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作家性别差异对女性形象塑造的影响

王琴琳

摘要:白薇的《打出幽灵塔》和曹禺的《雷雨》同是二三十年代揭示封建家庭腐朽黑暗的话剧,在人物形象、情节模式和悲剧结局等方面都极为相像。本文通过比较研究两位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塑造方面的差异,试图论证剧作家性别差异对文本写作的影响。

关键词:白薇;《打出幽灵塔》;曹禺;《雷雨》;性别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一时间产生了很多中国式的“社会问题剧”。其中有白薇的《打出幽灵塔》和曹禺的《雷雨》。这两部剧作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所揭露的封建家庭不正常的人伦关系等方面极为相似。两部剧作的作者,一个是人尽皆知的戏剧大师,一个是在新中国几乎被人遗忘了的女性。就其作品而论,诞生于1934年的《雷雨》作为曹禺的开山之作也是中国话剧史上杰出的作品,自问世以来不仅受到群众们的热爱,在文艺界也是好评如潮。诞生于1928年的《打出幽灵塔》至今都默默无闻,鲜有人谈起,评论界对其成就褒贬不一。本文试图通过比较这两部剧作在女性形象塑造方面呈现出的性别差异,探讨两位剧作家不同的性别意识和生命体验对剧作的影响。

性别,作为一个文学研究的角度并不单指生理意义上的,更主要的是指社会意义上的性别。它是两性对性别的一种自觉认知和对社会界定的性别角色的反思。而所谓视点,就是文本中影响叙述发展的某种思维方式。影响视点的因素很多,叙述者的性别意识是其中之一。叙述同一题材的故事,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的视点往往有着明显的差异。例如同是塑造女性形象,采用女性的视点,往往将女性形象放在主要的地位,女性是主动者。而以男性视点观察,女性形象往往被放在客体的位置,她的选择是被动的,依赖于男性。当然并不是说二者一定是同构关系,有时也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就《打出幽灵塔》和《雷雨》两个具体文本而言,白薇偏向以女性的视点塑造女性形象,曹禺则倾向男性的视点观察和描述。叙述视点与他们的性别基本上是同构关系。

两个剧本都塑造了三个典型的女性形象,人物形象的身份几乎是一一对应的。见下表:

同样是关注封建大家庭里年龄、身份、地位都十分相似的女性,因为剧作家采用的性别视点的差异,两个剧本中的女性形象在塑造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打出幽灵塔》中女性占主体地位。被父亲蹂躏的女儿萧月林、被胡荣生买来做妾的郑少梅、年轻时曾被胡荣生强奸的月林的生母萧森,是文本中重点描绘的来自不同阶层的三个女性,为推翻胡荣生的统治, 三人结成同盟共同抗恶,最终打出了“幽灵塔”。这是一部少见的正面描绘女性集体反抗男性统治的剧作,一切批判的矛头都对准了旧式家庭和封建社会,造成悲剧的最主要因素不是内在的人性而是外在的压迫力量——胡荣生。月林本与巧鸣相爱,却遭父亲的百般阻挠,这个禽兽父亲一有机会就蹂躏女儿,甚至开枪打死亲生儿子,嫁祸深爱月林的凌侠。原本犹豫的月林终于忍无可忍,亲手弑父,用自己的死换取了“生”。相比月林,少梅和萧森的反抗要更加坚定,因为她们都是被胡荣生糟蹋过的女性,萧森还因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加入妇女联合会解救更多在“幽灵塔”下生活的女性。少梅本对胡荣生还有爱意,但胡为了逼她主动离开好让自己能调戏养女而扮鬼吓她,这让她意识到与其被人日后丢弃不如及早脱离,留着有用之身替革命军做点事。剧作里面性别和革命两个主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受压迫的女性选择革命,在白薇笔下是自然而然的事。白薇在思考革命这个问题时,把更多的关注投向她所熟悉的不幸的女性身上,让女性在剧本中占主要地位,女性形象的塑造更为丰满和生动,更有力量和激情,男性只作为配角。文本中这样的安排与她的性别意识和不幸的人生经历有密切关系。

白薇,原名黄章乡。白薇是她留学日本后才开始用的名字。在她给爱人杨骚的信中曾写到自己取名的含义“白=‘枉然=‘空……白薇含尽女性无穷尽的悲味。”造成白薇不幸命运的不是别人,正是两位至亲的男人——父亲和情人。正在念书的她被父亲作为礼品献给了一户人家,为其子“冲喜”。婚后她常常被婆婆和丈夫打得遍体鳞伤。一次她带着血泪逃回家中,父亲却宁愿她被夫家打死也不肯玷污“礼教名家”的名声,把她再次投入黑暗的地狱。拼命逃到日本的她,认识了新诗人杨骚,但杨骚的风流给她留下的仅是没有新郎的婚礼和性病。她说:“我不能和淫威虚伪相妥协:旧社会和新社会的人心一样险黑。”在日本留学学习理科的白薇发出“我要宣战的武器!我要学习文学,学习文学!”的呼喊。读了三个多月文学书籍的她即发轫动笔,用作品发泄心中对冷酷社会的愤恨,对亲情冷漠淡薄的不满,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女性要求人格独立、要求解放自由的声音从文本中清晰的传达出来。与其说白薇的《打出幽灵塔》是写萧月林她们的反抗史,不如说是写她自己的故事。这部三幕社会剧奏响了女性追求自由的时代强音。

《雷雨》中女性处于客体地位,男性才是剧中的主角。塑造的如繁漪、四凤、侍萍这些女性形象,无一例外的不能主宰自己命运。侍萍是典型的善良朴实,坚强隐忍的女性。在被周朴园抛弃之后,安于天命从没想过反抗,却被命运捉弄让自己的子女延续了自己的悲剧,最后疯掉了。四凤是活泼可爱的姑娘,她死心塌地的爱着周萍哪怕违反对母亲的誓言,最终得知周萍是自己同母异父的哥哥,一时受不了刺激,触电身亡。繁漪是剧中唯一有反抗精神的女性,这个人物形象是作者按心中的意愿虚构的,她爱上了继子,放下了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不顾一切的要爱情,要鲜活的生命。在周萍决意要离开的时候,她乖戾的个性也到了极致,撕裂了自己也毁灭了别人,最终也疯了。作者刻画这样一个女性形象并不是要赞颂女性的反抗精神,而是在做一种探索和思考,思考那种冥冥之中主宰人们命运的神奇力量是如何把一个心怀自由的女性逼到绝路上去的,这是与《打出幽灵塔》不同的地方。曹禺在《雷雨·序》中说“与《雷雨》惧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许多神秘的事物的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不管他塑造怎样的女性形象,给她们安排什么样的命运,都是服务于他所要揭示的这种“渺茫不可知的神秘”力量。三种类型的女性都走向了毁灭之路更让人深切的感受到这种力量的神秘和不可言说的强大。

同是家庭悲剧,因为剧作家不同的性别视角表达的主题如此不同,这是应该区别对待的。曹禺既关注现实,又超越现实,追索着隐藏于现实背后的人性和生存奥秘。白薇的创作,社会时代对其影响明显。她关注着女性对旧时代、旧制度和旧观念的反抗,把性别和革命紧密的结合,艺术成就上虽远不及曹禺,但自有其进步的一面。

参考文献:

[1]谢坚 《桎梏中的突围——曹禺的〈雷雨〉与白薇的〈打出幽灵塔〉比较研究》,《社科纵横》 2007年9月第9期。

[2]殷红 《“弑父”的寓言——论白薇戏剧〈打出幽灵塔〉》,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08年第7期。

[3]杨志艳 关杨 《对新女性存在的言说与思考——比较分析〈打出幽灵塔〉与〈雷雨〉中的新女性形象》,《辽宁教育学院学报》第19卷第3期2002年3月。

[4]陈敏 《白薇和杨骚:话剧的性别比较研究》 2002年5月。

[5]白薇 《白薇作品选》[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