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到永远

黄骏骑

刚才还是鞭炮齐鸣,鼓乐喧天,顷刻一片沉寂,静得雨点打在新泥上的声音都能听出一片长长的“哧”来。

母亲的灵柩刚刚平稳地厝放在离家很近的小山岗上,乌云就像一件迎面扑来的黑色披风,把远方的天空遮得严严实实。那扇形的云团像潮水翻腾着流动着,迅疾漫过了头顶。随之而来的风,压弯了刚刚泛绿的草叶,雨点稀稀落落砸向这片我熟稔的土地。母亲已经离我们和她亲手盖起的老屋而去了。我默默地站在雨里,任泪水和雨水在面颊流淌。我不相信,转瞬间慈祥的母亲就躺在这个冷冰冰、沉甸甸的黑色棺木里,面如生前,只是不说话了,永远不说话了。不,天地之间哪一棵草、哪一抔土不是她灵魂憩息的家园?

二月的春雨淅淅沥沥,平添了一种凄凉,几分忧伤。母亲在二○○九年农历二月十五日那个阴雨连绵的凌晨,带着对子女的挚爱,对生活的眷恋,走完了八十一年的人生路,寿终正寝。

送葬的前夜,身为长子的我像坐在黑暗的中心,只有一盏盏长明灯在棺椁四周忽闪着。儿时的我,每一次见到它,不知有多么恐惧。今夜,它终于平平静静地走近了我。它悄悄地在我的面前燃烧,等着我和姐弟们给它添油。就是这普通的菜油倒入灯盏后,顷刻成为阴阳之间的圣约。“昨日还是上香的客,今天成了受香的魂”。凝视着灵柩前母亲的遗像,她正用眼神默默地看着我们,她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回顾母亲的一生,普普通通,平平凡凡,没有任何可以夸耀的地方,也没有任何可值得记载的历史。然而,在儿女们的眼里,盛满的却是母亲的伟大。母爱是最无私的,为了我们兄弟姐妹的成长,母亲犹如一头躬耕乡田的老牛,从年轻力壮到岁月染白双鬓,像千千万万的母亲一样,她无怨无悔地付出着、透支着,流尽了汗水,淘尽了青春,皱纹布满了曾经年轻的脸,重担压弯了曾经挺拔的腰。孩子一个个长大了,成家立业,似燕子飞出乳巢,母亲也老了,但老了的母亲心中装满的仍然是不在身边的孩子们,哪怕是临终前的一刻,她依然想着我们。

在同辈们眼里,母亲是勇于追求幸福的新女性。她出生在太湖龙山宫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曾在山东为官。母亲从小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后来家中过年的春联多是她写的,毛笔字写得比我们都好。优越的生活环境,养成了她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父亲是民间黄梅戏艺人,为糊口,搭成戏班子长年在太湖、望江一带演戏。其时,母亲才十四岁,一场接着一场地看父亲的戏,她“看疯了”,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毅然决然地来到一贫如洗的黄家。听老人说,结婚时,连张床都没有。从此,与父亲相依为命,一切从头学起,挑起生活的重担。父亲二三十岁时,患上肺结核病。那时家庭的条件都不好,就连治病的链霉素都要托在上海当兵的亲戚寄来,家中哪怕一个鸡蛋,都是父亲奢侈的营养品,不难想象当时生活的窘迫。尽管这样,她还是和父亲商定,每个孩子都要送到学校读书,谁个留级,谁就停学。一九六五年七月,我中学快毕业时,年仅四十一岁的父亲一病不起,撒手人寰。这时母亲三十六岁,除去夭折的一男一女,尚有四男四女,姐姐在中师读书,我未满十四岁,最小的弟弟出生不足百日。

在儿女们的眼里,母亲是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强者。面对一群失去父爱的孩子,母亲咬紧牙关,眼泪流在肚里,不向厄运低头,用孱弱而顽强的肩膀,支撑起这个家。从我懂事起,就很少看见母亲脸上有苦戚之色。这一年,我也考入太湖师范。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母亲在父亲的厝基旁大哭了一场。她心里有多少话,要向父亲说啊!她知道,只有让姐姐和我读出书来,才有出路才有希望。为了这个念想,白天她像男劳力一样,泥里水里,风里雨里,常年在生产队上工,多挣工分,以便少欠队里款子,多分点工分粮,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缝补到深夜。从那时起,母亲就没有任何形式的休息,除了忙碌还是忙碌。当时的公社办公地在我家附近,她还揽来为公社干部洗衣的活儿,挣点零花钱。月光下,母亲跪在桥板上使劲搓衣的背影,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后来,二弟、三弟也只得辍学在家,为生产队里放牛。年底分红,因为是“短款户”,到队里称口粮时,非但是最后一个,还难免要遭人白眼。那年头,家中正缺人手,但对在学校“停课闹革命”的我,母亲只是叮嘱“不要参加武斗”,而没有让我回家帮她挣工分。安葬父亲时,我和姐姐正在北京“串联”。在她眼里,儿子在外“经风雨见世面”才是正事。儿女有出息,她感到欣慰。一次在老家高老屋队进行文艺演出,我表演“数来宝”,正在兴头上,突然手中的道具——连接两块竹板的绳子断了,观众一阵哄笑,搞得我下不了台。回家后,母亲自责地安慰我,是她搓的绳子细了,还连忙搓了一根粗绳穿上,鼓励我第二天继续演出。一到冬天,母亲手脚皲裂的口子就出血,钻心地疼。冬阳里,母亲驮来梯子,让我扶着她爬上屋边高高的枸骨树,刮下树枝上的油脂熬成油,用它在煤油灯上烘烤,把滴下来的油敷在手脚裂缝处,很是管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中断了顿,母亲在夜里带着我偷偷地从田里割来嫩花草头,给我们充饥。她对我说起,一年冬天深夜,北风呼呼地刮,伸手不见五指,她挑着一担从队里分回来的红薯,跌了一跤,红薯滚落一地。她在黑暗中摸啊找啊,直到天快亮了才回到家。母亲头脑活络,顶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险,用自家种的辣椒磨成辣椒酱,挑到太湖县花凉亭水库工地上叫卖,两角钱一盏,然后再从那里低价买来“黄姑子”鱼,回家腌制成干鱼,挑着货郎担,挨门挨户地卖;深夜关上门,偷偷摸摸加工蹦子床的棕绳,托人卖到城里。她将绳子的一头系在门栓上,一手拉住棕条,仿佛有魔法似的,棕条在她手中变成了绵绵不尽的细绳。有时我一觉醒来,还看见母亲在辛苦劳作。还制作鞭炮筒子,以换取油盐钱,补贴家用。每年的大年夜,母亲是最忙的人,孩子们玩灯笼戏牌灯,她却在油灯下为我们准备大年初一穿的衣服、鞋袜。买不起新袜子,就把大点孩子的袜底剪下来,缝上给小点孩子穿,权当新的。为让我的婚礼办得体面,她连日带夜,只身一人到岳西撞钟河,买来“一脚踢”杉树的书橱、办公桌、双挂面的床。她先后亲手盖起两幢一正五转两厢的砖瓦房,我们弟兄四人拆户分家时,房子、家具齐备,“架起笼床就蒸粑”。抗美援朝转业到淮南工作的舅父不幸病故,母亲就把外祖母接到家中,为她养老送终。

在乡邻们的眼里,母亲是乐于助人的热心人。她为人热情,知书达理,有客人来,就是没有下锅米,也要设法弄几个鸡蛋招待好。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总要穿上那件洗得干干净净的蓝毛士林褂子,亲自上门贺吊——份礼想必是东借西挪来的。晚年生活条件好了,邻居有困难,她总是善解人意,不图回报,给些接济。哪家后生不孝敬长辈,婆媳拌嘴,弟兄分家,她心直口快,上门劝说,说些公道话。附近有老人故去,她当自家事一样,到人家帮忙,忙上三天三夜,还以主事人的身份给年轻人派活。谁个偷懒,她会说,你家往后有事,就不要别人帮忙?为母亲送葬的那些天,四下的乡邻都放下手中的农活,来操办丧事,恰恰说明了她的人缘。“走灯”时,从老宅门口直往陈桥的田畈上,长长的队伍在连绵的春雨中伴母亲走向安眠的青山,所到之处都设香案迎接,令我们再次感涕不已。淳厚的乡亲就这样以纯朴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一个勤劳聪慧善良的乡间老人的全部尊敬。

母亲儿孙满堂,一张“全家福”,几十个后人围拢在她的身旁。被她拉扯大的儿女们,有五人接受了中专以上的文化教育,分别在党政机关、教育、粮食、公安等部门工作,有的入了党提了干,连最小的弟弟也获得了“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的殊荣。至于孙辈,多是大学毕业,有的是硕士生,有的在北京大学读博。

晚年,母亲仍然在那几间旧屋里忙碌着,只要我回家推开房门,她一定会放下手中的活抬起头来,眼睛里放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露出慈爱的笑容,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银白了。“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我也犯这个毛病。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惧怕。可现在,面对案头上母亲笑容灿烂的照片,理智告诉我,这样的情景只能到梦中去寻了。正如太湖内侄们送给母亲的挽联:

姑母寿期颐五代同堂痛今朝懿福全归称乡里;令郎名政教三孙大学悼此日芳魂含笑赴瑶池。

青年时,读陶潜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直到今天,才领会诗人的心境是怎样一种苍凉。当我提笔写这篇悼念母亲的文章时,止不住泪流满面。按乡下的说法,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三七”了。阴阳两隔,相顾茫茫。我想起老家山上阵阵春雨打在那春草萋萋的厝基上,想起纺织娘不眠的鸣唱陪伴母亲一个个漫漫长夜的孤寂。至亲至爱的母亲,我以怎样的倾诉,才能使您九泉下有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