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

潘承生

摘要:中苏同盟的破裂,既源于中苏意识形态内在的深刻的分岐,也与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传统以及中俄两国文化差异性有莫大的关系,同时也与冷战有着直接的关联。

关键词:中苏同盟;破裂

中图分类号:D815.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7—0045—03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由同盟走向了破裂,双方关系的演变是多种因素复杂互动的结果。如李捷认为,中苏双方在国家利益、战略利益以及国内外政策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分歧,这些分岐导致了后来的意识形态的论战。①还有学者注意到了领袖人物的个人因素对中苏同盟的影响。②《中苏关系史纲》则认为,中苏两党关系在1959年出现裂痕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已成为苏共领袖地位的强有力的挑战者;二是中苏两党对国际形势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两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③此类原因的归纳言简意赅,有理有据。受此启发,本文试从中苏意识形态分歧的内涵、美苏冷战的实质及苏联的历史传统及中苏文化差异的视角加以思考,以求深入理解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

一、意识形态分歧的内涵

照常理,中苏之间因有共同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革命的旗帜,本可“心心相印”,永结同盟,让人意外的是中苏同盟的建立好景不长,昔时的兄弟关系迅速恶化,甚至发生了边界冲突。与此相对照的是,跨大西洋联盟中,美国与西欧之间,由西欧对美马首是瞻演变为美、西欧的伙伴关系,冷战结束后,华约解散,北约不仅完成功能的转换而且有扩大之势,美欧之间分而不离,常常是一番争吵之后又和好如初,自我修复的功能看似十分强大。当然中苏同盟与跨大西洋联盟在战略利益、决策机制、国内外政治因素以及控制与反控制等方面是有重大区别的。然而深入分析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或许对理解中苏同盟关系的演变大有助益。

中苏同盟前几年的关系是相当好的,情况不错。毛泽东在中苏同盟互助条约签订5周年时评价说,“五年来,中苏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合作有了广阔的发展,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了我们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人民以全面的、系统的和无微不至的援助;苏联政府先后帮助中国新建和扩建共达156项的巨大工业企业,派遣大批优秀专家帮助中国建设,几次给予中国优惠贷款,将中苏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和苏联于1945年在中国东北境内由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的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将中苏合营企业的苏联股份出售给中国,并决定把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順口海军基地和该地区的设备交由中国完全支配,最近,又建议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这种友好的合作向全世界显示了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伟大生命力”,所以这个同盟条约“是中苏两国间伟大友谊的标志”。④

但应当指明的是中苏关系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中苏同盟出现裂痕也正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风起于青萍之末,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即已若隐若现。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出发,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而李立三和王明等人却只顾照搬苏联的经验,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的损失。在反对党内各种错误路线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最终将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苏联人不以为然,语出讥讽。如莫洛托夫在1944年8月11日的会议中,即对赫尔利断言,“中国有些人把‘他们自己称为共产党人,这仅仅是‘他们对悲惨的经济状况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他们‘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莫洛托夫甚至要求苏联政府“不应与这些共产主义分子发生联系”。⑤

抗战胜利后,面对中国的形势,苏联的政策抉择有:要求毛去重庆谈判,在中国东北依约向国民政府移交东北大城市主权,从东北撤军,不与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发生公开的官方联系,支持马歇尔调停,等等。这些政策充分体现了苏联对其国家利益的追求,但也与苏联对中共性质的错误认识有关。斯大林即认为中共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开始思考苏联经验的不足,并探索中国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意识形态方面,尤其是在估计革命与战争问题上,双方分歧更深,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更看重的是阶级斗争。施拉姆曾指出,“毛对《共产党宣言》有着浓厚的兴趣,其中最重要的启发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⑥事实上,毛泽东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开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经验。而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毛泽东对国际问题的观察,西方报刊认为中国的确比苏联高明,在预测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问题上,中国的分析每次都占了上风,西方一些记者甚至称1960年为中国年。⑦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对英国共产党翻译《毛泽东选集》一篇文章的态度了。英国共产党在翻译时需要删除毛泽东关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的对的,不论在中国还是外国,一概都是对的”等论断,英方认为这个原则在英国已不适用了。否定这个原则的普遍性,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⑧

赫鲁晓夫上台后,却提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战争并非注定不可避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也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过渡等问题。强调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和平的经济竞赛等问题。从而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一苏联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总路线。这个“三和”路线对毛泽东所产生的震撼力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全新的外交理念与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是格格不入的。

苏共二十大后,赫氏又突然抛出秘密报告,这个秘密报告的提出引起了国际共运思想的混乱,直接导致东欧国家的社会动荡,也给资本主义国家掀起反对社会主义浪潮提供了“炮弹”。毛泽东因而断定赫鲁晓夫已成为一个修正主义者。毛泽东必欲对赫鲁晓夫展开口诛笔伐,决心接过国际共运的大旗也就在所难免。这说明,在赫鲁晓夫当权时,因其对斯大林外交政策的改变,事实也就破坏了中苏同盟所赖以存在的脆弱的意识形态基础。中苏同盟终因革命观念的差异而烟消云散。

二、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与中俄两国文化的差异

中苏同盟的破裂显然不是某个单一原因所造成的,应是多个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俄大国沙文主义的传统与中俄两国文化上的差异也是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俄历代沙皇都有一个梦想,在欧洲获得出海口,继而称霸欧洲,最终称霸世界。自16世纪晚期起,沙俄便开始向东西方扩张。克里米亚战争中,俄败。因西进之途受阻,俄开始全力东进。先后侵占我国北方合计有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算起来,从16世纪的莫斯科公国起源,俄就是靠着不断对外侵略扩张,将最初的28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一直扩展到苏联时期的2240万平方公里。一举成为世界上国土最大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沙俄形成了“我的当然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种霸道的理念和传统。⑨十月革命后,苏联也并没有完全放弃沙皇俄国的领土野心和侵略行为。不管是列宁还是苏联其他领导人,他们并不认为19世纪中叶的沙俄与中国签订的那些条约是不平等的。二战后期斯大林与美国不仅搞了个《雅尔塔协定》,而且搞了个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斯大林甚至对中国的内蒙古和新疆等地提出了领土要求。可见对于国际主义,对于国际伦理道德,苏联人是不怎么看重的。这种所作所为与俄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从文化上来说,历史上俄罗斯信奉的国教是东正教。1453年土耳其灭亡东正教中心拜占庭帝国后,莫斯科就自认为是正宗东正教的中心。而东正教的使命就是“解救全人类”,所以俄罗斯是个深具“弥撒式”救世主义传统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没有深入苏俄或苏联人的骨髓。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观似乎与俄罗斯的救世主义并不能实现无缝对接。甚至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各种专制暴力事件一再上演,毫无民主法制可言。比如血腥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惨案,1936~1938年的大清洗,以及贝利亚在家被枪杀等。⑩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再次选择了资本主义,……中国是个奉行儒家文明的国家。自宋朝以后,重文轻武之风渐盛,中国人尚武精神日渐萎靡。士大夫喜欢坐而论道,从心学的角度空谈天人合一。从历史来看,俄罗斯也没有进入中华文化圈的范围,不像越南、朝鲜和日本,中国的汉字、生活方式、儒家价值观等对其影响至深。所以无论从文化上、心理上还是在行为方式上或是价值观上双方的差异极为明显,简直可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来形容。因而,中苏在某个特定时期某个特定的阶段因某种利益的需求形成同盟,……这一点与跨大西洋联盟作个简单比较也可想见。西欧与美就是因为具有共同的普世性的人权、民主等价值观,所以跨大西洋联盟历经风雨却能同舟共济,每每旧思出新意。

三、冷战——西方世界“内战”下的中苏同盟

自二战后期,美苏即因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分道扬镳,后双方组建各自阵营,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激烈的争夺。随国际政治经济、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冷战也渐由两大阵营的对峙转变为美苏两强间的争霸。冷战从表象上看起来好象是东西方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生死斗争。究其实质,冷战只是西方国家间的“内战”。中苏同盟中,中国不过是苏联的一个帮手而已。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与美国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较量,这场较量加深了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敌意,不经意间中国走在了亚洲冷战的前沿。中美之间又因交流沟通不畅以致误会丛生,相互间的信任度急骤下降。冷战开始后,美国内掀起了“麦卡锡运动”,一些对中抱有好感、主张与中国接触的“中国通”横遭迫害,对中国一知半解的外交决策者将中国与苏联划上等号,认为中苏同盟是铁板一块,从而加紧了对中国的包围和封锁,直至十九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中美关系才走上了正常化之路。朝鲜战争中,因美国将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毛泽东针对此事件在国内加强了意识形态的宣传,使中国国内意识形态氛围极为浓厚,当时中国人的革命热情极为高涨。如当时革命歌曲即有这样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的歌声传四方,革命的风暴席卷全球,永远舍身迎向前方”。对于对外部形势的隔膜如宦乡曾指出:“从解放一直到60年代这10年期间,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做什么,而且做得很有限”。(11)

中美之间如此剑拔驽张,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是毛泽东的革命观念。毛泽东素有大志,且深具革命的浪漫主义以及将中国革命经验普遍化的冲动,三者结合在一起,使毛泽东试图摆脱美苏关系、雅尔塔体系的束缚。尽管国内经济实力与苏美差距较大。但因三大改造的提前完成,毛泽东很自信地认为在短期内可以缩短同英美实力差距。更重要的是信奉辩证唯物主义的毛泽东认为物质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人心向背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毛泽东对原子弹等武器也仅仅是从物质的角度加以认识,而没有深刻地体会到一个核时代的到来。对时代的误判(或者说在世界体系中不同地位导致对时代的认识有别),以及由不自觉到有意识的当头(如果说,新中国抗美援朝是不自觉地出头,那么后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论战,到60年代的“两个拳头打人”则是自觉地当头了),使中美经历二十多年对抗最终以“乒乓外交”的方式实现和解,中国也在美苏冷战的关系以及二战后新的国际格局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实现了中美苏三者关系的平衡。

另一方面,则与斯大林的老谋深算有关。斯大林时期,“大俄罗斯主义可以说在苏联党内已根深蒂固,把苏联的国家利益置于其外交政策战略的最高地位,这是斯大林一贯的方针,斯大林在战前就认为,在苏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的时候,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不仅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目标”。(12)为了能在战后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以战胜国的心态去主宰世界命运,在战后的世界秩序安排上,苏当然需要中国这样的好帮手。毛泽东到莫斯科见斯大林时,斯大林即对毛泽东要求在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起到领导羊的作用,其实质还是让中国组成一个东方战线,便于自己控制,为自己的战略目标服务。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取代旧的中苏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斯大林能够在中长铁路和大连港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其深层次的考虑即是在美苏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将中国纳入以自己为首的阵营,从而实现控制和影响亚洲局势以对抗美国的战略安排。在中国统一尚未完成时,斯大林突然支持金日成完成统一南北的战争,在中国出兵后又作壁上观。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朝鲜战争即体现了斯大林这种外交战略的考虑。正是斯大林的这种自私自利,这种民族利己主义,注定中苏同盟不能形成真正的友谊,不能持久。

总之,中苏同盟的破裂,甚至兵戎相见,既因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革命观念的不同,也与中苏两国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的差异相关,更与冷战其实是西方世界内战有着莫大的关系。正是以上原因,中苏在缔结同盟的那一刻其实就已经埋下了破裂的因子。

注释:

①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载于《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

②如叶自成认为,斯大林在苏共二十大上受到赫鲁晓夫的批判,打破了国内对斯大林的崇拜,而当时赫鲁晓夫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无法取代斯大林的形象,出现了无形的竞争。对赫鲁晓夫,毛泽东远不如像对斯大林那么服气,如果说过去可能不服斯大林但无法与斯大林的威望相对抗的话,现在这个因素不存在了。参见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3页。

③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華出版社,2007年。

④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06、674页;同前书第4册,第145——146页;《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78——279页。

⑤转引自邹谠著,王宁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4——165页。

⑥S·施拉姆《毛泽东通向权力的道路,1912——1920年的革命著作》,纽约,1992年,第17页。

⑦转引自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7页。

⑧杨奎松《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杨奎松个人网站http://www.yangkuisong.net/ztlw/sxsyj/000081.htm。

⑨参见姜斌:《黑瞎子岛回归记》,《世界知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23期。

⑩参见《环球时报》2008、9、9日的“贝利亚死因之谜”和《我的父亲贝利亚》王志华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等相关内容。

(11)《宦乡文集》,上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664页。

(12)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页。

On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the reasons for the breakdown

Pan Cheng-sheng

Abstract: The breakdown of Sino-Soviet alliance, is not only based on the Sino-Soviet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inherent in the profound, but also with the Russian tradition of chauvinism, as well as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re closely related to, but also has a direct correlation of the Cold War

Key words: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rupture

(责任编辑/王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