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赞与叹的边缘

叶　婷

沈从文关注的是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世界和生命价值，追求的是“为生命的文学”。这种文学是对生命的凝眸。他吟唱的是庄严与卑微、坚实与柔弱、质朴与刚健、粗鄙与雅致等多重声部叠加融合的生命咏叹调，这种文学观源于他独特的生命价值观，并充分体现在他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实践中。湘西文化滋养了沈从文，他总是从湘西文化的视角去感受、审视、体悟生命和世界，从“乡下人”的角度做审美取向和价值判断，努力用湘西原始、古朴、自然、优美的人性建造现代小说的“希腊小庙”，力图重建一种优美、健康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并且对人的生命原始精神进行热情赞颂和充分展现。

一、沈从文生命意识的成因及形式

沈从文是一个有着强烈生命意识的作家。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却只信仰生命。”纵观他的文学创作，一以贯之的就是对生命的误解与思考。他的生命意识一方面源自于独特的人生经历，另一方面还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巫楚文化、道家文化等东方传统文化的浸润，也有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的启迪。

沈从文在创作中展示各种各样的生命形式，构筑了独特的艺术世界，把自己对于生命的思考通过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他所构建的湘西世界和与之相对应的都市世界，实质上就是两个呈现出对立形态的生命世界。湘西乡土世界是用来展示乡村生命形式，都市世界是展示都市生命形式。这两个生命世界具有对立与对照的性质，代表沈从文不同的生命理想与情感取向。

他对这两个具有对立与对照性质的生命形式，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情感取向。对湘西乡土世界及其所代表的生命形式，沈从文满怀热忱，表现出一个在精神归宿上始终向着“乡下人”的知识分子对湘西乡土的天然亲近感与认同感，而对文明化的都市世界，沈从文始终怀着一种无法摆脱的敌对情绪与潜在的恐慌感，代表一个由湘西“乡下人”向城市“边缘人”转化的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归属的陌生感与荒诞感，城市与乡村的这种对立与对照性质，在沈从文那里，并不仅仅只代表一种情感取向与精神归属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代表一种价值认同感上的歧义。沈从文对湘西乡土世界与乡村生命形式的认同，对都市世界与都市生命形式的排拒，都与他看取生命问题的两极性立场直接相关，一极指向形而上的生命追问与生命的终极关怀，一极指向形而下的生命原生态与生活的阴暗层面，从而传达出沈从文审美理想的独特性，蕴含着他对人生内容的独特思考。

二、沈从文作品对生命意识的诠释

独特的人生经历与多方面的文化熏陶开启了沈从文的生命意识，引发他对生命的探寻与思考。一方面对湘西生命的自由雄健、质朴天然表示欣赏，另一方面对湘西生命的蒙昧无知、抱残守缺表示忧虑。当沈从文站在现代文明的角度反观湘西生命时，他不仅扼腕于湘西生命本身固有的缺失，且更忧心于现代文明所导致的生命褪色。所以他企望构建一种理想的生命形式，以此来对抗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人性堕落和生命蜕变。

（一）对生命之真的礼赞

1、生命之真：绝假无尘的“童心”

沈从文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单纯率真、心灵优美的人物，他们的存在如一株株常青的生命个体，也恰如“生命”本身的色彩——纯洁、自然，未掺杂任何外来成分。“这抹亮色”既是沈从文“理想人性”的要求，又是“生命”颜色中的主色调。

2、吟唱生命的爱

“爱情”是文学作品着力描写的范畴，也是“生命”存在的具体形式。沈从文说“因为我活到这世间里所有爱”。所以他笔下的情侣、爱人对待爱情的态度是至诚至爱的。“生命”之光在这种爱情中熠熠生辉。

沈从文的爱情故事模式大致有两类：一是为了爱，他们可以不顾等级、贫富、相貌的差距，甚至超越生死的界限。在《被刖刑者的爱》的故事中，弟妇为了丈夫能走出不毛之地，割腕自杀，用鲜血温暖丈夫前行；嫂嫂因性爱问题离开并与双脚被刖去的丑陋乞丐为夫妻，风风雨雨，不相抛弃。第二，缘于爱，他们可以超越生死的界限。为了爱情可以以身殉爱，《边城》中翠翠的父母、《巧秀和冬生》中的巧秀父母、《豹子·媚金与那羊》中的豹子和媚金等等。这类爱情尽管有些悲壮有些诡异，但“爱情可以超越生死”的哲理却永存人们心中。

沈从文小说的爱情理想始终是与“生命意识”相结合的至善、至真、至诚爱情，在他的这类小说中，总有一种似存似隐的神秘力量在无形地指挥和安排着人们的爱恨、生死。主人公被这种力量牵引，也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为自己的所爱做一切事，“一切后事尽天去铺排好了”，这种爱情为生命添上了一笔灿烂的色彩，既照亮了现在又预见了未来。

（二）对生命之陋的忧患

1、痛心于生命的异变

文明给落后地区带来了物质、生产的科技成果，同时打破了该地区的生命文化生态，技术化、商品化代替了自然美德，也即是文明是落后的生命形态发生了变异。

沈从文在《烛虚》中说：“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人固然产生了近代文明，然而近代文明也大规模毁灭了人的生命。”城市的现代文明无情地对乡村进行了渗透，乡村生命沾上了一层文明的“病垢”，生命原初的状态被打破。《〈长河〉题记》中提到“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同时，“现代”带来的影响让人不忍目睹：“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灭无余，代替而来的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

2、忧心于生命根性的脆弱、解体

在现代都市文明外在的渗透和湘西自身文化隐忍的侵蚀下，湘西自在的诗化生命逐渐消失，“人与自然相契”、“不悖乎人性”的“自然生命”开始解体。另外，金钱、等级观念正一步步吞噬着湘西人自然的灵魂。在《贵生》中，金凤和贵生从小很要好，朦胧中有爱意。但城里五爷垂涎金凤，金凤的观念起了微妙的变化。贵生去找她时，她神气冷淡，说话也爱理不理。决定爱情的已不是多年的情感，而是感情外的一些世俗的条件。沈从文在《长河》的结尾处更是发出“好看的总不会长久”的浩叹。随着现代文明的渗透，湘西本民族自身文化的一些蛮风、陋习、落后、保守的因子与这种强势渗透结为同盟，“神在生命中”的“常态”很难维持。自然“神”统治的时代逐步“解体”。生命的“神迹”、“庄严”在异质文明的侵蚀下不复存在。代之的是“神既经解体，因此世上多斗方名士，多假道学，多蜻蜓点水的生活法，多情感被阉割的人生观，多轻微妒忌，多无根传说。大多数人的生命如一堆牛粪，在无热无光中慢慢燃烧，且安于这种燃烧方式，不以为异……”

(三)对理想的生命形势的呼唤

1、自为的生命形式

强烈的生命自觉意识，能够取得人生的独立与自由，并进而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在沈从文看来，这仍不是“生命”的最高形式。所以，沈从文呼唤一种群体自为的生命形式。群体自为生命形式是个体自为生命形式的一种升华，表现为生命个体将自己对人生的自为认识与把握，“扩大到个体生活经验之外。”即“时时刻刻都把自己一点力量，粘附到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为人类远景而凝眸。”——这才是生命的最高形式，也是沈从文所呼唤的最强烈的理想生命形式的目标之一。

2、寻找生命家园，建造“希腊小庙”

面对着“精神家园”的“失乐”，生命由“常”趋“变”，由“神在生命中”到“神之解体”，沈从文力图重新“造神”。由此，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便具有了现代性：建构民族人格，即建立人性的“希腊神庙”。他对这种理想人格的寻找伴有肯定和否定的态度：对乡民“常”的人格的肯定，对城里人悖乎人性和乡民“变”了的人格的否定。在理想的民族人格中“能看到民族向上的努力”。沈从文说：“我很愿意尽一份时间来把世界同世界上的人改造一下看看。”“使他的生命‘深一点，也可能使他生存‘强一点。”沈从文理想的民族人格是保留湘西原始本真精神，远去都市文明的异化，祛除湘西自身文化诟病。

三、沈从文生命意识的意义与价值

首先，沈从文“信仰”生命，敬重生命，终其一生来思考生命，显示了他的特立独行与超凡脱俗。他淡漠国家意识，视生命意识高于一切也大于一切，他敢于直面生命的真实，特别是他的湘西散文，深入到生命的本质层面，将对生命的思考上升到哲学高度，并提升到对人类命运的关照，这不但显示了他对生命思考的超拔之处，而且显示出他在现代文坛的先锋性与超越性。沈从文“为生命的文学观”既超越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虚无与高蹈，也避免了“为人生的文学”的功利与狭隘。他的文学对社会现实人生予以极大的关注。沈从文的目光超越了种种现实表象，以一种更深邃、更宽容、更悲悯的心态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和生命价值，他认为人“必须更深刻一些明白生命，才可望更有效地使用生命。”

其次，沈从文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生命意识还具有一定的文学史价值和社会认识价值。在他的湘西散文中礼赞生命之美，忧虑生命之陋，崇尚健康、和谐的生命形式，另外沈从文提倡“健康、美丽、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美学理想与后现期的的生态美学不谋而合。他真正开辟了生存文学这一新的范式，如后来的孙犁、贾平凹、李杭育都是生态文学的集大成者，他们积极从自然风光中汲取新鲜营养，并将其优良因子注入到民族的肌体中。

沈从文生命意识的社会认识价值则在于它是人们精神困顿之时的抚慰剂和理疗仪。他范式文学的主导观念是敬重生命、追寻生命的自然本色。在后现代社会中，人的自然天性、真实情感等日渐衰微弱化。一语以蔽之，人性严重异化。在重大的生存压力之下，人们在精神上企求回归自然、回归生命的本真状态。而在沈从文作品中，那自然朴素、平静从容的生活姿态，那非功利性的价值取舍标准，都是值得当下的人们驻足凝思的。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从文自传[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沈从文.沈从文乡土小说[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3]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 [M].北京：三联书店.

(作者简介：叶婷，女，湖北省鄂州市人，中南民族大学文传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