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文化与国民性

章立凡

随着时下一些影视剧的热播，“告密”已然成为一个流行语。我曾在文章中提出评判告密行为的三条底线：一看动机是被迫坦白还是主动陷害：二看告发的内容及伤害程度；三看事后有无补救和忏悔。有网友在表示赞成的同时，指出这是“良·心”层面上的，还应考虑“愚弄”、“受骗”的层面。的确，在极权主义时代，很多告密者是在被“洗脑”后主动“大义灭亲”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是，个人迷信年代趋权告密不断，信仰危机年代趋利告密不绝，才是一个民族的双重悲哀。在黑暗的中世纪欧洲。宗教迫害曾盛行一时。很多妇女被告发为“女巫”，遭到宗教裁判所的逮捕拷问，被判监禁甚至处以火刑。一些科学家和宗教改革家也遭到同样的陷害。将告发异端视同告密于上帝，这与个人崇拜年代的告密观极其相似。

我也曾撰文谈到1989年东德与西德合并之际，东德秘密警察的档案被公开，人们震惊于至亲好友的卧底身份引发的那场社会休克。有网友说：“我建议焚毁。时过境迁。何必还要让一些人惴惴不安呢，曹操战胜袁绍后烧书信的做法德国应该学学。”

生性多疑的曹操，在焚毁部下通敌书信之前是否看过?谁也说不清。他无非是玩弄“使功不如使过”的古老权术，与起用“右派”当告密者同出一辙。

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在道德价值上都不认同非正义的告发。但只要有专制政治存在，统治者就会鼓励告密，宗教迫害、文字狱等就会史不绝书。极权主义更发展到以权力为上帝的地步，伦理屈从于权力，你的私生活，甚至你的灵魂。事无巨细都在权力的掌控中。如今，这套违背良心和伦理的“特色文化”虽已衰败，但仍蛰伏于我们的生活中。

有朋友访德归来谈到，经历过纳粹时代的德国人。很能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互害”的体制和群体中，不仅有集团作恶，而且有群体作恶。很多人不同程度地做过伤害他人的事情。引爆告密材料“伤人太重”。招致各方的制止和反对。是因其触发了很多人灵魂深处的罪孽感：从八九十岁的老人到莘莘学子，都可能干过这种下三滥儿的勾当。有不少人至今仍在干……

当告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們便习惯于“以不正常为正常”，一旦把这套告密体系晾到阳光下，各种反应反令人大跌眼镜。或许是出于善意，有朋友主张历史疮疤揭不得，一笔糊涂账推给体制当总替罪羊。不追究多数人的责任。应该承认告密是体制的产物。但如果没有众多的告密者，告密体制也无法维持。一个告密成风的恐怖社会，也是一种多数人参与的暴政。

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也会有什么样的人民。坏政府的毛病也是爹妈惯出来的。一个坏政府是不希望有好公民的，因为有好公民它就干不了坏事，所以从教育上就重点培养奴才、告密者和小人，盖因其内部就不乏小人之辈。这种恶性循环的文化怪圈。难道在封建社会不是司空见惯吗?

有人指责“鞭尸式”的拷问对于长者太过严酷，是在扮演“道德审判者”角色。请换位思考：如果你也是受害者之一，或有长者伤害了你家长者，难道事后连求证真相的权利都不具备吗?受害当事人提出控诉，是行使正当权利而非主持审判。尊老是一种美德，但不包括长者的罪错，“大家有错”也不是免责的理由。宽恕以忏悔为前提，道歉才有机会找回尊严，无原则的“恕道”等于乡愿。儒家讲“反求诸己”、“三省吾身”，但实际上却很少有人能独立思考。

曾有作家对德意志民族发出这样的感叹：几乎每个人都那么优秀，但作为整体又那么可悲。第三帝国灭亡后，德国的孩子们经常会向父亲发问：“老爸。那时候你干过什么?”东德政权倒台后。孩子们再次提出同样的问题。这不仅是未来对历史的拷问，也是对一个民族灵魂的拷问。

真相永远是第一位的，然后才谈得上历史裁判与文化反思。今天，我们严肃地向自己的长辈和同胞求证真相，反思“国民性”中的卑劣、奴性和暴虐，就是要从根本上祛除这种“低俗文化”，让历史走出黑暗，让孩子们健康成长，让这个民族有未来。

[原载2009年8月27日《联谊报·钱塘听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