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默岁月：万安公墓的故事

陈　杰　王　宁

位于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安息着许多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名流，如李大钊、朱自清、曹禺、萧军、冯友兰、启功、容国团等，中共早期领导人高岗1954年自杀后亦葬于此……

万安之今昔

万安公墓位于北京香山脚下。从总平面图上看，万安公墓像个三角形，唯独西北缺了一角，道路轴线是标准的正南北，因此，墓园主要空间也沿着正南北布置。墓园内有一条东西贯通的主路，这条主路串起分别以金、木、水、火、土命名的五块墓地。在按照五行划分的墓区里，扫墓人通过墓地小径，分散到自己亲友的墓穴前，献花，供奉。

尽管没有标注，但有些名人的墓比较显眼，当代著名学者、画家和书法家启功先生的墓就在主路边，墓碑仿如一尊墨。而在他身后，是上海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女士的墓。一个是皇族世子，一个是传奇女性，死后毗邻而居，倒不失为一种缘分。

离启功墓不远处，是东北军67军军长、中共秘密党员王以哲的墓，墓碑由邓颖超题写(注：整个万安公墓只有两块墓碑是由周恩来夫妇分别题字，另一块墓碑的主人在下面详细讲述)。

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家的墓园也在这里，施先生是有两位太太的，先有原配，后增续弦。左东右西，原配在东，续弦在西，原配的碑也更高些，可以看出，中国尊卑礼仪在这些方面的确是很讲究的。

达尔文《物种起源》的译者、农学家叶笃庄先生则葬在他续弦的家族墓园里，他的骨灰盒就安放在其夫人墓前1米多远的位置。从上世纪50年代到“文革”，叶先生一直没有逃过被人“修理”的厄运。2000年，临终前，叶先生颤抖着手写下了几个字：“人生有何罪?”据说在场的人看了无不动容。叶笃庄先生的续弦出身于大家族，考虑到叶一生太苦，长辈们经过讨论，特别允许叶的骨灰埋葬在他后妻的脚下。

万安公墓是北京最早的现代公墓，创办于1930年，开创了北京城公墓之先河。此后，差不多同一时期诞生的私营性质的公墓：还有福田公墓、青山公墓、模式口公墓等。其中最著名、规格建制最高的，就是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而建的八宝山革命公墓。

如今，北京市属公墓有10多处，但是，从开办时间、经营持续的时间等方面看，首推万安公墓。万安公墓创办初期，经营相当惨淡，因为公墓这种墓葬形式在上世纪30年代的北京市民之中，被接受程度还比较有限，很多人依然是选择坟冢之类的族葬旧形式。在当时的情形下，能够选择葬在城市公墓的，多为具有新思维接受新风气的各界精英。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韦素园，胡惟德、柏文蔚、朱自清、马占山等文化界，军政界人士陆续归葬于此。除上述几位外，安息在万安的名人还有：革命烈士李大钊，中国首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文化艺术领域的曹禺、萧军、陈白尘、王力、冯友兰、启功，等等。据介绍，万安公墓安葬的社会名流逾千人。

人生大戏落幕之处

在万安公墓里，这些已经故去的人们，都曾经拥有过属于他们的灿烂或辉煌，后来者只看到了他们的成就，然而这背后的高低起伏，悲喜苦乐，未必是他人都能了解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生命舞台的大幕落下，他们终于可以静静地安躺在这里，一切复归于无言。

在李大钊烈士陵园旁边，有一块墓碑，简单得几乎只有名字，中间是逝者“曹禺”，左侧是题字者“巴金”，再加上右侧的生卒年月。这里，睡着中国现代戏剧的扛鼎人物一曹禺，可以说，没有他的《雷雨》以及后续的几部话剧，就没有中国现代的话剧。

可1949年以后的曹禺，创作力却在衰减。当他顶着社会荣誉、官方身份，每天身不由己地被包围的时候，他心里的宝贝掏不出来，这无疑是痛苦的。然而，就在他挣扎着寻求突破的时候，“文革”来了，作为人艺院长、戏剧大师的他被打成了看门人，而他的第二任妻子方瑞，某天，疑似在自家床上病逝，死时床上散落着大量的安眠药片。戏到了这一幕，他内心还想写出东西的挣扎都彻底地被击碎了。

“文革”之后，曹禺的才华成了化石，只能凝固在那里供人景仰。而曹禺自己，留着黄永玉写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信里的文字，直白得近乎不留情面：“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为势位所误!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也不透彻……”

为什么留着这封信?曹禺自己没有说过原因，或许心里太多的无奈与遗憾尽在其中了吧。他不是一个决绝的人，因此不会如老舍那般自沉湖底，他熬过了10年浩劫，安静地走完了一生，未能留下一部新的力作，一个以写悲剧奠定了大师地位的剧作家终没有逃脱他自身的悲剧。

周恩来亲笔提字的墓主

在万安公墓里，由周恩来亲笔题字的墓碑，墓主是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妻子任锐。任锐就是有着“红色公主”之称的孙维世的母亲。

任锐的父亲为晚清举人，后为了革命事业加入同盟会，国民党，一生都在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出生于这样的家庭，这个二女儿亦继承了父亲的志愿，走上了革命道路。他的夫君孙炳文——周恩来的早期战友，“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在上海英勇就义，留给她5个尚处幼年的子女在白色恐怖中艰难求存。

抗战全面爆发后，任锐让大儿子带着妹妹孙维世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直接加入革命队伍。孙维世因年龄太小被拒绝了，站在办事处门外哭得正伤心时，周恩来恰巧外出归来，一问竟是烈士故人之女，于是，孙维世不但被留下了，而且从此多了一个爸爸和一个妈妈——周恩来和邓颖超。后来，任锐、孙维世母女都到了延安，并且一同在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亲母女成了同班同学，一时被传为佳话，任锐也因此被称作“妈妈同志”。

虽然先夫已为革命捐躯，但“妈妈同志”依然对小儿子孙名世的参军志愿表示鼓励，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她的幼子亦光荣牺牲。一个家庭，前仆后继地倒下了两个人。

1949年，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快要到来，但“妈妈同志”却在天津病逝了，未能看到新中国升起的那面红旗。此时，女儿孙维世已经从苏联学习戏剧归来，她为母亲在万安公墓置办了这块墓地，并请干爸爸周恩来题字。

故事如果这么顺利地进行下去，任锐尚健在的子女们有一天也老去的话，大可以在万安公墓寻一处地方，和妈妈永远呆在一起。然而，“妈妈同志”并未等到孩子们的到来，因为，“文革”来了。

“妈妈同志”的大儿子孙泱，时任人民大学副校长，1967年，江青、陈伯达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两人透出话来，人大副校长孙泱是苏修、是特务。没几天，孙泱惨死在人大一个地下室里。

她的女儿孙维世，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戏剧学院系统地学习了戏剧的声学、表演理论，回国之后不仅翻译、导演了一大批当时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著名话剧，充满才情的“红色公主”，却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处在一个多么凶险的舞台：曾经对她被林彪追求过深为不快的叶群、曾经对她担任过毛泽东访苏翻译颇怀猜忌的江青，终于等到了整她的机会。1968年，孙维世遍体鳞伤，惨死狱中，而且很快便被火化，尸骨无存。她的干爸爸周恩来，虽然身为总理，不仅爱莫能助，连其遗体也未能保存。而她的丈夫——著名演员金山，1975年出狱时才知道自己的妻子已经不在人世。

最终，万安公墓，“妈妈同志”任锐一个人呆在那里。她孤单的身影背后，是一个家族随着时代上演的跌宕起伏的剧情……

(摘自《中国国家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