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杂文的乐观与悲观

潘多拉

我写杂文，最初纯粹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1992年我大学毕业，留在北京一所中学教高中历史。我在北京没有直系亲戚，没有太多的朋友，加之性格内向，收入不高，无房无车，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底气不足，不敢谈女朋友。闲暇时间很多，空虚感无孔不入，就像徐小平在《星期天》中唱的那样：“北京同学(同事)都回家，去团圆，呼儿嘿哟，留下俺这外地人受呀么受孤单……到处有人谈恋爱，而且kiss，呼儿嘿哟，把俺这个纯情少年来呀么来污染……”

愤怒出诗人，孤单出杂文，为了抵制“污染”，也为了掩饰自己无人kiss的尴尬，仗着在大学读过《鲁迅全集》和台湾李敖的一些杂文，于是就不自量力地操持起杂文来。

那个时候正儿八经写杂文的人不多，杂文的报刊却不少，所以竞争并不是很激烈。我初出茅庐不久，文章就陆续登上了《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法制日报》、《今晚报》、《杂文报》，接着也开始被《杂文选刊》选用。就这样写着，慢慢地有了一些“成就感”，觉得如果继续在中学教书，很可能会因为写杂文而影响本职工作，也就是会误人子弟。这样，就在1996年跳槽到报社，算是把写杂文和本职工作结合起来了。

大约从2002年前后，中国报刊界出现了所谓“时评勃兴、杂文式微”的现象，杂文作者在流失，报刊的杂文园地在萎缩，时评写手(套用一顺口溜)则如博士教授一般“满街走、多如狗”，报刊上时评版面、栏目遍地开花。我供职于报纸，以前写的杂文本来就带有少许时评的成分，在这个趋势的作用下，我的创作重点由杂文转向了时评，杂文虽然还在写，但数量明显少了，以至于面对每年几家出版社“杂文年选”的约稿，有时竟然苦于没有合适的杂文能拿得出手。

与有些杂文作者不同，我觉得这场冲击对杂文未必全是坏事。追根溯源，杂文本来是言论不自由的产物，杂文家之所以“有话不好好说”，是因为不自由的言论环境让人不能“好好说话”。但所谓“时评勃兴、杂文式微”，并不意味着言论环境很自由了，杂文无用武之地了。只是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前所未有地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大大扩展了信息交流的空间，公众高效率获取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也具有了现实的技术条件，以“短平快”见长的时评乃应运而生。可见，“时评勃兴、杂文式微”最基本的理由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杂文“有话不好好说”，其传播信息的效率较低，时评则“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传播信息的效率更高，更能适合当下受众高效率获取信息的需求，如此而已。

既然出现了“时评勃兴、杂文式微”之势，那么杂文今后的命运如何?杂文还能不能继续写下去?我的看法很乐观又很悲观。乐观，是就杂文的命运而言，我相信，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杂文还大有用武之地。如果把标准放宽一些，把一些针砭时弊、调侃人生的手机短信、民间段子、网络博文、帖文也纳入杂文的范畴，则杂文作者和杂文读者的数量一下子就可以多出成百上千倍来，杂文事业何愁后继无人?

刚写到这里，手机发羊癫疯似地震动了几下，收到了一个朋友转发过来的短信《京城民风》：某女被劫，追，一路高喊：抢劫啦，抓坏人!路人避而远之。女急中生智，改口高喊：警察欺负人啦!顷刻间，数百路人蜂拥而至，一举将歹徒制服……

这不就是一篇意味深长的好杂文么?

接下来说我的悲观。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还将源源不断地给杂文家提供创作素材，这既是杂文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所谓“时评勃兴、杂文式微”，两者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并不是说时评勃兴之后就可以取杂文而代之。实际上，信息传播技术手段改进了，效率提高了，但体制的弊端、社会的痼疾、文化的迷失、人性的阴暗依然存在。有些时候，借助信息传播技术改进和效率提高的便利，这些东西甚至可以变得更加强硬、稳固、牢不可破。有人说技术进步必将推动社会进步，我一度对此深信不疑，现在则觉得有些拿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