫茫的水面上,一道窄窄的月光从云端缝隙处的半空中倾泻下来。斜斜地横在水面上的一定是苏堤或白堤。在堤上隆起一个三角形的,是耸立着的一座石拱桥。这种美丽的银色与黑色交织而成的画面,在日本是根本无法看到的”,后来却成了“与其将西湖称为湖,还不如说是一个大大的水田”,“别说是领事,即使被任命为浙江督军,我也不原意守着这样的烂泥塘”。芥川的过激言辞,或许是基于现实西湖的某些丑陋因素,如他自己所说,“命运对我的浪漫主义十分地残酷”,但他也承认不能够“像谷崎润一郎氏那样,在一份浪漫的情调中善始善终”。但这和他在作品中不断揭示人性丑恶、生存荒谬的创作个性,倒是一致的。

在芥川龙之介之前,日本有不少作家来过杭州,写过西湖。譬如小说家武林盛一,早芥川一年,作为新婚旅行,也在楼外楼吃过饭。他后来发表在《读卖新闻》上的文章,芥川是读过的,所以在楼外楼吃饭的那天,芥川说自己“一边等待着饭菜时,一边不住地羡慕着无想庵氏”。武林无想庵即武林盛一。蜜月中的西湖在武林盛一看来,是不会给人牢骚的吧?又譬如芥川一再提起的浪漫派小说家谷崎润一郎,他的《细雪》、《春琴抄》等作品,都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来过杭州后写下的《西湖之月》等,芥川读过,也并不以为浪漫得有何不妥,芥川发表小说《南京的基督》时,还在篇末写了一段话:“起草本篇时,仰仗谷崎润一郎所作《秦淮一夜》之处不少。附记以表谢意。”

羡慕武林无想庵是什么意思,或许难以推测,但芥川在写《南京的基督》时还没到过南京,靠的是想象和谷崎润一郎作品中的描述。这回离开杭州后去了南京,真正见了秦淮河,不仅绝口不提那篇小说,反倒觉得“所谓今日之秦淮,无非是俗臭纷纷之柳桥”,“至于《桃花扇传奇》之香君,非独秦淮娼家,纵遍历四百余州,恐也难得一人”。可见芥川一路上对所见物事的非议,全在于他借助书籍和传闻,已经由着自己的想象画了一张草图,一旦发现图景不符,疑惑之下当然也就不会说出什么好话来了。

关于对西湖的反感,芥川自己有个说法:“西湖的景色,正如嘉庆、道光年间的诗人一般,太过于纤细。……然而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纤细的风景早已习以为常。”这个说法有点空穴来风。芥川虽然是个声誉日隆的新锐作家,对中国的认知也不乏积淀,可惜口气却脱不去文人的自负。且不说嘉庆、道光年间的诗人是否如他所评价的那样,单是立论本身,就难以自圆其说。因为日本人“对纤细的风景早已习以为常”,西湖就要招致他的不满和反感?这不仅在情理上是说不通的,我以为在逻辑上也是莫名其妙的。

在传统文化上,日本一向视中国为师长之辈,以“圣人之国”尊称。这一点在芥川龙之介1921年的中国之行中,很容易感觉到。游览西湖时,他的对中国历史传说的稔知,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信手拈来,几乎随处可见。但在近代史的演变中,尤其甲午战争后,眼见泱泱天朝大国居然不堪一击,日本人动心了,对现实中国渐持鄙视态度。尽管1921年的中国风云激荡,芥川在上海拜访李人杰(李汉俊)后三个月,他到过的望志路106号的李宅,就成了中共一大的会场,他本人对李人杰“第一印象非常不错”,认为“李氏的言谈,十分机敏利落”,“日语流畅之至。很难懂的道理往往能够被他解释得深入浅出,在这一点上,恐怕他的日语要比我好”,但是对这个国家,他却依然解不开矛盾心结。

这样的矛盾心结,亦非芥川一个人所特有,对中国古典的向往和对中国现实的鄙视,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文化心理上的自卑和现实态度上的傲慢,在日本近现代主流知识分子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存在,芥川的师长夏目漱石也不例外,作为弟子的芥川直接受其影响的可能,也不是没有,尽管从整体上看,“日本优越”论在他的《中国游记》中还不算太触目。

据说芥川的这些文字在结集出版后,其中涉及的丑陋现实的内容,曾引起巴金等人的反感和批驳,具体情况如何,我尚不清楚。其实中国现代文学名家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多是持揭露和批判态度的,就西湖而论,巴金自己也表达过他的不满,徐志摩还干脆就写过一篇《丑西湖》,文人对待现实,通常都是不喜欢抱着一味赞美的态度的。倒是芥川自己后来也说过,“但是说西湖无趣,也并不是说西湖全部都一无是处”。的确,在他所提供的资讯中,我们起码知道1921年的西湖,是清澈见底的。

(责编:吴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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