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度时艰下的行政伦理

金融海啸之后,共度时艰便成了一个流行词,常在一些政府官员的嘴边唠叨,也是媒体惯用的口号。至于如何共度时艰,却少有耳闻。此前,香港特首曾荫权和33名政治任命官员宣布,从7月1日起减薪5.38%,算是给共度时艰作了一个注释。原来共度时艰不仅是每一个民众需要面对的,更应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

特区政府的此番行动,在香港市民中并未收获什么掌声,反而不买账的居多。有人指责特区政府行动太慢,新加坡去年11月就公布了政府官员2009年减薪方案,幅度达11%至19%,职位越高减幅越大。韩国也早冻结了公务员2009年工资和所有补贴;有人认为减幅太小,2003年非典董建华团队减薪一成,这次减幅难显政府诚意,每年500万元的减薪,相对年度政府预算开支3016亿元,只是毛毛雨;也有人认为特首此举,不过是为了给即将冻薪的中低阶公务员一个交代;《明报》更是发表社评认为,此举因未启用香港已有的薪金机制,人治色彩太浓,有削弱香港制度优势的嫌疑。

可见在香港市民意识中,公务员的责任原本就要超过我们常说的公民责任,公务员对公共责任的担当理应走在民众前面。公务员的职责是服务社会与民众,当民众受危机影响,面临裁员、减薪等多重压力时,公务员减少薪酬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特区官员的这个举动倒让内地民众对共度时艰多了一层理解。

今年以来,内地财政收入也在持续下降,却很少听到地方政府与民共度时艰的具体举措。相反,据《南方周末》6月18日披露,宝马和奔驰轿车入围2009-2010年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名单,该采购中心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宝马和奔驰都是经过正常招投标和谈判程序才成为政府采购的协议供货商,现在引起这样的争论,我们感到非常意外。”此消息一经报道,引来了民众一边倒的质疑。政府采购的标准制定、价值取向和监督机制,成为人们质疑的主要热点。

统计显示,2008年政府采购公车金额即达800亿元。由于公务车标准10多年未变,随着车价下调,公车已愈显豪华。在经济危机阴影远未消退之时,很多人把“宝马门”看作政府的一个黑色幽默行为。果然《扬子晚报》6月9日报道,南京—家宝马经销商已接到7宗政府订单。另据《中国经济时报》6月18日报道,北京奔驰也接到不少政府订单。共度时艰的口号,与政府采购行为的急切相比,倒是颇具讽刺意味。

民众并不眼红官员多坐两款好车,质疑的深层原因,还是对政府自我监管能力和公共资源分配机制的不信任。政府采购法颁布多年,至今仍未出台操作细则。预算控制也好,公众监督也罢,均流于形式。连公务车这样一个简单改革,空喊多年却无实质进展,可以想见那些触及多重利益集团的改革,推进起来会怎样的遥遥无期。所以只要此类政府行为曝光,民众质疑已成习惯。宝马不过是一只替罪羊,发泄的是民众对政府公款浪费的不满。

内地民众不敢对公务员有减薪这样的高要求,但期望政府至少能有明确举措,来遏制—下公车泛滥、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政府浪费行为。让共度时艰不仅是—句口号,也能真正转化成政府在当下起主导作用的行政伦理。

共度时艰下的行政伦理,首先就要让行政信息尽可能地透明化,让民众对政府行为有充分了解。这样当政府机构或官员,为了组织或个人利益损害了公共利益时,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与控制。行政更为看重效率,公务员往往会以政府效率的名义,侵害公民权利或正义等一些更为重要的公共价值。高档公务车采购,无疑就是一个明显例证。公务员所属的机构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总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公务员对机构负责,还是对公共利益负责,会成为每个公务员面对的道德困境。如果民众与政府的行政信息对称了,这样的困境处理起来无疑要简单得多。

经济危机也是一场更为深远与广大的公共危机,面对危机的行政举措和效率都会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具体说来,能否让公共利益成为行政伦理的出发点,是政府公信力的基础。这也是新加坡、香港等地官员自动减薪的重要原因。经济危机不仅会让民众的财产受损,还会暴露出更多的民主或民生问题。如果在此过程中,漠视了民众的心理感受,打压他们对参与权或监督权的要求,忽略了行政伦理的底线,政府的公信力就会迅速下降,官民冲突也可能激烈起来,任何—个导火索都会使社会出现失序的可能。

所以,共度时艰在今天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应成为公务员最重要的行政伦理准则,也成为处理一切行政事务的标准。政府只有率先有了共度时艰的行动,才能显示对社会的承担,有效安抚社会积怨,增强政府对民众的凝聚力。共度时艰,就是要形成政府与民众合作管理社会危机的格局,这才是真正务实和高明的举措。

(来源:凤凰周刊周兼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