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
陈方正先生的《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对西方科学产生之千古“内史”源流,做了详细评述,提出两次“科学革命”说。文内除精炼并颇有启发的理性评析,又常见深悟之后的感发,饱含历史抒情。这是一本由中国学者书写的关于西方科学思想史的相当系统的著作,因为本书的写作多从中国人的思维背景及语言出发,所以堂室虽深,却不难进入。读过这本书,可知当年利玛窦的话不错:西人之学“千百为辈,传习讲求者三千年”。
现在,我们多了一份深入阐释西方科学史的参酌样本,以后,可以很方便地将问题放在本书提供的系统中做关联思考。例如,认识古希腊地理学的问题。
地理学本是最不容易科学化的学科,但地理学家一直在执著地探求那个由科学方法所描述的科学世界。在这个方面古希腊人动脑最早,先行获得地球形状、地球周长、经纬度之法、地球气候带等科学地理观念,从而托出一个科学地球。我在学校上课,介绍到古希腊这些地理学思想成就,同学多感吃惊,吃惊后遂有疑问:“他们是怎么想到的?”现在方正先生的书就是要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想到的”。
读古希腊地理学史,看到至少有四个人被今天学者依不同标准称作“地理学之父”。按时间顺序,第一个是荷马,第二个是赫卡泰(前五五○——前四七五年),第三个是希罗多德(前四八四——前四二五年),第四个是埃拉托色尼(前二七五——前一九五年)。四个人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