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建设与社会资本培育

摘要：社会资本是指社会当中人们的信任、合作、互惠以及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精神等。社会资本储量丰富，才可能达成合作型博弈均衡，在此基础上形成自然的、持久的和谐社会。社会资本的培育和积累与社会政治文明的建设关系密切。政治是否文明直接关涉到人们的社会正义信念。政通才能人和，有正义才会有信任。政治文明建设可以为社会提供基本的秩序、实施教育、促进经济的繁荣、建立和有效执行正式制度维护社会正义、为社会自治提供空间、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引进社会资本增量等，通过上述途径促进社会资本的增加。必须将社会资本的培育放在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位置。

关键词：政治文明；社会资本；社会和谐；博弈均衡

中图分类号：D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09)054)154-07

社会资本理论经过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科尔曼(James Coleman)、帕特南(Robert Pourtan)等著名学者提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很多学者运用该理论来解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政治民主与稳定、社会治理、企业成长等问题，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包括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等著名学者承认，社会资本理论对广泛的社会可题具有解释力，社会资本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政府治理、企业竞争力乃至个人生活幸福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该理论存在的重要难题之一就是：如果社会资本很重要，那么，如何增加社会资本?或者，如果社会资本很重要，我们能不能主动的做些什么，去培育和增加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储量?本文就集中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社会资本的含义、特征与作用

什么是社会资本?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借助于所占有的持续性社会关系网而把握的社会资源或财富。”是一种个人的关系资源，表示“精英团体利用他们的社会联系来再生产他们的特权。”科尔曼认为，“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即社会资本。他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帕特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他认为，开放的、水平型网络结构能够促进普遍信任和互惠的形成与扩展，因而是全社会的重要资本。可见，社会资本的概念经过了从个人资源到社会公共资源的演变，从批判性概念到建设性概念的演变。今天，除了经济学、社会学中有人是在个人资源的意义上使用该概念外，政治学学科的大多数学者都是在帕特南所做的界定上使用该概念的，本文同样采用帕特南的概念。

社会资本的核心就是社会信任。这种信任当然不是亲人、熟人之间的特殊信任，这种信任哪个社会都有。社会资本主要是没有特殊关系的人们之间的信任。信任程度高，就能降低交易成本、减少监管费用、提高社会运行的效率。帕特南认为，孕育社会资本的环境是各种自治的、水平型的社会网络。在这种社会网络中，人们学会了怎样通过与他人合作处理共同面对的问题。网络当中的规范要比法律制度等更有监督力。因为破坏规范的投机行为会受到所有成员的监督和反对。当人们在自主结合而成的平等的社会网络中学会了通过参与、合作、互惠等方式处理问题的能力后，就会将这种方式应用到国家层面，从根本上提高制度的绩效。这其实与托克维尔(Alexis Tocquerille)的观点是一样的，只不过帕特南利用了交易成本、博弈论、新制度主义等新的理论来解释他的观点，强调了信任、合作、互惠、参与、正当规则等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总之，社会资本可以认为是蕴藏在社会信任和社会团结中的一种精神资源，如果开发出来，将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社会资本的特点有：第一，作为一种资本，它不像资金、机器等物质资本那样具有实物形态，而主要是一种精神资源、道德资源；第二，它也不像知识、信息、专利技术等人力资本那样依赖其拥有者自身长期的教育和钻研来获取，相反，社会资本是特定交往方式的产物，拥有了社会资本就可以节省投资、帮助人们“搞定事情”；第三，其他的资本，其主体往往是个人或某个社会组织，而社会资本的拥有者却是团体乃至全社会，受益人是多方面的；第四，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品，有产出，但也需要人们投入，需要付出时间、精力甚至资金；第五，如果说其他的资本其主要作用都在经济利益上，都是为了直接的收益而进行投入，社会资本的作用则主要是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降低交易成本，便于其他生产交换活动更顺利的进行，因而其收益是间接的；第六，除上述特征以外，社会资本的最大特点就是“自我增强的特性”，即一个社会一旦形成高度信任、合作处理公共问题的游戏规则，就会在此基础上达成一种博弈均衡，使投机成为非理性的选择。因此，社会资本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社会资本的丰裕，无论是对企业、对政府、对个人，还是对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和谐、个人幸福感都有重要的作用。就企业来说，家族企业的繁荣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内部的信任程度高节省了交易费用。对政府来说，社会资本储量丰富，社会自治和自我协调的能力就强、投机行为就少，政府就可以不必对社会进行全面监管，政府的公信力、有效性就高。对个人来说，讲信用、不投机、与他人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就可以很容易获得别人的帮助，不用投入而实现自己的目的。在社会的各领域，社会资本同样重要。对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来说，有了信任，交易成本下降，上千万的大项目可以一个电话就搞定，企业不用担心对方违约，大量的资金和精力可以用于投入而不是监督。对政治发展来说，包括密尔(John Stuart Mill)、托克维尔等人都反复强调公民美德对民主政治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而丰富的社会资本储量会形成一种有利的社会环境，培养人们讲求诚信、遵守规则、公平交易、关注和参与公共事务、划分公域和私域的界限、尊重个人自由等一系列优良的公民精神。对社会和谐来说，我们认为社会和谐其实就是形成一种合作型的博弈均衡，使博弈的各方实现双赢或多赢。它不是要取消人们之间的竞争，而是通过建立起公正的游戏规则，减少各种投机、搭便车、短期行为等集体行动的困境，使人们的利益要求协调起来，实现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而丰富的社会资本储量正是建立公正的游戏规则、形成合作型博弈均衡的肥沃土壤。对个人生活来说，生活在有更多信任、更多公正的社会中才能有更多的幸福感。总之，“人与人的日常交往、普通的行为规范以及朋友同事等社会非正式群体这些看似无关宏旨的小事对于经济发展、政治文明、社会进步以及人们的幸福等这些宏大命题具有重要意义。”

二、政治文明建设对社会资本培育或转型的意义

社会资本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有的社会社会资本多而有的社会社会资本少?如何增加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在研究社会资本最著名的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罗伯特·帕特南追溯了意大

利的历史，指出：“11世纪，在(意大利)北部，复兴帝国权力的企图归于失败，地方独立自治的原则几乎大获全胜。正是在这一地区，独特的意大利中世纪社会得到了最充分的自由发展。因此，我们不妨把这一地区称之为公共的意大利。”从那时起，意大利北部就开始走上了一条合作自治的发展道路，形成各种水平型的社会网络。以后，公共行政管理专业化、教会权威降低、商业贸易不断扩大、出现信用制度，社会资本呈现出自我增强、不断积累的发展趋势，虽经战争、瘟疫的打击而始终绵延不绝。而南方则走上了一条专制的道路，虽然也曾经繁荣、强大，但在专制国家衰亡后，等级制形成了依附、投机、猜疑、自顾自等游戏规则。两者都形成了一种均衡，但结果却大相径庭：北方欣欣向荣、生活幸福，南方发展缓慢、人人受罪!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社会能否形成社会资本，在社会发展的临界点上作出什么选择至关重要!如同科学哲学所讲的混沌状态，在那种状况下事物会发展成什么样谁也无法预料，但一旦选择某种方式走出混沌状态，则决定了该事物以后发展的方向!

然而，临界点上没有选择合作解的民族、社会和国家，并不意味着社会资本就荡然无存，并且永远难以培育!正如人们对各种文明进行研究所发现的，其实自由、平等、关注公共事务等这些美好的价值在每个民族都存在，只是对他们的理解、表现形式、量的多少等有所差别!社会资本也毕竟不完全是历史临界点上偶然选择、然后自我增强、直线发展的结果，它与社会环境、生产方式、历史遭遇、特定的宗教信仰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如同帕特南所讲的，极富社会资本的“轮流信用组织”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所以，任何一个社会都有社会资本，只是在有的社会，它幸运地发展起来成为社会普遍的游戏规则并主导了正式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而在有的社会却因为各种原因蜷缩在社会的某个角落，等待着人们去发掘!而且，正像帕特南所说：“大多数社会资本形式，如信任，都是道德资源。”既然是道德资源，那么，可以肯定，各民族都会有某种存量的社会资本，只是形式会有所不同。

这里，笔者不想对东西方社会的社会资本形态进行详细比较，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笔者拟用一篇专文来探讨它。这里只想说明，除了学术界普遍认为的西方是普遍主义信任、中国是特殊主义信任，西方是公民参与型网络、中国是血缘家族型网络等区别之外，笔者还想指出：由于中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我们这个民族形成了超强的凝聚力、对民族身份的高度认同和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等民族情感以及勤劳善良、宽容大度、克制忍让、大局意识、牺牲精神等传统美德。所有这些毫无疑问都是我们这个民族重要的社会资本，它们有助于形成团结友爱、信任合作、互谅互让等行为规范，有助于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提高制度的绩效。但是，这样的社会资本过分强调了道德的因素，它在带来积极效果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有其不足之处：一是由于对人的道德要求太高，往往难以对普通人的日常行为发挥制约作用，相反普通人的行为却伴随着大量投机钻营、以邻为壑的观念和做法，总体来说，中国社会几千年以来基本上一直是一个依靠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97)式“第三方监督”实现博弈均衡的国家。二是这样的社会资本过分强调道德自觉、忽视了通过正当规则调节人的逐利活动；强调集体优先、漠视个人的权利；强调个人的道德义务，却没有提供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这样的社会资本在民族经历巨大困难的时候，有助于团结起来、共克时艰——所以形成了中华民族超强的生命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但却难以在经常性的行政管理当中提高制度绩效、在日常活动中降低交易成本。在现代市场社会、法治社会、民主社会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培育的应该还是以信任、合作、公共精神、公民参与网络为内容的社会资本。

如何培育和增加普遍信任、公民参与网络型的社会资本呢?就有利于这种社会资本培育和增加的条件来说，大致有以下几条：秩序有基本保证，社会比较安宁；经济繁荣；公民教育的开展和人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具有自治的空间；公平、正义、有效的政府等等。只有在这些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社会资本才有发育的良好环境。而审视这些条件，可以发现，他们与政治文明的建设关系密切。如果社会政治系统不能维护正义、对投机者进行惩罚，人们不可能冒险信任他人；如果政治系统不能有效维护基本的秩序、安全、促进繁荣，社会资本就难有生长发育的土壤；如果政治系统不愿进行真正的公民教育，社会资本的培育就没有启动装置。政通才能人和，公正才有信任，“有效政府的存在是社会信任绝对需要的”，政治文明建设是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条件，也是社会和谐的关键步骤!

具体来说，政治文明建设通过以下途径对社会资本的培育产生影响：

1.建立和有效执行正式制度，维护社会正义。社会资本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是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从根本上说，它的形成和积累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能够理性建构起来的。但社会资本作为非正式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当中积极的、正面的部分，从来都离不开正式制度的维护和导引。首先，正式制度必须对违约者进行有效的惩罚。社会资本尽管可以内化到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当中成为一种不假思索就会遵照办理的游戏规则，但是，它毕竟没有强制力。对于那些根本不把道德和规则放在眼里、肆意妄为的人，社会软约束毫无作用。正式制度必须对此加以惩罚，为人们敢于信任他人创造条件。“制度一旦被实施，则其内部的机构和权力就会产生一种效果，这就是即使一个于我极为不利的人也不能伤害于我。”没有正式制度对个人自由、安全和财产的保护、对违约者予以惩罚，让社会树立起对正义会得到维护的信念，信任与合作行为就不可能展开。其次，在现代大型社会，多元化、流动性异常突出；机构和规则林立，规范着社会生活；与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这些都使依赖于社区、熟人团体的社会资本式微，制度信任成为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这就需要政治系统必须实行严格的法治，一视同仁地对待它的公民，有效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如果制度在实现讲真话、守约、公平、团结方面创造出‘无瑕疵的记录，那么信任就会增加。”第三，优良的正式制度还可以为公民提供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培养人们将自身利益与整体利益相联系、将物质追求与美好价值追求相联系的习惯，以及不因整体而泯灭自我、因理想而放弃现实利益诉求的理性精神。所以，能够提供参与公共事务机会的制度也是提升人的境界、促进入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恰如密尔所说：“没有这种培养公共精神的学校(指参与公共事务)，几乎就不会感到，不处在显赫社会地位的普通人，除了遵守法律和服从政府以外，还对社会负有义务，不会有和公众同一化的无私的感情。”第四，正式制度还要注意防范社会资本的异化，即防止公民参与网络演化成分的利益集团。这关键是要促进自由竞争、防止地方主义和垄

断、维护法律的统一性等等。总之，政通才能人和。正式制度是社会正义的集中体现，具有权威性，是人们对社会的公平正义信念之所系。建立和有效执行公平正义的制度，对社会资本的培育和社会和谐的实现有重要意义。

2.政治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秩序。社会安宁是人与人信任、合作的前提。没有基本的秩序，社会就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在那种状态下，人人追求自保，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规律就会起作用，结果是形成和兴起黑手党性质的恶性社会资本。而有了秩序，“就能使我们为自身福利倾注精力，并使我们在同他人交往时期望免受伤害。”当然，政治系统维护基本的秩序不是要对社会实施全面监控，不是完全控制社会成员的行为和思想，而是创造条件促进社会自我治理。在社会自治的实践当中，才能养成公民参与、信任、合作的习惯。这种既维护秩序、又不代替社会自身调节机制的政治，就是政治文明的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在自治传统悠久、自治能力较强的社会，政治维护基本秩序的任务相对轻一些。因为社会自治的各种机制保障社会秩序的功能比较明显。或者说在这些社会，人们对社会冲突有较强的承受能力。而在政治系统的力量较大、自治能力较弱、对社会冲突的承受力较低的社会，政治系统维护社会秩序的任务就很重了。对这些社会来说，一方面不能轻易地把政治系统应承担的维护秩序的任务转移给社会，因为社会自治机制不完善、作用有限；另一方面，又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改变以前惟恐发生混乱、始终对社会保持高压的心理和做法，逐渐放松管制，这正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难题。

3.推动经济的繁荣。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可以穿透历史，在经济困难、灾难战争打击下会依然顽强存在。然而，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信任、合作、参与公共事务在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的条件下更容易出现。因为“普遍信任既是经济安全的原因又是经济安全的结果。”经济繁荣带来对未来的乐观，而“当人们认为事情趋向好转而且他们能控制他们的环境时，他们可能采取合作的态度。当未来看起来一片光明时，你能够冒信任别人的风险。如果你是错误的，你将受到损失，但你能承受得起。”“而那些缺乏资源的人不能提供信任，因为错误的信任被担心具有灾难性后果，而他们不能通过其他手段来保护自己。所以，他们只能以高度节省信任的和低效率的方式来使用他们实际拥有的极为有限的资源——结果是他们贫穷的永久化。”所以，繁荣会使人们对他人有更多的信任与合作。而参与公共事务更是需要闲暇、精力和一种积极的政治效能感，这些都需要经济的繁荣以带来更多资源、自信与乐观。总之，经济状况决定了个人的人际态度和处理与他人关系的方式方法。而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对政治文明的需要是无需我们多言的。

4.政治权力要组织和实施教育。“在产生社会资本方面，政府可能拥有最强能力的领域也许是教育。教育体系不仅提供人力资本，并且还以社会规则和规范的方式传输社会资本。”首先，教育对一个人的价值观、行为方式有重要影响，是社会化的重要途径。社会资本的形式如信任、合作等历来都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几乎所有国家的教育都会教导学生讲信用、诚实、报恩、认同所在的社区和国家、承担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而不要去做背信、猜疑、投机等行为。教育也提供了人们与陌生人接触、合作的最初机遇，在学校的各种集体活动中，学生了解了与人交往的规则、规范。而学者们的研究证明，像体育团体、某种业余爱好者的协会组织等，这些团体对培养人们信任、合作的行为方式非常重要。其次，受教育水平高的人也常常是经济更有保障、更加自信和理性、更有后物质追求的人，因而更有资本、闲暇、精力参与公共事务，更能承担得起错误给予他人信任导致的损失，更愿意追求生活质量、关注自身权利和长远利益、关注抽象价值。因此，教育对培育和增加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然，并非所有的教育都必然带给人们信任、合作、公民精神等社会资本，有的教育可能是以维护等级制为主要目的、以权威崇拜、盲从、依附为主导取向，尽管不可避免地也会加入社会资本的内容，但目的却是要把人们引导到为专制统治服务的道路上去，其指向是造就无所作为、胆小怯懦、忠实驯服的顺民。真正有利于培育社会资本的教育应该是公民教育，培养人们的理性精神、平等意识、尊重和追求自身权利的勇气、学会与他人妥协、规则意识等等。以这样的理念组织社会教育事业，与政治文明的发展无疑有密切关系。它要求政治系统必须与时俱进、开放包容、容忍批评，必须建立和执行良好的法制。达不到这种要求的政治系统必然不愿意(事实上也做不到)对人们进行真正的公民教育。

5.政治文明建设为社会自治提供空间。社会资本最容易发展起来的地方是各种社会自治的领域。托克维尔认为，自由结社、地方自治对于保障人们的自由至关重要。他说，一个国家固然可以建立起自由政府，但没有地方自治制度，则不可能有自由的灵魂。又说，“人们把自己的力量同自己的同志联合起来共同活动的自由，是仅次于自己活动自由的最自然的自由。因此，我认为结社权在性质上几乎与个人自由一样是不能转让的。一个立法者要想破坏结社权，他就得损害社会本身。”一方面，各种组织起来的社会自治团体是抵抗政治权力侵害的重要武器。只有政治权力和社会自治组织之间，各有其权限的分际，始有自由之可言。另一方面，社会自治是民众自我教育的场所。在那里，人们学会如何合作联合、如何选举、怎样该服从怎样该不服从、为什么要信任和妥协等等。社会具有自治的空间需要政治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又能有效提供秩序、法律等公共产品，它是政治文明进步的结果，是政治权力既有限又有效的体现。

6.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引进社会资本增量。政府可以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引进新的社会规范，促进非正式制度的逐渐演化，促进社会资本的转型。比如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通过政府的引导和强制，仅用一二十年的时间就改变了人们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流传几千年的观念。再比如建立统一的信用制度，行为人的违约行为被记录在案，其信息被其他相关机构分享，如果再次进行交易行为就会因不良记录而被他人拒绝等等。帕特南也认为，“改变正规制度，能够改变政治实践。”在缺乏社会资本的意大利南方，“新的制度(地方自治制度)培育了一种更温和、实用和宽容的政治文化……改革让社会有了学习的机会并具有了自我维持功能。”当然，强制性制度变迁需要一些条件，如新制度必须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必须与传统的非正式制度相结合而不是斩断两者的联系；改革者必须把握改革的时机和力度等。而且旧的非正式制度当中外围的部分相对容易改变，而核心部分改变起来就很困难。但强制性制度变迁也有它的优势，这就是速度快、效果明显，并且一旦引入新的规则，就会一石激起千层浪、产生“滚雪球”效应。最终连改革者也会发现，为了巩固以前的改革成果，就必须

进行新的改革，不进则退，新型社会资本正是在不断接受、适应新规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积累、壮大的。

总之，对于社会资本的培育、社会和谐的实现来说，政治文明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政治文明是社会正义的集中体现，是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念之所系。如果人们对政治领域的公正性没有信心、对政府会主持正义不报多少期望，很难设想人与人之间会形成信任合作的关系、人们会打消投机的心思。而我们从现实经验中也不难发现政治的不文明往往是社会资本的最大威胁。它会极大的诱发人们的短期行为、打击人们对规则有效性的信念，使社会离心离德、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难以自拔。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政治文明对社会资本的培育至关重要，但始终必须明白：社会基本秩序的形成和作用机理是复杂的，社会资本既需要政治文明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它的来源却是多种复杂社会机制的综合产物，如特定的宗教传统、市场交易、民族性格等等。政治文明的建设只能起到创造条件、教育引导的作用。一定不能设想用政治代替其他机制，否则又会走到政治统治一切尤其是要渗透到人的精神世界的老路上去，结果是适得其反。但是，再反过来看，社会资本的培育在政治系统的功能表上又占什么地位?笔者认为这是包括学界在内的全社会长期以来都忽略了的一个问题。密尔的观点对这一问题是有启发性的。密尔认为，造就理性、宽容、妥协、负责任的良好公民，培育积极参与的公民精神——也就是培养社会资本一是好政府的第一要素和几乎全部的目的。他认为判断政府好坏的标准就是：除了满足被统治者的福利外，看其是否能培养被统治者的好品质。换言之，培育公民参与型社会资本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而且从长远来看也许是政治系统最为重要的工作。纵使在经验世界当中我们难以做到这一点，但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出发，都有必要把培养公民精神、增加社会资本放在政治文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位置。而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政治文明建设之于培育和增加社会资本更加重要，任务也无疑更加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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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