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会馆建设及其市场化因素

宋　伦　李　刚

摘要：通过分析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河南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于推动明清河南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中西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明清；河南；山陕会馆；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K248.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09)05-0034-07

明清之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及其会馆建设，是河南经济史上的突出现象。它对于推动河南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转变思想观念和实行区域文化交流都起了重要作用，也反映了那一历史时期河南人的开放意识。对于这一问题仅有陈连营和张正明同志撰文有所论及，但尚未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研究这一历史现象对于探讨明清之际区域经济的发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实行内地市场的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文化交流均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明清之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活动及其会馆建设概况

明清之际河南是山陕商人从事商贸活动和投资的主要市场。这是因为：

第一，豫、陕、晋三省地理毗连，在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明清之际由于人口急剧增长所产生的需求拉动，使各地各具特色的经济均有所发展。豫、陕、晋三省地理毗连，他们的特色经济使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山西所产的潞丝、铁器、煤炭主要销往河南，陕西所产的木材、药材、水烟、皮货也顺渭河而下贩运河南。而河南作为中原的产粮大省，其粮食大量地接济山西和陕西。在明清时代河南由于广产粮食，人们将余粮转化为酒曲而大量贩运到陕西和山西，据《尹少宰奏议》(卷二)所载：河南“每年二麦登场后，富商巨贾在水陆码头、有名集镇广收麦石，开坊踩曲……耗麦数千万石。”河南巡抚胡宝泉报告说：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仅十个月河南运往山西和陕西的粮食就有“二百三十一万六千万石以上。

第二，在丹江水运没有兴起以前，河南是山陕商人经营中西部贸易的必经之地。自从明代洪武年间在山西和陕西实行“食盐开中”、“盐布开中”、“茶马交易”以来，山陕商人主要从事江南和塞北之间的盐、布和茶叶贸易。在清代乾隆年间沿汉江而上的丹江水运由于巨石阻隔，没有被开发之前，山陕商人赴江南贸易主要经河南到临清，然后利用运河水道，贩运江南布匹和茶叶到西部。那时的山陕商人从江南贩运棉布茶叶经大运河到临清，然后入黄河水运到开封的王家楼、孙家湾起车，再用骡马经郑州、洛阳、陕州的东官道驮运到陕西。徽商黄汴所写的《天下一统路程图记》记载：“陕西河南两省，大同、宁夏等边，苏杭客货，皆由南北两河而上至汴城王家楼或孙家湾起车至陕西。”因此，山陕商人在途经河南的过程中，便将他们的足迹踏遍了中原各地。

第三，明清之际河南是人口大省，其民不善贸易，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河南居天下之中，人口众多，地理位置优越，是商业活动的理想场所。如乾隆《汲县志“食货”》(卷六)所言：“其民货殖者多列市居货以待贸易，鲜出外行商”；光绪《嵩县志“风俗”》(卷九)中记载：“邑人率务农力穑，无远服贾者”；民国《灵宝县志“人民”》(卷二)载：士民“若令其营商作宦，则群视为畏途，盖有视离乡为莫大之苦，视宦商如登天之难，是以中人之家有三五十辈足迹不出境外。”光绪《扶沟县志“风俗”》(卷二)中说：在扶沟县也是民“安土重迁，多老死不出境外者”。这便给山陕商人提供了及其有利的经营市场和投资空间，使他们以河南作为自己经营的主要区域和市场，乾隆《唐河县志“风俗”》(卷一)中有“盖以秦晋之氓聚居贸易，乘乡民缓急称贷而垄断取盈”的记载。因此，河南各地市场正如光绪《南阳县志》(卷二)中描述的那样：“水陆之冲，商贾辐辏，而山陕之人为多”，使山陕商帮在河南客帮中占显著的优势。

第四，进入清代后河南农村棉纺织业的兴起，使河南成为山陕布商经营的主要场所。在明代由于北方棉纺织业在技术上无法解决气候干燥、断头颇多的困难，棉纺织品的生产主要在江南，呈现出“北棉南运，南布北来”的商品流向。进入清代后，北方河南和湖北诸省发明了“挖掘地窖，以利纺织”的新技术，使棉纺织在河南和湖北农村迅速兴起。山陕商人为了节省运输费用和成本开始放弃江南市场，而转向主力投资河南和湖北市场。正如方行先生所分析的那样：“乾隆间，河南、湖北地区棉布生产发展，陕甘商人转向这一地区买布，而减少向江南进货，为的是节省运输费用。”山陕商人将节省运费的资金主要投向河南、湖北，以扶植当地棉纺织业的发展。他们在河南和湖北提倡织布时颇费苦心，“将土布尺寸长短宽窄及每匹重量拟一标准，在各乡张贴广告，俾众周知，以便照样纺作，久之一般贫民能照样织布，并努力求精，因是出品良好，销路渐广，乃能维持至今而不改。”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河南成为明清山陕商人从事经贸活动的主要区域和投资的主要市场，山陕商人的足迹遍布了豫中、豫南和豫北的各个角落，在明清之际的中原大地上刮起过一场商品经济的“西北风”。《睢阳县志“风俗”》(卷十)载：在河南睢阳“布帛盐差诸利，率皆秦晋徽苏之侨寓兹邑者，辐辏于市”；《涉县志“疆域”》(卷一)载：在涉县“西人善贾……苏杭关东之货无所不至”；光绪《孟县县志“物产”》(卷四)载：在孟县，由于所产的孟布很驰名，“陕甘以至边墙一带，远商云集，每日城镇市集收布特多，车马辐辏，廛市填咽”；嘉庆《孟津县志》(卷四)载：在孟津，“秦陇巨商中岁作贩”。在南阳“西安和西北几省以及四川地方的客商有的长期在南阳、镇平、唐河县扎庄大量收购土棉布”。因此，乾隆《唐河县志》(卷一)载：唐河“秦晋之民，聚居贸易”；道光《舞阳县志“风土“》(卷六)载：舞阳“坐地贸易如花、布、煤、粮各行户……全系西商”；光绪《嵩县志“风俗”》(卷九)载：嵩县“商贾多山陕河北之民”；《许昌县志》(卷八)载：在豫中的许昌“秦晋京津各地之富商大贾，辇金而来，捆载而去”；在颖州“县境内大布庄亦有二三十家，以陕帮为最多”。

由于山陕商人在河南经贸活动的顺利展开，几乎掌握了河南商品贸易的主动权，道光《舞阳县志“风土”》(卷六)中记载：当地人民惊呼“银钱全被他们赚去了，土地全被他们买去了”。

明清的山陕商人为了联络乡谊，推广他们在河南的经贸事业，在流寓和经商的各地，又集资修建会馆。河南上蔡的“山陕会馆”是目前所知山陕商人在外地商埠修建的最早的联省会馆。

“上蔡山陕会馆位于上蔡县县城西南部，据1951年土地房产证第1352号‘登记单载，该会馆共有面积七亩七分八厘五毫。据考证，该会馆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因该会馆拜殿内东间，悬挂铁钟一口，重约300余斤，系明嘉靖丁亥六年(公元1527年)铸造，距今已有500年历史。建会馆的目的是维护上蔡的山陕商人的财富和利益，防止外人欺凌，

使死有所葬，生有所聚。”

河南伊川山陕会馆也是山陕商人在河南建造的较早的联省会馆，“伊川在洛阳南，明万历年间，山陕商人就聚集此地，在白元镇修建了山陕会馆(俗称山陕庙)并在馆内修建了戏楼。”从那时起到清末民初的500余年间，山陕商人在河南建造会馆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息过，河南成为山陕商人建造会馆最密集的地区，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那时山陕商人在河南经贸活动的繁盛。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明清之际山陕商人在河南建造的会馆一共有36所，分布在中原大地通商大邑到穷乡僻壤的各个角落。其分布的具体情况如下：

二、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河南的活动及其会馆建设的作用

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对于推动河南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豫、晋、陕的区域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首先，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推动了河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优化了河南的农业资源配置，推进了明清河南市场化的历史进程。

河南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祥地，是人口大省，有素称发达的农业经济，但由于自然经济的结构坚固，人们长期被禁锢在狭小的生产眼界里，不谙商贸之事。民国《灵宝县志“人民”》(卷二)中记载：灵宝县“中人之家有三、五十辈不出村者”；光绪《扶沟县志“风俗”》(卷二)记载：扶沟县民也是“安土重迁，多老死不出境外者”，是山陕商人在河南的商贸活动才把农民的产品变成了商品，正如同治《滑县县志“风俗”》(卷五)所记载的那样，商贸之事“多系客民负贩”，嘉庆《密县志“风俗”》(卷十一)也说“操奇赢网市利者，皆外来之人”。

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又优化了河南的农业资源配置，促进了河南产业结构的调整。明代河南豫北一带棉纺织业的发展，孟布、颖布、津布行销全国，与山陕商人的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山陕商人为了减少到江南贩布的运费，下气力在河南培植了农村棉纺织技术的普及，他们所到之处与官府一道，提倡和推动农村棉纺织业的发展，乾隆《孟县县志“物产”》(卷四)载：“经官为标发杆杖，如式织就，布面大书‘官机白布，登市交易，并无欺感，以故孟布驰名”，并使河南的土布生产与山陕商人的活动形成互相依存，荣辱与共的关系，河南孟县“倚以为命，惟在女红，往者秦晋一荒，孟民亡逃，盖白布不行之所致也。”嘉庆《孟津县志》(卷四)中载：孟津植棉极广，“无不织之家，秦陇巨商终岁坐贩，邑中贫民资以为生”；开封府延津的土布生产农家更对陕西布商翘首盼望，康熙《延津县志》(卷九)中说：“延地宜种棉花，地利颇厚，……因连年棉花不实，西客绝迹，今岁不知棉花颇丰，尚尤未至，或新年后必有客至，穷民稍可舒眉也。”清代河南踩曲业的兴起也有山陕商人的一份功劳，他们或者从河南直接购进麦曲外运，或者携厚资购进二麦，开坊踩曲，然后向各地贩卖。同时，明清河南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同山陕客商的活动有关。乾隆《裕州志“风俗”》(卷一)就有这样的记载：“迩来生齿渐繁，土著少而附籍者众，百谷异种，各树其土之所殖，而物产亦为之小变。”

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活动所推动的河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又有力推动了明清河南市场化因素的增长。这表现在：

一是促进明清河南市镇经济的兴起。河南明清以来，许多著名市镇的兴起与山陕客商的活动有直接联系。成化《内乡县志》(卷二)载：内乡西峡口“原不开集，半川因陕西等处往来买卖贩籴的众多商家，深感艰于贸易，在居民李谦吾等陈告下，于成化甲辰每月二七日开集”；河南舞阳县北的北舞渡镇，据山陕会馆《重修钟鼓楼碑》载：“南阳舞阳北之舞渡，为舞阳一大都会也。山陕之人，经商于南，云至而雨集”，使北舞渡镇成为“江南商货由此而吞吐中转”的著名市镇。光绪《南阳县志》(卷二)载：河南南阳的社旗镇“由于地临汉水，北走汴洛，南船北马，总集百货，尤多秦晋盐商大贾”，使之成为“豫南巨镇”。河南邓州汲滩镇原为无名小村落，后来因为外地客商云集，仅各地客商在该地建筑的会馆就有15所，其中尤以陕山会馆最为壮丽，使汲滩镇成为百货云屯，客商辐辏的豫中著名市镇，有“小汉口”的美誉。

二是山陕会馆本身就是市场。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修建的山陕会馆，一般都祭拜关公，被称为关帝庙或山陕庙。人们在逛庙的时候常常会购买物品，因此会馆在设计的时候也都附有市场。道光《沁阳县志》(卷二)载：河南沁阳山陕会馆“祠内宽敞，两厢均有回廊，以为买卖摆物置棚之所。”河南周口山陕会馆，也称关帝庙，“在庙内许多地方，原来都开有商业店铺，人们在瞻拜关帝之余，顺便可以逛逛市场，买点东西。”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将馆墙四周搭建雨棚，招商开店营业，使会馆成为当地商业活动的中心，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着这种格局。

三是山陕会馆成为定期的集市市场。由于河南的山陕会馆多祭拜关羽，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关羽诞辰或其他祭祀日，会馆与当地民众举办大型庙会活动，使会馆转化成为定期庙会集市。道光《沁阳县志》(卷二)载：河南沁阳山陕会馆“每年九月有大会，百货灿陈，商贾鳞集”，其县令倪进明写诗记叙当日的交易盛况是“千年广厦群回廊，百会喧陈大会场；自惜祠基传水府，于今庙貌壮西商；摊钱估客居成津，入市游人浆列行”。《阳原县志》(卷十八)载：河南阳原县山陕会馆“庙会……六月中旬举行，均以售百货为主”。而最有代表性的则是河南许昌八里桥关帝庙集市。该地最早设集市与半坡铺，不成，又迁到七里店，还不成，最终迁到八里桥关帝庙始成。许昌山陕会馆《移集呈稿碑》记载：“阖保邸有一集，有亏国课，适逢重修关帝庙宇，鸟革翼飞，金碧焕然，而河中客商之船亦接踵而至旧址在半坡铺，向属西路差役催管，因买卖不成，同治初年议请迁于七里店上，乃始，则生意颇好……数年以来，生意日渐淡薄，近则生意全无……久而废弛，于是阖保居咸欲将集移于八里桥上。夫沧桑变更自昔为然。”。这些有力地推动了河南明清以来市场化因素的增长。

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贩卖河南的粮食、布匹、酒曲到西部地区，又将西部的皮货、药材、水烟贩运到中部和江南，在从事中西部贸易通商的过程中加强了河南与西部的经济联系，山陕商人也从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明清陕西和山西的许多著名商业家族都是在河南做生意而发财致富。清代河南世俗小说《歧路灯》中记载：陕西关中客商阎相公最早在朱仙镇著名富户谭家做管家，积蓄了不少财富，后来回到陕西成为领东掌柜，发了大财。事实也是如此。陕西泾阳富户周梅村家、朝邑巴女井李家、渭南孝义镇赵家都是在河南做棉布和粮食生意发的大财。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陕西韩城王庄党家，党家从清代以来就在河南社旗镇做木材和粮食生意，他们家买了社旗镇“八大街”中的太平街一条街，还修建了社旗的山陕码头，社旗镇山陕会馆的会首党燕堂就是党家族人。党家在河南赚钱

是“日进斗金”，用这些钱在家乡修筑了由120个四合院所组成的著名的党家大院，其中有一院叫“分银院”，每天党家的族人用斗从分银院提银子。

其次，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对于促进中原人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加强区域文化交流也起了推动作用。河南作为中部大省，自然经济的根基比较浓厚，人们一般不愿意背井离乡，从事商贸活动。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商贸经营活动，为中原人民带去了商品经济的新风，正如《舞阳县志》所说的那样，银钱都被他们赚去了，土地都被他们买去了，使中原人民看到发展商品经济的致富作用，遂逐渐仿效，走上从事商品经济的道路。正如《歧路灯》中主人翁之一的盛希侨所说的那样：“省城里的生意，都为山、陕、江、浙所开，他们背井离乡，还不是为着金钱上的紧要。”于是从山陕庙的山陕社里贷款一千两银子，开始合伙和别人做生意。道光《涉县县志“风俗”》(卷二)载：河南涉县人民不善商贸，后来在山陕商人的刺激和带动下，“涉民逐渐仿效，从事小商贸易”；《舞阳县志》载：舞阳在山陕商人的刺激下，“坐地贸易如花、布、煤、粮各行户，尚有本境人充当”，也走上经商贸易的道路。

同时，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建造会馆的活动，一方面是为了夸耀他们的财富；另一方面也有在客地张扬本土文化的意义。河南山陕会馆的建造基本上是按照山陕民居四合院的风貌夸张而成。一般都由牌楼、山门、钟鼓楼、戏台、正殿、偏殿和春秋楼组成，连正殿的瓦都是绿色的，因为关公是山西人，喜欢穿绿袍，这些瓦都是从山西盛产琉璃瓦的安邑县搬运而来。河南社旗山陕会馆“悬鉴楼”上的黄绿相间琉璃“方心”，就是仿照陕西岐山建于隋唐年间的“周公庙”的菱形方心建造而成，寓意做生意“既和且平”，做人堂堂正正的秦文化价值取向。据该会馆《重兴山陕会馆碑记》中记载：修建该会馆就是为了“毅然蔚起，数十里外就望见之诚，社镇之巨观也”。带有明显的张扬本土文化的作用。而且河南各地的山陕会馆在建筑风貌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会馆门前有一对铁旗杆，因而山陕会馆在河南也被通常称为“铁旗杆庙”。如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门前有一对铁旗杆，重5万余斤；河南唐河源潭镇陕西会馆门前的一对铁旗杆，高17.5米；河南潢川陕西会馆门前有铁旗杆一对，故该会馆被称为“三义观铁旗杆会馆”。这是因为明清时期陕西秦巴山区的冶铁业在全国长期独树一帜，而陕西渭南、朝邑又聚集了大量铸造铁器的能工巧匠，他们基本上都是祖孙几代人业务相传。山陕会馆门前的铁旗杆充分展现了陕西作为全国冶铁中心的优越地位和精湛的铁器铸造技艺，特别是铁旗杆上的钱形方斗向世人昭示了山陕商人追求赚钱发财的价值取向和钢铁意志。这在重农轻末的封建社会，是大胆的举动。

河南山陕会馆一般都举办“会馆戏”。关公诞辰要演戏，过年过节要演戏，商店、钱铺赚钱要演戏，会馆成员违规要演戏，使山陕庙戏成为明清河南社区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河南山陕会馆的戏楼高大在全国是罕见的。一般神庙戏楼，台面宽度多在8米左右，惟独河南山陕会馆戏楼很多超过10米。洛阳潞泽会馆戏楼高17米，台宽16.4米。河南社旗山陕会馆的戏楼高30米，宽17米，这样大规模的戏楼，可谓除北京皇宫颐和园戏楼之外，莫能比拟。而演的戏大多是富有浓郁山陕家乡风貌的“秦腔”、“山西梆子”。民国《阳原县志》(卷十八)载：阳原县山陕会馆庙会“所演之腔，乃山西北路梆子，与蒲陕大调大同小异，偶演秦腔，声悲音锐”。促使了秦腔和晋戏在河南的流传，并在与豫剧的交流中互相辉映，这些都加强了明清之际的区域文化交流，使中华文化在这种相互交融中而源远流长。

综上所述，明清之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与修建会馆，与当时河南民众的开放意识有关。他们欢迎山陕商人到河南经商和投资，正如乾隆《偃师县志“风俗”》(卷五)中所说：偃师县的商贸“仰给于他境商贾贩运以济”；林县地方官和士商多次专门到山西和陕西请山陕药商到河南传授药材种植技术，这无疑对那一时期山陕商人在河南的经商活动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同时，山陕商人能够抓住政策和商贸机遇，锐意进取，对于推动河南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豫、晋、陕的区域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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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