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灭的盛唐之梦

杨经华

投身边塞,建功立业,是盛唐边塞诗人的永恒梦想。“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高适)、“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这些英气勃发、激情四射的诗句,在盛唐人笔下俯拾即是,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追求,表达了当时文人对“边塞”之梦的无比向往。在这种功业观的支配下,投身边塞,遂成为一时之风尚。在唐代,许多诗人都有过边塞之行或从军入幕的经历,如高适、岑参、王翰、王之涣、王昌龄、崔颢等,见证着一个时代的边塞狂潮,并由此催生了中国诗歌史上的绝响——边塞诗派。

然而,在这场向往边塞的狂飙运动中,盛唐伟大诗人杜甫的组诗《后出塞五首》,却以其深刻冷峻的笔调,刻画了一个热血青年从主动应募到最终逃离边塞的故事,揭示了盛唐人边塞之梦从高涨、跌落到幻灭的悲剧历程。

《后出塞》杜甫是流传千古的名作,写于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反唐之初。组诗第一首即写出了开元时代青年人企望立功封侯的共同理想,展现出他们豪壮的情怀和强毅的魄力:

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召募赴蓟门,军动不可留。千金买马鞭,百金装刀头。闾里送我行,亲戚拥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进庶羞。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

开篇四句,一个视封侯如拾草芥的青年形象跃出纸面。接下来写他主动应召奔赴蓟门。“千金买马鞭,百金装刀头”,采用乐府惯用的的重沓、咏叹的手法,极力描绘备装的隆重和装备的的奢华,以显示从军者“良家子”的身份和乐意从军的热烈情绪。“闾里送我行”四句写众亲饯别场面,不但没有远行的黯然销魂与从军的生离死别之伤感,反而显得轻快热烈。这种兴奋、昂扬的情绪正反映了这位青年对前途的极端自信。“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为点睛之笔,用形象生动的细节再度凸显少年“及壮当封侯”的人生壮志。清仇兆鳌赞云:“少年英锐,故赠吴钩。含笑者,受而会意也。”辛弃疾《水龙吟》:“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即语出于此。道出一个英雄少年的剑气豪情。

第二首接下来从一个新兵的视角,叙述了出征边塞,初次宿营的雄伟场面。“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首句交待入伍的时间、地点,次句点明出征的去向。朝进军营,暮即开拔。一“朝”一“暮”,显示出军旅生活中特有的紧张多变的气氛。接下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是杜诗中的名句,写景浑雄苍劲,形象鲜明而带悲壮意味,表现出大军出塞时的那种宏伟、庄严而又苍凉的军营场景。其中“风”字尤妙,一字之加,“觉全局都动,飒然有关塞之气”。宋代批评家刘辰翁因此评云:“其时、其景、其情,真横槊间意,复欲一语此,千古不可得。”

第三首以议论的形式,点明从军者在进一步认识到战争本质后的反感和忧虑。“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指出古代边防,以守卫国界的不被侵略;而今天的边防,却是用来博取富贵。接下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批评了当时由于朝廷的拓边欲望的无限膨胀,鼓舞当时边将以边功邀宠,以士兵的鲜血铺就封侯之路的社会现实。《资治通鉴》载:“天宝八载六月,哥舒翰以兵六万三千,攻吐番石堡城,拔之,士卒死者数万。” 哥舒翰以几万人的代价,攻取了吐蕃几百人据险固守的石堡城,得到玄宗的欢心,“上录其功,拜特进、鸿胪员外卿,与一子五品宫,赐物千匹、庄宅各一所,加御史大夫。”(《旧唐书·哥舒翰传》) 即是这种畸形情况的写照。

从全诗的结构来看,此诗为情感的转折点。从军者的心情逐渐从初次应募的兴奋、热烈转向在军中服役的失望、沮丧、跌落。而他认识到所谓“封侯”的骗局和战争的本质后,则当初所怀抱的梦想也正在日渐变得虚幻与遥远。

第四首进一步点出朝廷对边将安禄山的骄纵与养虎遗患,揭示出军者对自己以及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点明主将安禄山的不臣之兆。《通鉴》卷二百十六载:“禄山既兼三镇,赏刑己出,日益骄恣。”“又见武备松弛,有轻中国之心。”尽管安禄山不臣之心为天下所共知,然昏庸的玄宗仍然蒙在鼓里。直到安禄山反叛前夕,玄宗仍对杨国忠等云:“禄山,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東北二虏,藉其镇遏,朕自保之,卿等勿忧也。”(《通鉴》卷二百十七) “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道出玄宗对安禄山的骄纵与荒唐。由于玄宗的放纵,禄山反时,在军中张贴布告云:“有异议煽动军人者,斩及三族。”这首诗描写多为历史实情,同时也进一步反映了从军者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以及当时敢怒不敢言的严峻时局。而在这样荒唐昏暗的时局下,暗示了任何期望“立功封侯”之梦,终究不过是一枕黄粱。

第五首是全诗的终结,写出从军者逃离边塞的经过、原因及其最终的人生悲剧:

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将骄益愁思,身贵不足论。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

“良家子”强调自己深明大义,不会从逆。“出师多门”,表明自己多次出战,饱经世事。当他看到安禄山日益骄横,叛迹渐露,感到自己即使“身贵”,也不足论。“跃马二十年”,极言从军时间之长:长期以来,都在担心自己被迫从逆,辜负朝廷。后两句写他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安禄山率领叛军长驱直入,顷刻间,黄河、洛水流域的中原地区戎马纷驰,惨遭浩劫。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禄山反范阳。称“有密旨”,“讨杨国忠”。十二月,陷东京,次年春,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于洛阳。 “坐见”,吃惊地看着,表明从军者痛苦地看着这场蓄谋已久的叛乱,自己却无能为力。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他当机立断,半夜逃离叛军巢穴,从小道回到故里。然而他哪知故里也惨遭战争的浩劫,家破人亡,只剩下一座空村。他庆幸自己脱免于从逆的罪恶,然想到儿女亲人们都死光了,子然一身,无依无靠,又不胜悲愤。如果我再回到第一首“闾里送我行,亲戚拥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进庶羞”的送别场景,是多么的欢快热烈,而此时他面对的却是整个村庄的残废与荒凉,当年送行之人已成乱后枯骨。青山尚在,人物已非。这对一个理想本已破灭之人又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打击啊!

《后出塞》描写了一位从军者从主动应募入伍、出师,在边疆“跃马二十年”之后,从军营逃回,最终等待他的却是家园已毁,亲旧不存的悲剧结局,杨伦《杜诗镜诠》评价云:“五首只如一首,章法相衔而下”。古诗曾有《十五从军征》描写老兵归来的悲怆。杜甫这组诗采用近似题材,截取不同片段,通过写一“良家子”始愿立功而参军、终惧失节而逃归的经过,反映了重大历史时事。

这首组诗,前两首极力渲染一个从军者的所怀抱的强烈的边塞之梦,写出了对边塞的向往,对军营的热爱,对“立功封侯”的切盼。这一切正是整个盛唐边塞诗人的共同理想。后三首则笔锋一转,对统治者的好大喜功、边将的飞扬跋扈及其用士兵鲜血换取高勋厚禄等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揭示了“边塞”的报国封侯之梦在现实中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曹松《己亥岁》),“可怜白骨攒孤冢,尽为将军觅战功”(张蠙《吊万人冢》),“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高适《燕歌行》),“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刘湾《出塞曲》)。以高适为代表的盛唐边塞诗人逐渐认识到,自己投身边塞的一腔热情,到头来不过是为人作嫁。诗中这个无名军士在“跃马二十年”之后,他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也看不到国家的前途,最终从积极“入塞”到消极“逃塞”,宣告了一个热血青年边塞之梦的破灭,同时也标志着整个盛唐人执著向往的边塞之梦的彻底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