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堂的悲哀与民间的狂欢

金春平

摘要：鲁迅和赵树理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描写农村现实、塑造农民影象最为杰出的代表，但由于对农村世界和农民精神关注视角的差异，即鲁迅从启蒙的角度，以悲悯的情怀和引领的意图去关注老中国儿女，而赵树理却是以平民化视角展示新中国农民精神的历史性转变，因此二者的小说呈现出异样的艺术趣味。

关键词：视角启蒙平民化农民

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乡土题材的创作成果最为丰硕，“五四”时期，鲁迅用现实主义来描写农民与农村生活，在他的引领下，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派”作家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作家及部分京派作家，均以感伤和凝重的笔触观照着乡土中国饱受深重压迫的贫困农民。四十年代解放区新的政治文化环境和艺术审美取向，。又为作家提供了农村题材文学深化发展的良好契机。成长于解放区本土的农民型作家赵树理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农村题材的又一拓荒者。作为乡土农村的忠实书写者，鲁迅与赵树理对农民与农村的表现。既表现出了诸多的继承性，同时也有着许多不同的视野关注点。“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中把平凡而真实的农民，连同他们的褴褛的衣着，悲哀的面容和痛苦的灵魂一道请进高贵的文学殿堂的第一人”，他以中国农民为视点，站在“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的立场，欲通过文艺来激活农民大众沉滞而麻木的精神活力，鲁迅可谓是20世纪中国启蒙主义小说的先行者和坚信者。他深切关怀农民命运，且非常了解农民的弱点，希望他们能觉醒起来，感奋起来，并以此来对农民文化以及整个封建思想文化体系进行反思和批判。而赵树理则侧重于从民间政治化的文化视角来反映“人民文学”的主张，虽然他的小说也有对封建迷信思想、宗法社会的家长制、官本位思想及官僚主义等封建残留思想的批判。但的他的叙事策略侧重于人的阶级性的自觉唤醒，并以其独特的民间政治化的平民视角平视着周围农村的一切新变化。着力发掘农民的本真特色，鼓舞他们向更美好的生活迈进。

一

鲁迅通过独特的启蒙视角，揭示了旧中国破败而萧条的农村现实生活面貌，以及乡土农民看客似的文化心态及其历史文化根源。鲁迅以现代化的目光回眸于昔日的乡村生活，发现了农民这个中国社会最广大的存在主体，从最有感触的生活出发理智的审视中国农民间题。鲁迅怀着对农村的深沉关爱和对农民贫困与苦痛的深切同情。使自己的小说努力融入到乡土人生中去。而他先觉的启蒙知识分子立场，将这种人文情怀上升为人文批判，以现代意识去穿透农村生活的表象。审视乡土人生平静的外表下隐藏的封闭与愚昧，在有着强烈的现代启蒙意识的鲁迅看来，看客是愚昧、无知的表现，是有待启蒙的庸众。在此基础上，鲁迅还努力挖掘了这看客文化心态的历史文化根源，看到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强大的同化功能，在《狂人日记》中，他通过“亲情”，硬将一个“疯子”治好，赴“某的候补去了”。其中“家族制度”是“礼教”得以发生强大功效的政治文化基本结构，而礼教又给这种万恶的“家族制度”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狂人发现的意义不仅在于“吃人”，更重要的是在于以“仁义道德”为名，行“吃人”之实的历史面貌，仁义道德是表，吃人是底，从而成就了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罪恶史，思想文化的同化史。

赵树理却运用独特的民间政治化的平民视角，以阶级斗争为外化形态，以揭示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农村的社会生活面貌，以及新旧交替时期农民复杂的精神心态。特殊的民间政治化的平民立场，使得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获得了主要来自民间的热烈欢迎。小说反映了革命根据地，中国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共产党所发动的革命使中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和深刻的变化。冯牧称赞《李有才板话》是“一部小小的然而真实的新的农村的演变史”。赵树理的小说反映了解放区农村的历史巨变，他的文学是“人民的文学”。1946年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总结说：“这个农村中伟大的变革过程，要求在艺术作品上取得艺术反映，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就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个要求”。郭沫若说：“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和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然而中国的劳动人民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统治下。经济上受残酷剥削，精神上受极大摧残，要使他们觉醒起来，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必须开展“新启蒙运动”。在《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一文中，赵树理说：“我有意识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1934年”。此后他转化成为革命服务的通俗化、大众化的文艺观，成为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大众化风格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小二黑结婚》写的是农村中的恋爱故事，实际上借此讴歌新社会的胜利，歌颂了农民积极前进的一面。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的命运斗争，讴歌了农民中开明进步的力量对愚昧落后迷信势力的胜利，同时也批判了农民消极落后的一面。所以，尽管都是现实主义的文学，鲁迅选择了思想启蒙的视角观照农村社会现实，注重向历史深处开掘国民精神，意在使农民挣脱封建思想的拘囿，追求人性的解放。赵树理选择的是民间政治化的平民视角切人现实，用革命运动历史进程的描写来讴歌解放区的新民主政权下的农村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历史变化和新的社会意识形态下农民精神世界的嬗变。

二

鲁迅在启蒙视角下，通过自身的切身体验和对现实社会民众的精神透视，揭示出先觉的启蒙者与旧中国农民的隔阂状态，以及旧中国农民走向觉醒的艰难而漫长的道路。五四时期，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从启蒙主义立场出发。希望从各个不同路径唤醒民众，开发民智，但他们的启蒙实际上带有很强的理想色彩和超前意识，急切的强国意识使他们脱离了中国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思想实际。实际上当这些具有强烈精英意识的五四知识分子进行他们的启蒙活动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实际受众只能是青年学生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众，对广大农民，他们的宣传如天方夜谭一样的渺茫。小说《药》中革命者夏瑜的鲜血并没有唤醒华老栓们，《故乡》也掩饰不住知识分子与下层民众之间存在的文化隔膜的悲哀，《风波》则表达了农村社会的闭塞守旧以及人际关系冷漠的怨愤。虽然鲁迅说；“说到‘为什么要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但是，数千年超稳固的封建社会体系，封闭的生活环境，僵化的文化形态，造就了广大民众精神的病态和国民劣根性的深层积淀。鲁迅的悲哀的发现，“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已经衰朽到毫无精力了。”也许对于中国农民来说，从精神上让他们“翻心”远远比从物质上、政治上对他们进行“翻身”要困难得多。鲁迅率先关注农民的精神实际，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这种关注只能是停留在纸面上，只能影响于知识层，而对于广大农民真正的生活影响来说，这种关注也只是一帖精神的安抚。

赵树理则通过民间政治化的平民视角，不仅展现了

新的社会背景下农民价值观念以及文化心态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且真正实现了文学与农民的无间无隔，实现了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文学作品的文化意义与政治阐释意义，终于渗透到了符合农民审美心态的精神世界里。赵树理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型文化知识分子，赵树理从北方地区特别是山西农民古朴的道德情操和生存方式出发，对农民文化心态中闪光的东西给予了充分的开掘，对传统宗法制度影响下农村家庭中的历史演进进行了充分的展示。作品中的农民形象从思想、感情、习惯、气质到思维方式、表达方式都具有地道的农民特质。他以自己朴素的艺术眼光，敏锐的看到翻身农民在精神生活上的迫切要求，因此在创作之前，他就把为农民服务作为自己创作的基本出发点。赵树理成功的秘诀在于他始终把自己的思想和自己所要描写的对象融为一体，因此他的作品才能够忠实的反映农民的思想、情绪、意志和审美要求。并真正受到了农民的欢迎，而不象二三十年代许多提倡大众化的革命作家那样，写出来的作品总有些隔阂，往往衣服是“民众”的，品貌仍是知识分子的，他与农民进行精神对话是出自一种自然的要求，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赐给。

如果说鲁迅笔下的“我”与广大农民群众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精神代沟，需要在现实中不断磨砺才能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者，赵树理则通过自己的创作，使新文学和农民的隔阂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新文学史上一直提倡的文艺大众化的目标，到了赵树理手里才得到真正的实现。

三

鲁迅还通过启蒙视角揭示出中国农民群体，尤其是农村妇女群体所受祭品似的非人遭遇，反映了封建思想文化的罪恶。妇女解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为重要的启蒙内容之一，相对于知识女性，鲁迅在小说创作中关注最多的是那些处于最下层，受害也最为残酷的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在小说《明天》、《风波》、《祝福》、《离婚》等篇中，鲁迅先生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个在封建礼教无形精神链锁的囚禁下的非人生活。《明天》里的单四嫂子，《风波》里那位封建陈规陋习早己深入骨髓的九斤老太，让我们看到了封建思想文化是如何在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中，在她们的心灵中的每一丝“风波”中，发散着他的毒素，而《祝福》中的祥林嫂却没有那么幸运，她虽然主观上要做“节妇”，以死抗拒再嫁，但终于没死成，她不得不去“捐门槛”赎罪，最终不能成为封建礼教接受的合格祭品，只能沦为街头的乞丐以至“穷死”。鲁迅用他的小说向世人阐明：社会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

赵树理通过民间政治化的平民视角，在揭示出旧式农民群体在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下所受的精神束缚的同时，也揭示出新式农民在民主与封建的冲突范畴下，所表现出的敢于反抗邪恶、心地善良、富有韧性和乐观斗争的精神风貌。赵树理塑造了三仙姑、小福贵、二诸葛、小飞蛾、老秦等一系列农民形象。这是一群正在告别传统的奴性心态、软弱性格，在现实革命斗争中逐渐得到思想改造的农民，他们虽然带有强烈的时代地域色彩，但从精神上仍未能摆脱闰土、阿O等典型的历史印记，农民身上的残余思想依然存在。但赵树理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氛围比起阿Q所处的时代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在他们有继承性的精神联系中，又多少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异质。福贵与阿Q都是挣扎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的流浪农民，阿Q受了别人的侮辱，会转向比他更弱小者发泄，福贵却尽量承受起全部苦难，“不愿叫老婆孩子跟着他受罪。”阿Q对自己的偷盗、赌博行为毫无道德批判，而福贵却坦承“我知道自己的错。”因此，阿Q只是走向毁灭性的“大团圆”结局，而福贵却勇于向恶势力讨回自己做人的尊严。

在赵树理的小说中，不仅可以看到负载着几千年的精神枷锁的农民文化心态艰辛的嬗变，更重要的是在他的作品中涌现出了乡土题材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型农民形象系列。他们身上有着新时代社会文化以及政治文化熏陶下的韧性反抗、追求自由的精神品质。《小二黑结婚》中，在强大的封建势力挤压下，小二黑和小芹毫不示弱，最终争取了婚姻自主的权利。《李有才板话》中，老槐树下的小字辈，在恶霸地主面前表现的有勇有谋，他们的机智勇敢给阎恒元及其狗腿子以沉重打击。《李家庄的变迁》中锁索、冷元等人主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有倔强的性格，有蔑视权责敢作敢当的精神。在生活中采取进取的姿态，较之鲁迅笔下的旧式农民形象，有着更为积极主动的参与历史创造的豪情，是他们促成了作品中矛盾的转化，问题的解决，推动了农村社会革命性的巨大变革。

结语

鲁迅在其乡土小说中。以知识分子启蒙视角真诚关注“老中国儿女”，作品风格忧愤深广，与其他众多乡土文学作者相比表现出更加复杂深切的思想感情。更加先进深刻的批判意识。更加深沉悲凉的文学意境。赵树理则以民间政治化的平民视角，热切期望和描述着“新中国儿女”的诞生，光明的新生事物始终是他作品中支配一切的力量，他的作品更多的反映出特定历史条件下新的社会生活全景图，以及由于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带来的旧式农民群体精神世界的嬗变和新型农民群体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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