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铎：野百合为何没有春天？

王克强

雍正三年(1725年)初春的一天，晨曦微露，川陕总督衙门笼罩在一片静谧中。突然，马蹄声急，一群全副武装的御前侍卫，策马疾驰而来。为首一人，着二品锦鸡补服，手托圣旨，眼露凶光，将总督衙门门前守卫吓得赶紧三步并作两步，到内院禀报。

川陕总督年羹尧，在睡眼惺忪之中闻得“圣旨到”，顿时吓得汗毛直竖。因为近来雍正皇帝的一系列举动，让他频生“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先是严词斥责他“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接着更换了他属下的官员，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后又将他的爱将——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年羹尧知道，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迟早会向自己落下来，可没想到的是，竟然落得这么快!

穿戴整齐赶出去，听到的却是：“戴铎接旨!”年羹尧惊魂甫定，即命人火速把军中参议戴铎唤来!

戴铎是谁?雍正为何特旨委派钦差到年羹尧军中来提拿他?这一切的一切，还得从多年前说起。

康熙后期，从小喜欢耍心眼的戴铎，就主动投靠到了皇四子胤稹麾下。

戴铎的如意算盘是：为皇四子谋划“争储”大计，继而成为四爷倚重的心腹。一旦大功告成，奴以主贵，飞黄腾达。

那么，戴铎的政治预判来自于怎样的现实呢?原来，自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太子胤扔再度被废后，康熙的众多皇子就开始围绕储君之位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激烈争夺，这场争夺持续了十多年，大量朝臣士子、文人清客蜂拥参与，都企图在这场错综复杂的较量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康熙五十二年，戴铎迫不及待地给四爷献上了“争储”秘策。他在信中说，自古以来，平庸父子容易相处，英明父子频生龃龉；弟兄寥落就相安无事，兄弟众多则纷争四起。为什么呢?原来，如果父子都很英明，那么一旦儿子不能显露自己的才华，就会被父亲鄙弃。可过分露才又会引发父亲的猜忌。而弟兄太多，各有所长，又会引发继承权之争。因此，四爷一定要做到“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无不相得者”，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笑到最后。

毫无疑问，这封秘信分析得入情入理，很有践行的价值。可是戴铎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绞尽脑汁想出的计策，非但没有为自己带来恩宠和实利，反而为以后的暴尸荒野埋下了祸根。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戴铎空有恭身事王之心、政治投机之能，却无识人心机之才。

胤祺并非毫无主见的庸主，在他的心中早就拟好了“争储”的全盘计划。一切工作正围绕该计划有条不紊地展开。此时此刻，他最怕的就是被他人窥破心机，以致功亏一篑。现如今，戴铎不仅窥破了，而且通过书面的形式表现了出来，留这种人在身边，岂不是引狼入室，坏己大事?

于是，胤稹立即回信，信中说，你说的虽然是金玉之言，但对我来说却并不起什么作用。你难道没看见我平日里的所作所为?我如果有争储之心，怎么会以“破尘居士”自称?怎么会终日与僧人共论佛法?怎么会致力于“鳊诗集、赏烟霞”?何况当皇帝是“大苦之事，避之不能，尚怀希图之心乎”?你如果为我着想，今后还是少说这样的话，做人要慎重些!

接到四爷的来信后，戴铎有没有品出其中的玄机呢?以他的小聪明，应该有所领悟。但是，对权力的憧憬还是让他丧失了理智。他竟然召集好友秘议“唤醒主子”的良方。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传到胤稹耳里，立即引起了胤稹的警觉与恼怒。他意识到，在争储的关键时刻，戴铎的盲动一定会节外生枝，破坏他多年经营的“持重无争”形象，导致全局被动。为了树立这一形象，胤祺努力了许多年。弟兄们之所以不到皇阿玛那儿去说老四的坏话，还不就是因为老四从来没有“以对手的姿态”出现在他们面前!如今，这个不识相的戴铎非要彰显出四爷的进取心，这不是添乱吗?

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胤稹不等戴铎的第二条秘计出笼，就先下手为强，略施小计，将这个多嘴好事的人打发到千里之外的福建，下放锻炼去了。

那么，被“发配”到南方去的戴铎，有没有反思一下自己“蒙尘”的原因，徐图大计呢?还是没有。他的富贵情结让他的“羡权”之心不死，他还想为主子谋划，妄想抢下“助主争储”的头功。

自康熙五十五年到康熙五十七年，短短的三年间，戴铎竟然给他的主子写了十多封信，信中的内容全部都是倾诉水土不服之苦、缠绵病榻之痛，强烈请求回京效力。

胤稹当然不会让他得逞，对于这种有忠心却无大智的蠢才，胤稹自有一套拿捏的方法。其一就是万万不可留在身边，以免其自作聪明，道破天机·其二便是诱之以利，不能把他逼急，因为戴铎一旦绝望，就会狗急跳墙，同样会破坏争储大事。因此，他一方面千方百计阻止戴铎返京，另一方面又封官许愿。他在回信中说：“接你来信甚不喜欢。为何说这般告病没志气的话。将来位至督抚方可扬眉吐气，若在人宇下，岂能如愿乎?”戴铎接到来信，读到督抚二字，顿时心花怒放，他似乎看到封疆大吏的顶戴花翎正在向自己飘来。想到这里，戴铎即使有千般怨言，也不敢在人前吐露，只能继续滞留南方，耐心等待主子所许诺的提拔机会。

可是，他似乎仍然没有看出主子“嫌他多嘴”的心思，对权势的渴望，使戴铎欲罢不能，仍然在谋划争储大计。于是，此后的两封信，一下子勾起了胤祺由“厌之”转向“杀之”的态度变化。

康熙五十六年，想当官想得发疯的戴铎，竟要求四爷把他安排成“台湾道”。还说什么一旦争储失败，奴才就可以在海上接应主子，拥四爷退守台湾。胤稹阅信大怒。以他的雄心壮志岂会愿意步郑成功的后尘!更何况，这封书信的内容一旦泄露，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俨然老四有割据之念，康熙皇帝岂能饶他!因此，胤稹在回信中将戴铎骂了个狗血喷头：“我以国士待你。而你之言比骂我还厉害。你若如此存心，不有非灾，必遭天谴!”旁人一看便知，如此严厉的口吻，犹如屠刀上的寒光，直逼远在福建的戴铎之脖颈。

可戴铎偏偏忽视了这道可怕的寒光，他力挺四王爷成瘾，竟至于不分场合，不看观众，终于把自己送上了绝路。

康熙五十七年，大学士李光地告病假回福建调养。在一次与闽中官员的闲聊中，李光地信口说了一句：“目下诸王，八王最贤!”戴铎听了，很不以为然。竟大声说：“八王柔懦无为，不及四王聪明天纵，才德兼全，恩威并济，大有作为!”李光地听后，不置一词，微笑颔首。散席后，戴铎自以为得计，立即修书一封，一心想听四爷的表扬。

胤稹阅信后差点气晕过去。因为谁都知道戴铎是他的“藩邸旧人”，既然戴铎敢这么说，必定是秉承了主子的意愿，这无疑是泄露了他的争储之心。更何况李光地是康熙身边的红人，万一这个李学究回京跟皇父一讲，胤稹此前的一切努力、一切付出岂不是前功尽弃?所以，胤稹一方面手忙脚乱地布置挽救措施，同时回信大骂：“你在外身居小任，怎敢如此大胆。你之生死轻如鸿毛，我之名节关乎千古。从此，找机会杀掉戴铎的意念，已经在胤稹心中扎下了根。

平心而论，戴铎对政治风向的揣摩、分析和判断是相当准确、迅捷的，其文才也是出众的，可他却被权力欲冲昏了头脑：炫耀聪明、轻狂示人、妄言无忌、恃主而骄——这一类传统知识分子最普遍的陋习终于把他送上了绝路。

康熙六十一年，康熙皇帝突然病故，一向隐忍的胤稹终于捷足先登，成为雍正皇帝。

雍正人承大统之后，当然不会忘记屡次给他添乱的戴铎。为了防止戴铎泄露旧时机密，雍正索性把他派往年羹尧军中任职。年羹尧也是他的“藩邸旧人”，让他们互相监督，互相攻讦，正是雍正精心设计的一箭双雕的名局。

果然，年羹尧不久就弹劾戴铎，说他故意私藏皇帝秘折，时常炫耀，好像官员的升迁，全都离不开戴某的操纵，并以此来要挟同僚。同时，戴铎也检举年羹尧让全军唯其命是从，有不臣之心。

雍正期盼的正是这种局面。他可以轻松找到借口，将熟知他起家内情的老部下逐一铲除。当然事有轻重缓急，他决心先拿无足轻重的文人开刀，以解当年掣肘之恨。

雍正三年，皇帝下旨，说戴铎“行止妄乱，钻营不堪，暗入党羽，捏遣无影之谈，惑众听，坏朕名声，怨望讥议，非止一鳊”。于是，戴铎身陷囹圄，被严刑拷问“谤君之罪”。戴铎当然不服，他在公堂上历数自己对皇帝的“赤胆忠心”，并声称“日月可鉴”。雍正怕他那张乌鸦嘴再胡说八道，赶紧将戴铎的罪名坐实为“贪污”。就这样，戴铎一下子又从“政治犯”蜕变成“经济犯”，罪名转换的速度之快可以称得上是空前绝后。

戴铎的倔劲也上来了，对贪污罪名照样死不认账，他为自己辩解说：“在任时确有几十万钱粮不清，奴才始终不避嫌疑，为主子出力，及闻主子龙飞九五，奴才即向巡抚蔡梃说：‘恐怕西边十四爷和总督年羹尧有事，当以死自誓。倒借给其钱粮，冀用其力，此奴才之愚忠也!”戴铎死到临头还在表忠心，可雍正非要灭口，那么按照《大清律》，这些自作主张花在士兵身上的几十万钱粮，就足够让戴铎身首异处了。

这一年，尚未到秋后问斩之期，因为怕戴铎在狱中妄言，清廷秘密行刑。

行刑之日，戴铎痴痴地凝视着狱窗外土墙上的小花出神，小花像他一样，很平凡，也很顽强，不娇艳，也不精致，却能抢先体会到春天的气息。而他呢?顽强地忙碌了一生，人生的春天何在呢?想到这里，戴铎的面颊上涌现出两行浊泪……

编辑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