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首都文化”大不同

本报驻加拿大、英国特约记者　陶短房 纪双城

“一座城市能够成为首都，是因为历史的原因，而并不是我的选择”，《环球时报》记者在欧洲国家穿梭，每逢问起当地人对首都的看法时，常常能听到这样的回答。按照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通常排序：伦敦、巴黎、柏林以及马德里等欧洲主要的首都城市不仅占据着一个国家最高的人口比例，更成为世界性的大都市。

然而，中外对首都文化的理解非常不同。在中国，首都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行政概念、地理概念，同样是一个文化标志、一种文化现象。而国外自近代以来，其首都文化发展的特性，可以概况为一个“分”字——突出首都的政治中心职能，而将其他职能分散到各地。

中国的首都是“第一城市”

在汉语里，首都也称“京城”、“京都”、“京师”。京，古汉语意即“高大”，都的意思是“百物汇聚”，而师则有“为天下楷模”之意。这些词凝练准确地概况了中国首都文化的精髓：首都什么都该是最大、最多、最好的，有形的东西、无形的东西，都应如此。

大城市的气派不仅仅体现在高楼大厦上，还要汇聚天下精华。像西班牙马德里那样，将首都放在交通不便的地方，在中国首都文化中是不可想象的。古往今来，中国历史上众多的首都，几乎都在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这还不算，政府还要开挖运河，补充天然水道的不足。这些交通干线便是首都的输血管，源源运进的不仅有粮食、百货，还有各地人才和文化。从“洛阳纸贵”、“长安居大不易”，到八大菜系聚南城、徽班进京，首都通过吸收全国养分，昂然保持着“第一城市”的尊荣。

这种首都文化既然流传几千年，自有其独到之处。中国人是最讲颜面的，首都就是全国的脸面，不打扮漂亮，何以向世人展示国家的尊严。当年刘邦看见长安城的修建规模宏大，曾责备工程主管萧何劳民伤财，萧何说“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立威”，便是这种心态的极好写照。历代为了确保首都的最大、最好，往往大肆吸纳各地移民。人才、物力、财力的集中，不仅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与交流，而且使中央政府得以集举国之力统筹运用，完成一些同期外国根本无法想象的庞大工程。可以说，中华文明历数千年薪火相传而不灭，特有的首都文化当记一大功。

然而凡事都有正反两面，这种“大而全”的首都文化，也存在许多无法漠视的弊端。过大的摊子造成巨大财政负担，也让首都不得不承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无数中心的职责，迫使其规模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却总也满足不了人们对首都的期待。

国外首都文化以“分”为主

和中国不同，国外虽也曾有过类似的“大都城情结”，但如今它们的首都文化以“分”为主：突出首都的政治中心职能。如美国，首都华盛顿只是政治和行政中心，经济、金融和文化的中心则在大纽约地区；意大利的罗马则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而经济中心则在北面的米兰-都灵-热那亚三角；德国的柏林虽然是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但其政治中心的职能却被一分为二，一半放在了原联邦德国首都波恩；而荷兰和南非同样将政治中心和行政中心分拆，让每一个“国家心脏”都不致负担过重的负荷。

《环球时报》记者到过欧美不少首都，人们对“大都城情结”看法不一。很多土耳其人曾告诉记者，他们并不乐意让安卡拉而不是伊斯坦布尔成为国家的首都。因为后者才是土耳其地跨亚欧，彰显历史文明的最好体现。不过在安卡拉，一些当地人认为，另寻一处作为国家首都也是对伊斯坦布尔的环境保护，否则这座城市不得不被政治、经济、宗教以及文化等重重身份所压迫，城市也很难得到持续性的发展。

美国与土耳其很像。华盛顿是美国两百年前建国时，特意单独辟出来的特区城市。华盛顿当地人曾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座城市虽然没有久远的历史，却是伴随国家而生的。强烈的政治色彩，带给这座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序。一位姓王的当地华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9·11”事件发生当天，华盛顿的街上充斥着警车和救护车，一片忙乱。但在公园里，锻炼身体的人们仍在跑步，老人们还坐在木椅上谈天。因为他们深信政府能处理好一切。

然而，伦敦和巴黎这样的大都城，也无碍于博得人们的喜爱。英国著名文学家塞缪尔·杰克逊在18世纪就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对伦敦都感到厌倦，他一定是厌倦了人生。”在伦敦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也以这座城市为傲。在伦敦东区的格林尼治天文台，《环球时报》记者曾经和天文台的负责人面对蓝天白云下的伦敦城景，谈到对这座城市的看法。这位生长在这里的老人说：“历史的选择一定有它的道理，伦敦的文化特色不在于新建的高楼大厦，而在于泰晤士河两岸的历史积淀让英国人终身受益。”

《环球时报》记者到过巴黎多次，真切地感受到法国人对巴黎作为首都城市的推崇。无论是在凯旋门前，还是卢浮宫外，或是蓬皮杜艺术中心，很多游客都是法国人。一位叫莱昂的巴黎当地中年商人告诉记者，他和家人把绝大多数休闲的时间都拿来在这座首都城市观光了。他说，巴黎最吸引他的就是世界上不同国度的来客在这座城市留下的遗迹。走进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他总能体会到历史的流动。

让首都“轻装上阵”，非一日之功

只是，让首都“轻装上阵”的新首都文化，已经成为时下的一个趋势，获得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非洲国家坦桑尼亚、科特迪瓦和尼日利亚，分别将首都从经济中心达累斯萨拉姆、阿比让和拉各斯，搬到了规模较小的纯政治中心多多马、亚姆苏克罗和阿布贾。亚洲的缅甸也正将首都从第一大城市仰光，迁到内地小城内比都。甚至日本、韩国，也因不堪沉重的大首都负荷，开始热烈讨论各种都城职能分散的方案。

对“大都城情结”的反思在中国也早已悄然兴起。有关部门也拿出了不少相关方案，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思路，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但知易行难。尽管北京今天已不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更不是产值最高的地区，但仍保持着一个庞大的经济规模。政经分离说来容易，真的大刀阔斧去实施，就会遇到诸多棘手难题。

更重要的是，积淀几千年的传统首都文化，绝非短时间内就可脱胎换骨。长安居，大不易，可白居易、刘禹锡们仍会为每次进京而雀跃，为每次被迫离京而沮丧；北京居，同样大不易，可今天的许多人仍会对进入北京跃跃欲试，对离开北京恋恋不舍。如果说，都城文化的形成和都城建设一样，是个漫长的系统工程的话，那么，改变和完善它，也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更绝非单纯的文化问题、经济问题，甚至行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