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历史“八大奇迹”

张明华

上海先民的发明创造是令人鼓舞的,是令人惊奇的。然而,在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田野考古工作中,还有不少重大发现,有的甚至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它们不一定是具体的、精美无比的、夺人眼球的国之瑰宝,但它们在上海的成陆、古河道的变迁、历史的沿革、在考古界和自然科学等领域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上海也有“金字塔”

金字塔举世闻名,但它远在黑非洲的埃及。上海也有金字塔,岂不危言耸听?相信读者看了下文,一定不会感到此说过誉,相反发现它有着更加丰富、更加精彩的内涵。

从上海市区向西,不到一小时的车程,即可抵达水乡青浦区重固镇。这里青瓦白墙,水流横贯,高高的石拱桥,喧闹的集市和商店,充满着江南浓郁的乡土气息。福泉山就静静地躺在小镇的西端。在历史上,它和佘山、小昆山等十多座山峰并称为“宋军九峰”。随着岁月的侵蚀,今天它已经看起来“其貌不扬”,有道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今天在福泉山遗址门口,有杨堤先生题写的大字“上海历史之源”,真是恰如其分。称它为山,其实只是一个长约100米,宽约80米,高仅7米多的大土台。光绪《青浦县志》载:“福泉山……初因形似号覆船,后以(山东南角下的)井泉甘美,易今名。”县志上还附有一幅当年山上草木葱茏,庙宇高耸,香火缭绕的繁荣景象。20世纪60年代山上发现过一些古代的遗存,但没有特别的线索。

1982年,考古工作者在土墩的东缘寻踪觅迹,终于发现了一座四千年前的良渚文化大墓,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管、珠,组合繁复、色彩斑斓的玉项链,湖绿色透光细刻繁密纹琮形玉镯,新石器时代最大、刻文最细密的象牙器,以及石器、陶器等几十件珍贵文物。由于良渚文化正值进入文明与否的学术研究未明的关键阶段,又此类大墓一直缺乏考学发掘的积累,更是上海考古上的一大空白,其意义之重要性简直不可估量。

然而,惊人的发现还在后面。自此以后的几次发掘使福泉山在中国考古界引起了轰动。在福泉山的良渚文化地层中,共发现了随葬丰富的贵族墓32座,座座有精美的玉石陶器,个别墓的人骨架脚下还有殉葬奴隶的迹象,身体佝偻,屈膝,双手反绑背后,一副惨状。结合各地良渚文化遗址中多数人随葬贫瘠,少数特别富有的大墓出现象征权力的权杖——良渚玉戚,出现悬殊的贫富反差,对确定良渚社会具有阶级社会的性质,中国文明的进程提供了最最有力的实物证据。上海考古工作者对待田野考古的科学态度,又使他们取得了一些意外重要的收获。

1984年,他们从福泉山良渚墓地堆土中,发现夹杂良渚、甚至早于良渚一二千年的崧泽、马家浜文化的遗存,这种时序颠倒的堆积现象,反映了良渚高土台墓地是从附近的田地中取土人为堆筑而成,也是太湖地区特有的大型的贵族墓地。这一规律的发现,为以后发现、发掘太湖地区反山、瑶山等大型良渚墓地,揭开良渚文化的神秘面纱,提供了极为关键的地理地貌依据,并确认了代表着良渚首领(或王)至高无上地位,也是良渚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显著标志。

福泉山遗址的多次发掘,清理到这座土墩从地下生土层起一直到顶,埋藏有距今约6000年至清代先民的历代墓葬(崧泽文化墓葬18座、良渚文化墓葬32座、吴越墓葬2座、楚墓4座、西汉墓96座、唐墓1座、宋墓3座)和遗存(崧泽文化的居住遗址、食后丢弃的动物骨头、灶膛,三人、男女、子女从父合葬墓,良渚文化殉葬墓、祭坛,以及国宝级的湖绿色细刻人兽纹透光琮形玉镯、鸡骨白玻璃光人兽纹琮形玉镯、细刻繁密禽鸟纹阔把黑陶杯、莲花纹青瓷尊等),层层叠压,是世所罕见的、系统诠释上海古代史的、教科书式的文物宝库。考古届泰斗苏秉琦先生生前曾对福泉山遗址有过精辟的高度评价:“埃及的金字塔是石头堆的,是文物;福泉山是土堆的,也是文物。”“福泉山的良渚墓地——土台是重要的,比其中的器物都重要。土台反映墓主身份。每个墓中的器物都是特制的,都是为其所用的。”

2001年,福泉山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今年4月,福泉山北面又有随葬大量精美玉石陶器的大型良渚墓葬发现,让人心潮澎湃,却又让笔者产生出一阵莫名的心绪。人家河姆渡、牛河梁、三星堆、兵马俑……在银屏上一部部专题片,一座座现代化的专题博物馆,在弘扬中华文明、灿烂文化的各种场合风光无限,振奋人心。而福泉山,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座近在眼前的、宝藏精绝“金字塔”,居然被晾在一边,默默无闻。精明的上海人是色盲了,还是失聪了?

淀山湖底的村庄

淀山湖,是上海最大的湖泊,主要面积位于江、浙、沪交界的青浦区境内。明嘉靖《青浦县志》记载为“薛淀湖”。淀山湖,自然风光优美,水清鱼肥,物产丰富。也许你到过淀山湖,当你为湛蓝的湖水,点点白帆所陶醉的时候,你可曾知道就在这片水面之下,居然还有一个几千年前的村落遗址。

1958年,淀山湖附近几个县的群众,在湖中打捞“狗屎铁”(当地对一种沉淀在湖底的泥条状含铁结核的俗称),作为土法炼铁的原料。在金泽、西岑、商塌等三角形地区内,同时还捞到了很多形状不一的石器、陶片和动物残骸等,这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当时的上海历史与建设博物馆、上海文物整理仓库等单位,为此专门组成了工作小组进行调查。短短几天工夫就收集到石器115件,残陶器73件,其他文物7件。其中有打猎用的石镞、矛,农耕用的石斧、犁,手工业工具锛,兵器钺等;有烧煮或盛放食粮用的陶釜、罐;还有鹿牙、龟板等等。大量的出土文物生动地说明,这里曾经是一片陆地,还有一座颇具规模的村庄。人们在这里渔猎、农耕,生活过很长一段时期。其中有孔石刀、石犁等,是距今4000多年的、为考古界正式认定的良渚文化遗物。从而证明在今淀山湖的金泽、西岑、商塌这一三角形地带,有人类活动的历史,至少已有4000多年。由于古遗址在水下,给考古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关于它的翔实面貌一时难以揭示,尤其是它的入湖时间和原因无法定论。

大自然的演变是惊天动地、光怪陆离、无奇不有的。造山运动,可以通过几百万年或者更长时间,把深不可测的大海变成耸入云端的高山,相反,大自然同样可以通过地震、地壳漂移,在瞬间或很长时间,把一座大山、一片平原埋入大海……不过,淀山湖村庄的入水似乎另有原因。目前有地体下沉和风浪冲蚀两种说法颇为流行。

地体下沉说认为,古代的淀山湖地区,曾经是一片平原。根据在它东面一二十公里、距今6000年左右的崧泽遗址来推测,淀山湖位居离东海岸更加纵深的位置,应该成陆于比崧泽更久远的年代。成陆后由于地体中水分的不断流失,整片土地开始下沉,变为低地,于是积水成湖,把原来的村庄也浸入了水中。自然界种种陆沉的奇迹,为数还是不少的。

那么,在淀山湖中有没有人看到过类似的迹象呢?回答是肯定的。考古工作者在文物普查工作中,曾听到过一些传说和反映。

一位长期在农村搞水利工作的同志回忆:1958年,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他曾亲眼看到淀山湖湖底有石皮路(江南地区传统的一种用石条或石板铺排而成的路面)的情况。另外,我们在一些史书上,也发现了可供参考的资料。上海市文管会编撰的上海史料丛编《五茸志逸》上就有淀山湖附近的泖湖有坊市沉入水底的记载:“泖,故由拳国。至秦废而为长水县。俄忽陆沉而为湖。曰泖。泖之言茂也,盖当秋霁时,其水隐隐见睥睨坊市迹云……”《松江府志》上又有记载,泖湖:“每天晴泛舟,见其中井栏阶砌,宛然分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夏,曹安赴举之南京,舟过泖中,适依舷,忽见水清处街砌如故……”从而增加了淀山湖中有建筑遗迹的可能性。

风浪冲蚀说认为,古代的淀山湖不一定像今天这样宽阔,这样浅坦。它可能只是古代长江泄水道的一部分,先民们在湖边劳动生息,时间长了,湖岸在风浪的冲击下逐渐坍塌,直至危及生活区时,他们才迁居新址。这样,千百年下来,湖面一年比一年开阔,冲入湖中的生活遗址也就一年比一年远离现今的湖岸。这种由风浪冲蚀作用造成的地貌改观情况,在上海地区就有发现。

光绪《月浦志》记载,在长江南岸,宝山县月浦镇东北六里,有黄窑镇,其地以烧窑为业,今没于海,仅有石皮街在。渔人于小汛潮退时,立街上捕鱼。另外,关于上海南部濒海地带的坍塌情况,不但见于史料记载,如前所述,考古工作所发现的遗迹遗物,也证实了大小金山沦入海洋的事实。

当然,内湖的水流、风浪要比大江大海的力度要弱得多,湖岸入水的速度也缓慢得多。但也不能因此而低估了这个能量。淀山湖中一些湖岸和湖中小岛受到冲蚀的情况也很明显。有些树木几年前还是和水面相隔一段距离的,现在却被冲得东倒西歪。密密的根须暴露无遗,浸在水中,像少女的长发随波漂荡。即使个别地段使用了石板护堤,也屡屡被湖水所冲垮。当地几位有经验的水利民工反映说,由于冬夏两季风力较大,对于湖东南、西北两处岸线冲击尤大,造成了淀山湖的平面也在向东南、西北方向拉长。可见季风的作用也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因素。另外,湖中发现的碎陶片,大都已无棱角,显得光滑圆润,这似乎为风浪冲蚀说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70年代初,笔者考察过江苏吴县澄湖遗址,那里曾经发现过近千口古井,但奇怪的是在它周围应该存在的先民的生活面,包括所有古井的上半截均已荡然无存。这种现象与地体下沉,遗迹相对完整的状况不同,倒是与风浪冲蚀的特征相像。淀山湖地理位置与其相去不远,地理环境也比较一致,因此,使淀山湖古村庄入湖的原因很可能是千百年来风浪冲蚀所造成的。当然,最终的结论还是有待于条件成熟后,对淀山湖水下进行一次直接的科学发掘。

“走”入海洋的大小金山

站在雄伟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护厂大堤上放眼远望,只见波光粼粼、海水浩渺的尽头,有两片灰蓝色的影子,像天际的青云,似静卧的奇兽,这就是上海南岸的大小金山岛。可是有谁知道,它们原来竟是陆地上的山峰。

南宋绍熙《云间志》一书中,首次见到了“海中金山”、“(金)山(已)居大海中”的记载。明正德《金山卫志》记载:“鹦鹉洲在海中金山下……”这是至今发现的金山与海岸之间存在一片陆地的重要文献。这里提到的鹦鹉洲,就是指宋末元初被冲垮的大金山北麓的那片土地。元朝末年,人们还见到过古代的桥梁和水井淹没在水中的景象。有个姓沈的居民,曾在一口古井中拾到一块写明“鹦鹉洲界”字样的石碑。很有意思的是,上海的考古工作者,在大金山山腰及隔海相望的戚家墩、柘林一带海水紧逼的滩地上,利用潮退的周期,先后发掘出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的村落遗址和墓葬,水井、石器、铁器、陶器等出土文物。1963年,为了清理一口已被海水冲去了上半截的汉代陶井,人们不得不利用海潮退落的时机分几次进行。有趣的是,除在井中出土了铁刀、果核等生活用品外,一件黑陶汲水罐的颈部,至今还保留着一段吊水用的井绳。即使今天,如果有机会去上海石化总厂附近海滩上走一走,说不准还能发现先民留下的踪迹。

按理说,古代的村庄不可能建立在随时会受到海水侵害的海滩上,所以,这里原来应该是一处滨海平原,而岛、陆地之间也曾相连。那么它们是什么时候“走”入海洋的呢?

据考证,上海南岸的垮塌,大小金山“走”入海洋的时间,大约在距今一千五六百年前的东晋时期开始的。由于历代的开发,长江流域的植被逐渐破坏,长江泥沙明显增多,上海东南岸南汇沿海的陆地迅速东扩,发育成特殊的三角形沙嘴,使这一带的海流方向、力度都发生了变化,在上海南岸大小金山附近形成一种特殊的涡漩淘岸的现象,致使岸线迅速坍塌入水。近在岸边的大小金山首当其冲,很快入海,接着山与陆地之间的平原不断坍塌,使大小金山渐行渐远,成为今天缥缈在远海的礁岛奇观。

宝塔、舍利子和佛牙

到过松江的人,差不多都要去方塔公园游览一番,为的是一睹宋代宝塔秀丽多姿的塔影,为的是登临宝塔饱览日新月异的华亭新貌。方塔正名当称兴圣教寺塔,是一座高42.65米的砖木结构楼阁式宋塔。建于北宋熙宁、乾年间(1068～1093年)。可是,面对草木葱茏的园林和修葺一新的宝塔,谁也不会想象得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动乱,使这里一片凄凉荒芜:杂草丛生、断墙残壁,朽梁折椽、砖缺瓦破……·

1974年11月,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为了重修方塔,意外发现了塔底地下的地宫,在撬开了中间的两块脊顶砖。只见砖面下黑咕隆咚,深浅莫测。隐隐约约间有一尊锈绿满身的小铜像安坐在那里。待脊顶砖完全撬开,只见这座才三四寸高的铸像,双目微闭,头戴风帽,袖手静坐,神态自若,被搁置在一件制作灵巧的石函盖上,旁边还散落了几十枚铜钱。经考证,这件铜像居然是传为观音化身的泗洲大圣。他姓何,名僧伽,中亚人。公元661年来到中国在今江苏泗洪建寺。曾受唐中宗礼遇至长安。石函的四面饰有精致的浮雕图案,两头为双狮,两侧为双龙云气,龙腾狮舞,煞是生动。揭开函盖,有一尊鎏金铜卧佛。这是上海考古发现的第一尊鎏金释迦牟尼铜佛像。卧佛贴地的浇铸口上盖着一块木板,上书“兴圣院比丘妙运入藏”九字,里面居然存放了一块沉香木和二颗舍利子。卧佛身前有两个长方形的银盒,银盒底部还镌刻有供养人的姓氏。一个内置六颗舍利子,一个内装两颗佛牙,是传说中的佛祖释迦牟尼遗留下来的灵牙。两尊铜佛像造型为研究宋代佛教造型艺术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两颗佛牙,也是国内少见的出土实物,后经科学鉴定为亚洲象臼齿,这对研究探明佛教界盛传的佛牙的真实情况,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之后,上海在历年维修古塔时,古代文物屡有发现,松江李塔、西林塔,嘉定的法华塔里的珍藏,熠熠生辉、琳琅满目。

上海的这一类发现还有很多,很有趣且很有意义。

上海最早的海岸线

在今诸翟、马桥南北一线附近的地下,当地人经常会挖到大量的海螺、蚌等贝类遗骸,他们经常取其中的洁白漂亮的细沙,作为建房粉墙的涂料。海生动物的遗骸怎么会在今上海纵深的内陆地带的呢?考古发掘才知道,这里曾经是上海最早的海岸线,压在上面的马桥遗址及相关出土物经碳-14测定证明,这条海岸线至少形成于距今6000年。

上海四千年前的“移民”

新石器时代一般被人理解为落后、封闭、人员罕有流动的状态,其实,大量的考古学新发现证明并非如此。近年,考古人员在今松江大学城附近的广富林村,意外地发现了一批纹样、造型、质地与上海时代相当却不同类型的遗存。经检索,竟与远在几百公里之外,处在黄淮流域的人类遗存一致,从而十分清晰、可靠、惊人的证明,在距今约四千年的时段,有一批“中原人”迁徙而来,融入了当地。

棉花田下的宋代古船

1978年,嘉定封浜杨湾开挖封浜河,竟在一块棉花田下发现了一艘满载瓦片的木船。船头已不知漂向何方,船中锅碗瓢盆灶齐全,还有一副完整的狗骨头。从瓷碗的造型判断,这是一艘宋代的古船。宋船怎么会在棉花田下的呢?经船周的泥样分析,船沉之后,被湮没在古河道里。发现古河道并不稀奇,问题是这是哪条河,什么年代湮没的?经实地勘察,它与今吴淞江毗邻,恰恰说明这里就是吴淞江故道,它是在宋代以后逐渐湮没的。上海的古代沉船还有多艘,浦东陈家桥的川杨河开挖段的独木唐船,南汇黄路新华大治河宋船,分别出在上海陆地外扩的中部、东缘的两条古海岸线外,为证明上海的唐代、宋代海岸线提供了重要依据。

繁华街道下面的元代水闸

上海市普陀区志丹路、延长西路的交叉口,是车来人往的繁忙地段。2001年5月3日建筑工人深钻打桩孔时,从吊钻上来的一块石板和铁锭上意外发现了地下大型花岗石建筑遗迹。后经考古发掘,这是位于当年南入吴淞江的赵浦河上的水闸,东西走向,闸区水道过水面、石墙基本完整,水道南石墙泊岸长门柱上端有所缺损。总面积达一千多平方米。经考证,这座水闸是元泰定二年(1325年),由我国元代著名水利专家、大画家任仁发负责建造的。据任仁发《水利集》载,建闸的目的是为了通泄江水,节泄水势,疏浚吴淞江。

2006年,志丹苑水闸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