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增长要有新思路

摘要:保增长绝不是一般性地恢复过去那种粗放型的增长,而是努力实现总量平衡、结构优化、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民生改善基础上的持续平稳较快增长。在当前投资、信贷高增长的背景下,我国新一轮保增长思路应有重大转变。以结构为主线,以调整保增长;以民生为焦点,以和谐保增长;以改革为动力,以机制保增长是应选择的新思路。

关键词:保增长思路;体制机制;信贷高增长

中图分类号:F2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45(2009)27-0035-03

好转已现,复苏未至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总态势。一方面前期宏观调控政策的效用开始显现,一些重要经济指标出现了止跌迹象,随着投资、信贷的不断增加,经济回暖的有利因素在积累。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仍在加大,国际主要经济体国家的经济衰退还在持续中,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很不稳固,面临着出口下降幅度较大、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企业效益持续下滑,财政收支形势严峻、就业压力很大等难题。基于此,我国新一轮保增长思路应有重大转变。

一、以结构为主线,以调整保增长

我国经济当前需要一定速度的持续增长,对此不能有丝毫含糊。同时,更要利用应对危机从根本上调整过去一直制约我国经济运行健康的结构问题。在当前投资、信贷高增长的背景下,要通过增长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为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1.增长结构:“三驾马车”消费为重。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美国经过这次危机,金融衍生品繁荣带来的财富效应消失,其负债消费模式将作较大调整,家庭储蓄率将逐步回升,进口需求也将随之下降,出口退税等政策层面的微调不可能改变我国出口持续低迷的困境。而危机中经济处在下行周期,企业盈利下降、失业率上升、财政收支恶化等因素将导致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消费消费信心受损,消费拉动的即期作用难以发挥。在出口和消费目前拉动困难的背景下,投资可以起到立杆见影的效果,竞相受到许多地区的集体追捧。今年1～5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53520亿元,同比增长32.9%,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规模同比增加95.9%,一些部门和地区的“保增长”大有变味为“投资竞赛”的隐患。事实上,我国经济的危机与美国不同,有其自身特点,就其本质而言,是由于有效消费不足引起的生产过剩危机。我国的消费率由1990年的62%下降到2008年的48.6%,居民的消费率则由1990年的49.8%下降到2008年的35.3%,而储蓄率则由1992年36.3%上升到2008年的51.3%,消费需求不足,制约着国内需求的进一步扩大,使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和外向依赖越来越严重,消费“短板”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绊脚石”。[1]目前大规模的投资是为了扭转经济下滑的趋势,其着重点仍偏重于短期目标,不仅难从根本上化解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且还将带来产能的持续增长,导致未来经济结构更加恶化。后续的调控应更多地着眼于我国经济的转型,着眼于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偏重于长远目标,而扩大消费,正是旨在注入可持续增长的动力。要把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进行研究,将消费政策作为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并重的宏观调控手段,纳入宏观调控体系统筹考虑。要坚持把扩大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基本立足点,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消费环境、破除消费障碍等,逐步改变目前低消费率的局面。

2.区域结构:加强合作,协调发展。经济金融危机给我国不同地区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如果各寻出路,不仅会自成一体,面面俱到,搞重复建设,而且会导致相互挤压,恶性竞争。[2]要从追求行政区完整的产业体系,转变为更加重视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与错位发展,形成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合理、协调的地区产业结构应当是互补的。一个地区的主导产业应当是能代表其资源优势的产业,是建立在区域分工基础上的产业布局。在行政区经济条件下,行政区划的存在会阻碍区域经济联系和发展,使区域经济呈稳态结构,而且带有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色彩。一个行政区的“经济”,往往以一个区域“不经济”为代价。由于行政区“经济”的牵引,各行政区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区域之间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分工和协作难以寻觅,经济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要用经济区打破行政区,竭力避免形成新的重复建设和固化不合理的地区布局。要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薄弱环节、促进协调发展的要求,根据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明确不同区域的发展导向和功能定位,有计划地转移传统产业,优化空间布局,提升产业结构,逐步形成既有合理分工、错位发展,又有产业聚集、链式发展的区域产业发展新格局。要按照健全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扶持机制的要求,构建区域间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羸的机制,为区域内产业协调发展提供体制和制度保障。

3.产业结构:自主创新,优化升级。当前要充分利用危机下的市场倒逼机制,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着力促进自主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多年来我国的增长模式,是以较低水平的需求和产业结构为背景,所需大多是成熟的中低技术,可以主要通过引进解决。在“先占市场”和“自主创新”之间,大多数行业中的大多数企业不论在追求效益的动机上,还是实际能力上,往往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随着要素成本上升,低成本优势趋于削弱,以中低技术占领市场的空间日趋缩小。此轮结构调整应当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战略性调整,要从强调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转变为以自主创新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全面增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力。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自主创新的基本体制架构;要加强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推动协调作用,加大对产业技术进步的财政金融支持,完善种子基金、风险投资机制,引进一批国内外著名风险投资,创新融资担保方式,开展科技保险试点,推广专利技术知识产权抵押,支持企业进入创业板市场;要充分利用城市圈现有的基础,选准方向、集中力量,实施一批重大科技计划和科技专项,开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建设一批产业带动作用大的科技示范工程和科技研发基地,推动高技术产业结构升级。

要从重视物质产品生产,转变为更加重视服务产品的生产,以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为着力点,增强产业结构的协调性。要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方向,加强分类指导和有效监管,进一步创新、完善服务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改变服务业部分领域垄断严重、市场准入过严的局面,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行业准入制度,鼓励外资和民营经济在更广的领域参与服务业的发展。要积极发展竞争力较强的大型服务企业集团,增加服务品种,提高服务水平,打造服务品牌,提升产业素质。大力发展金融、保险、物流、信息和法律服务、会计、知识产权、技术、设计、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积极发展文化体育、旅游、房地产、社区服务、教育培训、养老服务、医疗保健等面向民生的服务业,以扩大消费,增加就业。

二、以民生为焦点,以和谐保增长

在经济发展面临危机的时候,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也随之增多,社会心态比较敏感、脆弱,一些人因下岗失业、生活困难、资产缩水等原因,产生悲观失望和不满情绪,遇事容易采取过激行为,各种矛盾很容易激化,从而诱发各种群体性事件。社会和谐是极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注民生,把改善民生、促进和谐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强民生这个领域我们应该而且可以做得更多。

1.坚持扩大就业,为民生改善提供保障。民生是发展之本,而就业是民生之本。然而,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已由去年末的4.2%上升到今年一季度末的4.3%,而真正意义上的失业率则在9%以上。其中,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难度加大,目前返乡农民工一部分还没有找到工作,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注重通过金融支持、放宽市场准入等措施,积极发展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进一步扩大就业扶持政策覆盖范围,加大对灵活就业人员和吸纳困难就业人员就业企业的社会保险补贴力度。全面落实税收优惠、小额担保贷款、资金补贴等政策,鼓励和扶植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重点支持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和返乡农民工创业,鼓励各类人员创业兴业。开展创业培训,扩大创业培训范围,建立创业孵化基地。健全创业服务体系,组织开发项目开发、方案设计、风险评估、融资服务等创业服务。

2.坚持加大投入,为民生改善注入活力。我国长期以来在民生领域的“欠账”较多,加大民生投入,不仅是扩内需、保增长的重要手段,而且有利于加长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使发展更为协调。要利用国家大规模扩大投资的机遇,进一步健全公共财政框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政策支持和财力保障的重点向社会事业、公共事业发展倾斜,向“三农”倾斜,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倾斜,向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困难群众生活倾斜,向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倾斜,切实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建立起覆盖全体居民的公共服务体系,使居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3.坚持全面发展,为民生改善夯实基础。坚持全面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既能为老百姓排忧解难,也是扩大消费、拉动增长的重要抓手。一是坚持优先发展教育,要继续大力支持九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同时对中等职业技能教育要加大投入,增加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的基础设施投入。二是抓紧制定完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具体实施方案,并尽快实施,着眼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加大对乡镇和中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提高设施等级和医疗服务质量,进一步缓解基层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三是壮大文化产业,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强文体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满足居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四是加快建立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政府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支持力度,尽快明确各兑现政府的社会保障承诺,解决居民现期消费的后顾之忧。五是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建立健全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坚持为民办实事制度,完善应急管理体制,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严格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确保食品药品质量安全,努力使社会更加平安和谐。

三、以改革为动力,以机制保增长

保增长绝不是一般性地恢复过去那种粗放型的增长,而是努力实现总量平衡、结构优化、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民生改善基础上的持续平稳较快增长。这需要从注重政策供给转变为更加注重机制创新,抓住危机背景下的改革契机,把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作为促进增长的强大动力,找出一套有利于科学增长的体制机制。[3]

1.要破解政府转型难题。这场危机使很多人对美国的自由市场制度产生了怀疑,并据此反对我国正在推进的市场化制度,认为政府管制的经济模式更好。事实证明:市场化进程才是我国过去30年高增长的一个根本原因和推动力。既然我国的经济崛起靠的是市场化改革,为什么今天反而说市场不灵了,政府应该更多地干预?反危机中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市场干预措施是很有必要的,但并不是否定市场,让政府代替市场,尤其应当警惕和防止政府不适当干预。然而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以保增长和产业振兴为幌子掌控资源配置权力,投入土地、资本营造“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实现所谓绩效目标,这种做法,从根本上扭曲了市场运行机制,即使经济在短期内有所增长,但却给中长期的发展留下隐患。[4]要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以建设公共服务型为目标的政府转型。政府该管的要管好,该放开的要放开,有些即使需要政府管的,也要简化审核审批程序,提高服务水平。要进一步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强化公民评议和参与制度,增加公共政策、公共财政、社会保障、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评估制度,端正各级政府政绩导向,提高政府效能。

2.要破解资源价格改革难题。目前,我国生产要素价格过低,已到了资源水平难以支撑的地步。我国的水、电、气、成品油、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远低于时常均衡水平,企业以超低价格获取生产要素。同时,由于社会性管制的缺失,许多企业在环境保护、生产安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很少,大多数企业的相关设施未达到国家标准,规避了其应承担的社会成本。要破解资源价格改革难题,建立“市场—政府”相互协调互相配合的复合调控机制,将扭曲了的资源价格扭转过来。维持相对较高的资源价格,有利于淘汰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产业和企业,可以促使企业和社会节约资源投入,提高资源开采程度和利用效率,从而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要破解初次分配改革难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的改革重点一直放在再分配上,再分配调整有利于加强社会保障、补充民生欠账,无疑很有必要,但再分配只是对初次分配的调整和补充,在初次分配中出现较大收入差距很难依靠事后的修修补补加以纠正。1997～2007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39.74%;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国企未分配利润,政府全部收入几乎占到国民收入的30%。可见,深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焦点应更多地放在调整初次分配上,力争在解决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国企利润上缴和分红等初次分配改革难题上有突破,并通过制度建设,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地体现到改善民生上。

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涉及利益格局的大调整,是要真正动某些利益阶层口袋里的蛋糕的改革,既复杂又敏感,难度极大,但必须改。要充分利用遇困思变的时机,把过去想推出却难出台的改革政策和措施,择机加快推出。

参考文献

[1]王健君,王仁贵.内需遭遇购买力瓶颈[J].瞭望,2009,(10).

[2]范恒山.开创危机合作下区域合作新局[J].瞭望,2009,(11).

[3]舒本耀.化危为机要在科学统筹上下工夫[J].学习时报,2009,(4).

[4]迟福林.反危机背景下的增长与改革[J].学习时报,2009,(4).

作者简介:叶卫东(1956- ),男,湖北鄂城人,武汉行政学院经济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和企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