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警卫队长的红色披露（连载一）

余　玮

陈长江,1931年9月出生于江苏海安,1946年8月参军,历任海安县独立团特务连侦察员,海安县独立团直属情报站情报员,泰州军分区司令部特务连警卫员,中央警卫师3团12连战士,中央警卫1团1连1中队警卫队员、分队长、区队长、副中队长、中队长、副大队长兼一中队队长,中央警卫局办公室副师职参谋,毛泽东故居开放办副主任等职。1987年12月离休。

在非常岁月,他一次次跟随毛泽东南巡。

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他见证了主席专列改变一次次行程的内情。

一代伟人的临终时刻及其遗体的转移,他或亲历、或目睹。

陈长江是让毛泽东如果10多天不见就过问的红色警卫队长。

“毛主席每次外出巡视,我都随同前往。每次随行的警卫人员,都是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外出的时间、路线及到达的地点等有关情况,制定出实施方案和计划。”陈长江说,每次他都精心安排警卫人员带多少,需要准备多少物资和装备,警卫部队按什么样的顺序编成怎样的队形,如何组织中途停留、驻地布置的兵力。“这些工作,有的非我参与不行,有的就由我布置安排,督促检查,组织落实。我每次总是全力以赴,不敢有任何的懈怠。”

1950年,陈长江被选调北京中央警卫团,次年开始进入中南海直接警卫毛泽东主席,是建国后警卫毛泽东时间最长的警卫队长。此外,他还负责警卫过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陈长江在毛主泽东身边工作了26年,但是他却说警卫了毛主席27个年头,为什么?

毛泽东说:你这个名字,中国的第一大江,

你说了以后我就能经常记住了

1950年10月,陈长江所在部队得到消息,上级将从苏北军区挑选五六个人到北京警卫部队。挑选的条件十分严格,一共12项标准,陈长江现在还记得其中有这么几条:一是苦大仇深;二是要历史清楚,社会关系不复杂,忠于革命,积极要求上进;三是打过仗,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四是能吃苦、不怕死,服从命令听指挥;五是在党内担任党小组或支部委员以上的职务。按照这些条件,部队进行了严格的挑选,陈长江有幸被选上了。

不久,被选上的6个人来到苏北军区所在地扬州集中。3天后,他们又被送到南京军区集训了一段时间。11月底,他们乘上北去的列车来到北京,陈长江被编入中央警卫师3团12连当警卫战士。

次年1月,陈长江被编入中央警卫1团1营(也叫内卫营),进入中南海担负警卫党中央书记处的任务。陈长江回忆说:“1连直接警卫毛主席,2连管刘少奇、朱德,3连管周总理,我被分在1连,领导在调我和另外两个战士时,告诉我们:1连的任务很明确,就是直接保卫毛主席驻地和外出时的安全。听了首长这么一讲,我内心又紧张又激动,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尽职尽责站好岗,放好哨,值好勤,完成好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任务。”

他们值勤主要在丰泽园后门,3个人一个岗,一班站两个小时,一昼夜值4次班,警卫任务很繁重。平时,毛泽东一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建国之初,百事待举,加上抗美援朝,工作千头万绪,因此毛泽东有时忙起来几十个小时都不休息。有空闲或临睡前,毛泽东习惯到丰泽园前后门去散散步。

1952年4月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毛泽东在工作了一个通宵之后出来散步。这时,陈长江正在丰泽园后门站岗,看到主席走过来,他立刻敬了个礼。毛泽东见到他,主动上前微笑与他打招呼:“你是哪里人?”

“我是江……”陈长江刚出口,还没有讲完,毛泽东就立刻摆摆手,示意他不要说下去,说:“听口音,你是苏北如皋、海安一带的人。”

陈长江马上回答:“不错,毛主席,我是江苏海安人。”毛泽东笑了笑,说:“你们那地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打仗很多。抗日战争时期,陈老总打顽固派的黄桥战斗打得很好,有打,有拉,搞统一战线,搞得很好。黄桥烧饼很出名哟。解放战争刚开始时,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消灭敌人5万多,有两战就在海安地区打的,挫败了敌人的进攻。”

毛泽东稍微停顿了一下,又问起陈长江和他家的情况。接受采访时,陈长江幸福地回忆道:“当时,毛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陈长江,他说‘你这个名字,中国的第一大江,你说了以后我就能经常记住了。在最后20多年当中,一直到主席去世,如果有那么10多天看不到我,毛主席就会问‘长江,他到哪儿去了?他喊我就是‘长江两个字。”

1931年农历八月初一,陈长江出生在江苏省海安县章郭乡东闸沟村,兄弟姐妹7个,“我是老大,后面有5个弟弟:湖、河、海、淦、汉——名字都与水有关”。自11岁起就给地主做长工,直到1946年8月参加新四军,到海安县独立团特务连担任侦察员,后在独立团直属情报站担任情报员,于1948年底返回独立团特务连继续侦察员。由于表现突出,于1949年3月光荣入党,两个月后被调入泰州军分区司令部特务连担任警卫员,是连支部委员。

在3年解放战争期间,陈长江参加大小战斗数十次,作战勇敢。直到随解放军打过长江,又回到泰州军分区担任警卫员。1950年,因为参加大生产成绩突出,陈长江被评为泰州军分区的劳动模范,同年7月出席了苏北军区的劳动英模大会。1950年底,被选调到北京任中央警卫师战士。

当时,毛泽东接着又详细地问起陈长江家的情况。陈长江对毛泽东说:“解放前,家里房没一间、地没一垄,祖祖辈辈靠种地交租来维持半年糠菜半年粮的困苦生活,遇灾荒年就更没法生活了。我从11岁起就给地主扛长活,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受尽了苦。我们那个地区不仅是我们一家,不少人都这样子。”

毛泽东问:“现在怎么样?”陈长江高兴地说:“我们家1947年土改后,分到了14亩地,分了3间瓦房,还有牲口、农具等,我们现在生活比较好了,我弟弟妹妹都上学了。”毛泽东听了很满意,说:“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又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

陈长江说:“主席,朝鲜战争你亲自送岸英到朝鲜前线打美国鬼子,为朝鲜人民的解放而牺牲了。他的事迹很感人。”毛泽东听后沉闷了一会儿,说:“为抗美援朝我们牺牲了很多英雄儿女。”

“我们一定要打败美国侵略者,为牺牲的烈士们报仇。”陈长江说到这里,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是呀,要提高警惕,防止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势力,把我们国家建设好。”

时间不知不觉过了近20分钟,陈长江由开始比较拘谨变得很自然了。毛泽东笑着对他说:“我该回去休息了。你是哨兵,也是在为人民服务。”说完,摆摆手转身往回走。望着主席离去的身影,陈长江内心充满了无比的幸福。接受采访时,他回忆起这一切,还是激动不已,兴奋异常。

毛泽东说:10个“五年计划”以后,你们也老了,不要到那时候再后悔

1955年5月14日下午,中央警卫团1中队接到通知:毛主席将接见大家。于是,大家都穿上崭新的军装,列队来到中南海颐年堂院里。他们刚刚站好队,毛泽东就从颐年堂东北角走廊里走出来,带着慈祥的笑容走在队列前面,询问最前一列有些队员的名字。顿时,院子里的气氛活跃起来。

“我们工作是为什么目的呢?”毛泽东闪着和悦的目光,从排头向排尾扫了一遍。陈长江在3排中间偏南边一点儿,离主席很近,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队列里立刻有人答道:“为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招呼大家坐下,然后自己坐在藤椅上,就像拉家常一样,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一直讲到长征的艰苦,讲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毛泽东说:“全国革命胜利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绘画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壮丽图景。”

“中间,毛主席讲到他在湖南当过兵,辛亥革命的时候也当过兵,只参加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并没有打什么仗就离开了。他还给我们比画了拿的那个枪,过去的枪是独子,扣一下只能响一次,还要再拉一次枪栓。他这么一说一拉,我们大家都哈哈笑。他说那时候当了6个月的兵,很艰苦,扛着枪,那种简单的就像套筒枪似的,不像现在你们的枪这么好。”陈长江记得,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真想把主席的话一字不漏地在小本上全记下来,可是好些战士都不会作笔记,手中的笔不听使唤。“毛主席还说,长征不是从中南海走到北海,你们坐着车子转一圈这么远一点,长征啊,是我们不情愿走,是逼出来的,没有办法,上面有敌人的飞机,前面堵,后边追,我们不到边远地区去、没有人的地方去,我们就不能生存,所以长征是很艰苦的。他说,这个两万五千里长征走了11个省市,我们十几万人走到最后成了两万多人。你们不要忘掉长征是很艰苦的,我们保存力量,到了延安以后,我们逐渐地发展起来了,这个抗日队伍就靠延安发展起来的,逐渐壮大,壮大到新四军、八路军。”

陈长江回忆说,毛主席在给警卫团1中队全体同志讲话时就明确提出这个中队有3项任务,即警卫、调查、学文化。在这次讲话临结束时,毛泽东以商量的口吻说:“你们都是干保卫工作的,平时保卫着我,出门时你们跟着我,但老是这一项工作太烦躁了。现在同你们商量一下,给你们增加一项调查工作。你们做好这项工作,对党、对中央都有好处,对我也有好处,你们同意不同意?”在队列中席地而坐的陈长江等人,异口同声地作出响亮的回答:“同意。”

毛泽东接着说:“这好比吃饭、吃菜,再加些辣椒,这样你们的工作就更有趣了。你们以后回家,把在农村了解的情况告诉我。你们到了农村,首先要谦虚,要尊重老百姓,要尊重区乡干部,要尊重你们的父母,态度要和气,不要摆架子。你们回去,不要说我是毛主席派来的。”

陈长江回忆道:“毛主席在那次讲话中说,你们平均下来是22岁,10个‘五年计划以后,你们才72岁,中国历史上有个名人孔夫子,他就活到学到72岁。72岁的时候,你们要大庆祝一次,50年后看你们学到了什么本领。那个时候,我不会在了,要参加马克思的大会去了。你们也老了,该做总结了,不要到了那个时候再后悔。”将近1个小时过去了,毛泽东笑着从藤椅上站起来,和大家一起照相留念。随后,毛泽东连连挥手告别。

此后不久,毛泽东归纳这次讲话中的有关要求,亲笔为陈长江他们写成“出差守则”,包括“保密、态度、宣传、警惕、调查”5条。从那以后,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进行农村调查便成了陈长江等的一项经常工作,差不多每年都要进行那么一两次。毛泽东曾多次向在丰泽园值班的卫士们说过:你们每年轮流回家,一方面探亲,一方面帮助我了解农村的征购、合作社、农民群众的生活情况等。并说:“你们回家的路费,由我负责,你们谁回来了,要来我这里一下,谈一谈情况……”

1967年5月底,陈长江回老家江苏海安探亲并进行调查研究。回京后,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时,陈长江没有写成材料,甚至连个本子也没有拿,便把沿途所见所闻和在农村了解的情况毫无拘束地向毛主席说开了,谈及途经扬州时发现两派斗争很激烈,有些地方还发生了真枪实弹的武斗,从而影响生产和社会秩序等。毛泽东听后,沉重地说:“原来设想,这‘文化大革命今年就差不多要结束了,现在看来很难收场啊!”

陈长江说到回家之后,当地正在收小麦,农民群众都很忙,那里社员们生产搞得好,对文革他们认为“那是城里人的事情”,“不搞生产就会挨饿的”时,毛泽东笑着说:“农民是很讲实际的,农业生产一天也不能停。8亿农民把生产搞好了,我们就有希望,国家就不会乱的。”

继而,陈长江告诉毛泽东:“沿途到处是大字报,有的大字报上还说邓小平自杀了,有的大字报上说你找到了一个失散多年的儿子——说他现在在某个生产队当会计,讲得有鼻子有眼的,可玄乎呢。”毛泽东说:“小道消息不可靠,你辟谣了没有?”陈长江说:“当然不相信这些,邓小平院子里那个哨兵就是我们大队担任的,你们家的事我也知道,一直没有找到那个儿子。”毛泽东对外面的所谓宣传显得很无奈……

1968年夏季的一天,毛泽东散步时信步进入警卫战士的宿舍,看到正面的墙上挂着一张毛泽东彩色画像,画像两边张贴着语录写成的对联,中心意思是提高警惕、保卫党中央、毛主席,风趣地说:“你们都是保皇派呀。”警卫战士齐声说:“我们就是要保卫毛主席呀!”毛泽东笑着指了指墙上的画像说:“你们都是为了保卫他呀!”

毛泽东见墙上还贴了很多语录,指着说:“这个,你们贴了这么多?有用吗?”陈长江说:“上级要求语录化、‘红海洋……学习起来方便呗。”

毛泽东动了动嘴唇,欲言又止,什么也没有讲。

毛泽东一转身,又看见另一面墙上也挂着主席画像,便说:“长江,你们到处挂我的像?”陈长江知道毛主席不同意身边工作的同志戴主席像章什么的。毛泽东接着说:“你们到处挂像……有的还在大门口塑了个像。你们在在门口站岗,让我也陪着你们站岗。你们两个小时一换回去了,我却仍站在那里没人换,倒成了我为你们站岗了,你们说苦不苦?你们现在还到处挂这些像,少挂点行吗?那语录啊,写两条就行了,写那么多你们都能记住?在实际生活中,你们能用得上?”陈长江听出,主席说话的语气较重,对当前的“红海洋”做法有意见。

几天后,陈长江看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的“特急”通知,文件说毛泽东指示“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很快,陈长江作了传达。

毛泽东说:你们比我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却不能,哪也不能去,苦啊

陈长江到毛泽东身边以后,发现毛泽东非常注意锻炼身体。“主要是这几种——一种是淋浴,就是给他擦澡,每天卫士给他身上擦一擦;第二种是太阳浴,有时候太阳很好,他就穿个短裤在那个院子里头,让它晒一晒,起来晒一晒;再一个,他出来散步的时候,每次这样晃荡晃荡,全身运动运动,这是几次锻炼。”

“毛主席喜欢爬山,更爱好游泳。有的文章披露,毛主席在长江游泳有16次。我虽没有这方面的精确统计,但粗略算来,实际上比这个数还要多。他喜欢在波涛滚滚的大江大海里游泳,他也常鼓励人们,特别是青年,到江河湖海里去游泳,去锻炼,在与自然的搏斗中认识自然,积累经验,增长才干。”陈长江记得,毛泽东说过:“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为了确保安全,毛泽东每次游泳,只要时间和条件允许,陈长江都要与一些警卫人员先下水试水,察看那里的水情,包括水的温度、清洁程度,下水和登岸的地点及水的流速等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毛主席教我们学游泳算起来,直到他老人家晚年最后一次游泳,游泳次数少说也不下百八十回。”陈长江说,毛主席的游泳,他因事没能参加的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回。

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一直不在北京,先后在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等地调查研究,视察工作。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下长江在滚滚激流中畅游15公里,历时75分钟。7月2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这一消息,并配发了题为《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社论、照片和毛泽东与记者的谈话。陈长江回忆说:“我遗憾的是毛主席这次畅游长江,我因在北京抓部队的军事训练而未能随同前往。毛主席回到北京,在丰泽园里住了两三天,觉得刚修过的房子住起来总是不舒服,便到了中南海游泳的更衣间里住了起来。谁也没有想到,他在这里一住就是10年。”当时,陈长江随两个警卫分队的战士搬到游泳池院北侧的几间小平房里居住。

毛泽东回京之后,中共中央紧锣密鼓地连续开会,政治口号接连不断地刷新,陈长江等感觉到政治气氛也愈来愈浓。这年8月上旬的一天,陈长江吃完午饭回游泳池路过食堂外边,只见许多人在看什么,便也凑上去看了一下。原来是一张标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黑字红纸贴在那里,文末署名是“毛泽东”。看完,陈长江吃惊不小,不由地暗暗地说,这是谁呀,惹得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尽管陈长江并不知道中央开会的内容,对那些惊动全国的背景材料一无所知,但是他这时已意识到一定是中央领导层中有了分歧,发生了矛盾。

过了很久以后,陈长江才知道这个所谓的大字报早已印发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全体同志了,他所看到的不过是印发给出席大会的同志们的一个抄件而已。可是,陈长江又有些想不通了,既然是中央文件,为什么不按组织系统往下发呢?偏偏要手抄下来贴到墙上去呢?

陈长江渐渐注意到,在那些日子里,住在游泳池里的毛泽东也没时间或者没有心思游泳了,整天不是参加大大小小的会议,就是接连不断地找人谈话,显得异常忙碌。陈长江虽然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那么紧张,却预感到党中央又要搞什么大的政治运动了。

果然,不出所料,在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贴出不几天,北京各大报在头版头条位置通栏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陈长江记得:“当天,北京掀起了庆祝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发表的热潮。所谓群众,绝大多数是机关干部,有组织地走上街头游行。中央办公厅因势利导,在中南海西门外一侧搭起个报喜台,并组织所属单位人员在那里值班,代表党中央接受群众的祝贺和致意,且维持秩序。”

一时间,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上人声鼎沸,欢呼阵阵,游行报喜的队伍接连不断。8月10日傍晚,陈长江接到一个消息,说毛主席在中南海西门被群众包围,想回也回不来了。原来,毛泽东出来散步时,只跟随着警卫老王和护士小吴。散步时信步向西,步行出中南海,没想到恰与一去前来报喜的游行队伍相遇……陈长江知道,主席在外边多停留一分钟,就多一份不安全。于是,一声招呼,不论是干部还是战士,一下集合起数十人,他们紧跟在陈长江的身后,自动排成两行,飞快地向西门跑去。

陈长江一行一出西门,只见报喜台围着数不清的人,毛主席就围在里面,后边的人看不到就硬往前挤,远处的人还在喊着、跑着,向这边拥来,场面十分混乱。陈长江一挥手:“跟我来!”他找了一处人群比较薄弱的部位,以自己为头,上前分开群众,身后的战士一个紧跟一个像排人字形的雁队一样挤入人群之中,终于来到了主席的面前。

毛泽东被围在那里,陈长江等十分着急,可是毛泽东自己却兴致勃勃,坦然自若地与伸过来的一双双手相握,与凑上来的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在亲切地交谈。在陈长江的面前能看到的是攒动的人头和伸出来的千百双手,他想让主席赶快离开这时往回走,可是主席不愿意,还想向拥来的群众问些什么……

这时,接待站的工作人员见挤得够呛,便请毛泽东上了临时搭的报喜台。这样,毛泽东一下子站得高了,能看到他的人就更多了,突然间出现短暂的沉寂,继而惊喜之声四起,欢呼的激浪一波高过一波。陈长江看到毛泽东在欢呼的群众面前微笑着,向他们挥手,向他们致意,大声地说:“同志们好!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陈长江做警卫工作的经历中,不论毛泽东在哪里,对哪里的群众就有巨大的吸引力,哪里就会出现欢呼激动的高潮,哪里也就会出现拥挤,有时是可怕的拥挤。陈长江认为,这往往给安全警卫工作带来难以应付的困难。

恰在此时,接应的后续部队赶到了,他们在人群中开出一条窄窄的过道,陈长江等便抓住机会,簇拥着毛泽东走下台来,奋力冲出人群。

离开了沸腾的人群,进了中南海,陈长江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有了着落。再看随自己去的那些战士,他们个个汗流浃背,衣衫湿透,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般。毛泽东看着他们这副尊容,笑了笑:“要不是你们来解围,我回来就不容易喽。”毛泽东的话带着常有的风趣和幽默,可是这一次陈长江他们怎么也笑不起来。

过去,毛泽东总嫌警卫工作妨碍自己有更多的机会接近群众,曾为此还发过火,批评过人。陈长江记得,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在讲话中批评说:“警卫制度照抄苏联的,害死人了,前呼后拥,几部车子,不许参观,不许游泳,不许上街买鞋子,不许上馆子。”

经历了这次意外,毛泽东不无感慨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们比我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却不能。我现在哪也不能去,苦啊!”他的话流露出对平常人生活的羡慕之情。

毛泽东说:今天我又要罚站了,

哪里能像你们自由,想坐就坐在那里

在1966年,毛泽东曾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时间分别是在1966年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日,11月25日、11月26日——其中,11月10日、11日,11月25日、26日的检阅由于间隔时间很短,均被算作1次。陈长江回忆说:“由于新闻的报道,广泛传播了毛泽东起初两次接见红卫兵的情景,一下子就使得全国的青少年组织起来,或乘火车,或坐汽车,还有的步行,长途跋涉赶到北京。一时间,北京城人满为患,家家有客,店店住满,仍不能容纳陆续赶来的众多学生(其实,不只是学生)。因为来京的人数过多,有关部门动员他们离京返回当地‘闹革命,他们却说没有看到毛主席就不走。红卫兵的要求,一下子成了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他们的要求,就被很快地答应下来了。”

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可是在广场上看起来离城楼太远,有人说没有看见,于是后来几次接见红卫兵改在东西长安街上。“每次组织数十万红卫兵分别坐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两侧,大路中间留出8米宽的通道。在车队的编排上,我们用12辆敞篷吉普车组成,分3路行进,毛主席等领导同志乘中间那一行4辆车上,两边各4辆由警卫人员乘坐——首长们都是站着,警卫人员都是坐着,这样不会遮拦群众视线。”陈长江说,为了接见那些红卫兵,在开动的车上毛泽东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尽管他身体一向很好,精神也不错,但他毕竟是老人了,其中的辛苦和劳累不难想像。

这年11月,很多人集中在北京,天气却越来越冷,白天要吃,晚上要住,有的也没有御寒的衣服被褥,吃住行都成了问题。组织动员他们离开北京回原地,他们说没有看见毛主席,坚决不回去。一天,是毛泽东预定接见红卫兵的日子。出发前,毛泽东笑着说:“今天我又要罚站去了……”陈长江知道毛主席是指会见红卫兵时要站很久时间,也认为是接见红卫兵并不轻松,是一种负担,有“罚站”的感觉。陈长江说:“主席,你可以坐下么,何必一定要站着呢?”毛泽东认真地说:“我哪里能像你们有那样多的自由,想坐就坐在那里。不行,每次我还得站着,不然人家大都是从外地来却看不到我,就不高兴,我就过不了关!”

接受采访时,陈长江说,有人认为他们警卫人员坐在吉普车上行驶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所乘汽车两侧看似很神气,其实也是有严格要求的。“比如,必须得坐下,不许站起来,以免妨碍红卫兵看领导人的视线。不许我们左顾右盼,又必须能看清车队前后左右发生的任何事情,并作出准确的判断,要有随时采取适当措施的精神准备。这就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毛主席先后8次接见了1100万人次的红卫兵,每次都是周总理亲自安排与布置。”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至深夜12时才回到游泳池。凌晨两点,周恩来从大会堂找来电话说,清华园武斗告急,中央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会,解决制止武斗问题,请毛主席马上去大会堂。

陈长江等迅速进行准备,调动大小车辆,登车待发。不大工夫,毛泽东出来了,匆匆上了车,陈长江注意到他显得有些疲劳,而且神情显得不太高兴——大概刚睡下,又被叫了起来,睡意还未去,很不精神。

车队直奔大会堂,等候在118厅门前的周恩来迎了上来:“主席,这么晚了,又把你惊动了。”毛泽东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轻声说:“不来又不行,别的办法又没有呀!”

随后陆续到达的有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德等,还有几位工人、农民宣传队的代表。毛泽东仔细地听了几个方面的情况汇报之后,立即决定召见北京大专院校的几位红卫兵头头。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找到陈长江等,简要介绍了清华大学武斗的情况后说:“毛主席决定召见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5人,你们明白吗,是召见,不是接见!”并说:“你们要加强门卫检查,不准他们把武器等危险物品带进来,还要找几个女服务员检查女的,你们要提高警惕。”

陈长江迅速在原有警戒的基础上,又选派几名精壮的干部,并从大会堂挑选几名老练、精干的女服务员到门口配合执行检查任务,向他们交代和布置了具体的做法和检查要点、处理原则、应急措施等。

6点左右,蒯大富在几辆小卧车的护卫下首先到达大会堂西门,大模大样地下车,踌躇满志地向大门走来,向哨兵炫耀道:“毛主席叫我来开会的,我要见他……”说着就要往里走。

“不是叫你开会,是召见,你听清了没有?”哨兵把他挡下,说:“请接受检查!”蒯大富一脸蛮横,猖狂地嚷道:“毛主席找我研究问题……”说着,他甩手往里闯。

见他这样,陈长江火了,大声喝道:“老实些!”并安排两名警卫战士把蒯大富挟在中间进行危险品检查。一下子,这个称霸北京的“蒯司令”变得老实多了。

随后,聂元梓等几位到达,陈长江等对他们分别例行进行了安全检查,送他们进入会场。

召见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对红卫兵头头们说:“今天是我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现在是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人也不高兴,你们脱离了他们的大多数……”毛泽东越讲越气愤,把手举起来,又重重地落下去,提高声音说:“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蒯大富一看这形势,慌忙表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无条件向宣传队投降。聂元梓等也作了类似表示。周恩来随后向他们提出要求……

毛泽东说:有好几年不写文章了,现在不写不行了,要写文章反击

1968年国庆节后不久,即10月18日,毛泽东即乘车从北京出发,沿京广线南下,到武汉住进了东湖宾馆。到达武汉的第二天,在北京的林彪以电话记录的方式向毛泽东做工作报告,说为了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而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即“林副主席一号命令”。显然,林彪采取这种先下达后报告、先斩后奏的目的,在于形成既成事实,逼毛主席同意。

汪东兴在向陈长江等警卫干部传达时说:“有人要调动军队,想干什么呢?毛主席听了很不高兴,要求警卫部队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破坏。”陈长江不知谁要调动部队,不知毛主席为什么不高兴,尽管百思不得一解,认为唯一有效的办法只能是全面布置,处处设防,时时警惕。

往日随毛泽东外出,主要是值勤站哨,没有搞过军事训练,这回陈长江要求战士提高警惕,做了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准备,在驻地一些重要部位构筑了简易工事。陈长江回忆说:“在这期间,差不多每天都有机要通信员从北京飞来给主席送文件,也把北京备战的最新情况带来告诉大家,比如北京的大疏散、大搬家啦——北京一片打仗的气氛,让数千里之外的我们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感染。”

一天下午,汪东兴把陈长江等几人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毛主席对一些人搞的‘一号命令很生气,说这是捕风捉影,小题大做。仗不会马上打起来,不要惊惶失措,不过打仗的准备要有,警惕也是要的。”

据陈长江回忆,这段时间,外出分队除正常的执勤、训练之外,还常用业余时间与武汉军区警卫营打篮球。“毛主席有空闲时,也常搬个椅子,坐在球场边的竹林子里,高兴地看大家打篮球,有时还情不自禁地为大家鼓掌。”

1970年8月,毛泽东乘火车到南方视察。到底去哪里,上面没人向陈长江他们交底。陈长江回忆说:“毛主席乘坐的专列经石家庄、郑州到武汉,在那里住了几天,又乘车继续南行,到达湖南长沙又住了几天。不论走到哪里,只要车一停下来,毛主席便立即找当地的党、政、军领导听取情况汇报,或者开会谈话,重点是九大之后怎么样、怎么办?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毛主席进行的一种调查研究,是为即将召开的庐山会议做准备的。”

这年8月19日下午,专列到达南昌。毛泽东准备在这里停留一下,然后再上庐山,陈长江等10多人先行上庐山,为毛泽东打前站。行前,毛泽东对陈长江说:“长江,我们到了庐山的第一件事就是游泳……”

陈长江清楚毛主席一向喜欢游泳,江河湖海不论什么地方,只要有水,他就想游泳。陈长江高兴地重复说:“是啊,是啊,第一件事就是游泳。”毛泽东开心地笑了。

到庐山后,在庐山管理局的人员引导下,陈长江等检查了为毛泽东安排的住处,布置了警戒,便去察看准备让主席游泳的建在山顶上的庐山水库。因为水来自山涧,环境很少受过污染,实在是个游泳的好地方。陈长江等对游泳的水域和场地及其设施作了认真的检查,并下去试水,游了一圈之后,陈长江感觉水温比较低,担心毛主席这位77岁的老人难以适应,尽管主席曾多次在这里游过。

毛泽东一到庐山,就直奔水库,连为他安排的住处也没有去。陈长江立即上前报告说:“山下很热,山上很凉,温差太大了,简直相差一个季节。”毛泽东迫不及待地伸腿腰,做起了下水的准备,并以和蔼的口吻说:“水凉?那怕什么!凉点,游起来舒服。”

毛泽东下水后,陈长江几个紧紧跟随在他的前后左右。这一游,毛泽东就游了半个多小时,直到太阳落山。

8月23日上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小礼堂开幕。毛泽东所住地到礼堂还有一段距离,警卫分队跟随他的车子向礼堂开去。陈长江等随毛泽东一步入会场,全场起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不到1个小时,这次会议就完成了预定的议程。

主持会议的毛泽东看了看全场,大声问道:“还有什么意见?”坐在主席台一侧的陈长江只见会场静寂无声,没有一个说要讲话。正在毛泽东要宣布散会时,林彪从衣袋里掏出一沓纸,表示要发言。对于他讲话,毛泽东毫无准备,林彪用大量的篇幅歌颂毛主席的才智和丰功伟绩,说毛主席是“天才,大家都不要否认”,“国家要设国家主席”等等。陈长江注意到大家都在鼓掌,只有毛泽东端坐在主席台上,没有鼓掌,还一脸的不高兴。陈长江回忆说:“后来,毛主席谈起这次会议的开幕式时,他向我们说,副统帅在全体会议上第一个发言,他讲话的内容事先也不与我商量,讲稿也没给我看过,不顾事先安排好的议程,也不顾我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以歌颂为名,大讲天才,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在讲这些时总是时显得很生气。”

8月24日,预先安排是讨论经济计划问题。可是这一天,在林彪统一指挥下,他的死党分别在各组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林彪审定的“马恩列斯论天才”的材料,大肆鼓吹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毛泽东对林彪的做法感到痛心与失望,下令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有关简报,说“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这几天,毛泽东操心党内这场斗争,他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常出去散步。这时候,陈长江往往陪同他走一走。有一次,毛泽东边走边对陈长江说:“有好几年不写文章了,现在不写不行了,要写文章反击。”陈长江还听到毛泽东自言自语“……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早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就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此后毛泽东一直专事党的工作。一次,陈长江谈及为什么不当国家主席,毛泽东笑着说:“当国家主席外事活动很多,有些纯粹是礼仪性的,还要到国外访问……这要占去许多时间。我呢,不愿意应付这些礼节性的事情。不当国家主席,我就可以集中精力专做党的工作。”

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没想到现在又旧话重提,敏锐看出林的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随着庐山会议的进程,汪东兴及时向警卫分队传达了会议的主要情况,要求陈长江等提高警惕,值班干部和哨兵都要加强责任心,部队要加强应变能力的训练。

那段时间,毛泽东差不多每天中午都到水库边新建的那幢房子里去办公、开会或找人谈话。因为工作太多,毛泽东常常到凌晨两三点才回到住处。可是,庐山晚间大雾迷茫,上不见星斗,下看不见脚面,山上路面很窄,车子稍微开偏了就有掉下深谷的危险。陈长江认为,做警卫工作,不仅要防止敌特的阴谋破坏,还要防止包括车祸在内的各种事故带来的危害。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他们想了一个土办法:用防风煤油灯为汽车引路——每逢雨、雾夜行车时,陈长江就穿一件雨衣走在汽车前,手提一盏油灯在前引路。一次,毛泽东见此情景,笑着说:“这办法不错,提着红灯引路,我们这也是‘红灯记嘛。”(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蓝 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