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坡

李秀琴

山村的路镂嵌的尽是石头。大一块小一块,疙疙瘩瘩磕磕绊绊,把山村装点得越发像山村了。来来回回踢踢趿趿风风雨雨走在石头路上的,是一个恬静的女孩。有时女孩会突然间踢起一块石头,然后又踢起一块,女孩不知道,不踢石头还有什么可做的,于是,女孩又去踢石头。女孩似乎在想什么,抑或女孩什么都没想,让脑筋空闲着,抑或女孩想起了坡。

1966年,曾经的公社书记脖子上吊串儿酒瓶子头上戴个高帽子经历了文革洗礼的我爹,用马车把6岁的我和我娘及哥弟妹带头压缩成农业户口遣回了山村。经过了窄窄的一条条石头巷,我认定了山村,我不认定也得认定,我没有选择,这是我的老家——永宁寨。

抬头,就看见了坡。南坡。坡是永宁寨的坡,外头的人叫山,可村里的人叫坡。我看见坡的时候,就不停地哭,我哭着喊,我不要在。娘含着泪说,不在,到哪去?我说,我要回家,娘说,傻孩子,这就是你的家。

陡地坡在我的心里沉甸甸有了重量。我以为是坡隔阻了我,隔得我的胸窄窄的,闷闷的,隔狭了我的眼界,以致我看小了天。我在心里一遍遍憎恶数落着坡的时候,也在丈量着坡。我以为,我和坡只有跬步之遥。我尝试着去走,结果我走了足足有百步、千步、甚至万步之久才走到南坡脚下。我又试着去爬坡,陡峭的坡原是有路的,在此之前村人一步一个脚窝踩 出了一条条的山路,之后我沿着那些崎岖的山路爬上去,爬到我指定的目的地,原以为我就可以一览众山小了,结果我发现了秘密,原来坡的那边还有坡,我总是爬不过顶。以至于后来在村的几年里,我总是在爬坡。和小伙伴们一起爬坡是最快乐的事情,上体育课我们也爬坡。也许我是想爬到一个高度,尽管我所爬到的地方都不是很高并不是我心里企及的度,但我总是在不停地爬。

我回村了。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我爹把我和我娘及哥弟妹遣送回村后,租了一间耳房子住下,然后爹就走了,带走了我哥,我哥到西合营姥姥家上学了。然后就有二大娘三婶子七姑八奶地对我娘逼逼逼地说着悄悄话,这房吓人,夜里闹鬼;并且这房凶险,不吉利,住不住人;并且那天晚上我们家就真闹鬼了。仿佛有千军万马碗大的蜘蛛划破静夜在我们家纸糊的窗户上爬行,唰唰唰,还闪着亮光,乎溜溜,陡地加深了夜的凝重,使人毛骨悚然。夜里一点多,我和娘手拿着小煤油灯战战兢兢地到院里去捉鬼,什么也没有,就连月亮也不知躲哪里去了,一片漆黑。

难以想象那晚我和娘是怎样瑟瑟度过的,第二天,我说,鬼,我怕。然而娘却肯定地说,怕什么,不是鬼,是有人存心吓我们,欺负我们少人手、外来户。

这我信。因为在我家门前就有十几个比我大得多的孩子手里一人拿一根杆儿一排溜儿地站在那里,要打我们,我不得不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两手拉着弟弟和妹妹挺一挺胆怯得要死的小胸脯朝他手里的杆儿迎上去,我说,看你们谁敢打?

我把他们镇住了。那些比我大得多的孩子们后退了退,没有打六周的我和三周的弟弟及一周多的妹妹。从此,我真正成为了山村的主人,我有了好多小伙伴,并且,我还有了二胖。

我们搬离了那个闹鬼的院子,租了二胖家的房子搬进去。二胖比我小一岁。实际上,我是腊月的生日,而二胖是二月的生日,算起来,我并不比她大多少。我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小伙伴。

不久,二胖的娘,那个高挑白净的女人死了,死于生二胖的小弟弟,也就是死于女人坐月子,流了好多血。二胖穿着白衣服,她没有哭。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二胖不哭,她的娘死了呀。我就疑惑地去问二胖,你怎么不哭,你不想你娘吗?二胖说,不哭!你看我穿白衣服好看吗?我说,好看,真好看。二胖说,娘死了,我才能穿这么好看的衣服。

十几年以后,二胖也死了,死于感冒。那时我已经离开了村,上了高中转而又进了工厂,可二胖仍然在村里。

我离开村第二年年底,有同学把二胖死的消息带给了我。同学说,二胖死了。在炕上躺了十多天,临死的时候,二胖对她爹说想吃碗小米粥,她爹说想吃自己碾去。二胖没有去碾小米粥,她没有力气碾了,她死了。她带着一碗小米粥的遗憾死了。

这遗憾也带给了我。以致我以后的几十年都在做着同样一个梦:二胖为一碗小米粥而挣扎。在我的记忆里二胖总是那么卑微。她娘的死注定了她家境的贫寒。自从她为她娘戴了孝穿了白衣服后,她就很少再穿新衣服,甚至她的鞋常常会露出脚趾头。那是一个没人照料打理的家,二胖没了娘,二胖爹没有了女人,曾经在那个会过日子高挑白净的女人手里存下的几缸谷黍也渐渐被二胖及其爹和几个弟弟们吃光了,二胖家的主食是糊糊饭并且常常饥一顿饱一顿。

我常常会想起契诃夫说的那句话,“再没有比为活命而挣扎更为平淡无味的了”。甚至我有时在想,二胖的死在某种意义上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今年清明回村去给父亲上坟,我去看了我和二胖曾经共同住过的巷子,已经荒芜得没有几户人住了,惟独南坡还葱葱地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