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新诗弱化问题的思考

一

“重庆文学”概念的提出，特别是在陪都文化、抗战文学和区域文化这样的文化建设大背景之下，引起了学界很大的震动，而这也使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思考有了新的洞见。“重庆文学”中，“重庆诗歌”是其重头戏，特别是重庆文学中丰富的诗歌基因，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文学史视野，也让我们从中引发出了更多的思考。

对于重庆文学史研究有很重要的两件事，第一是《涪陵师专学报》从1999年第1期开始推出了建构“重庆文学史”栏目，重庆以及全国的一些专家学者都参与了相关讨论，并且在区域写史的观念和方法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这奠定了重庆文学茁壮成长的基石。另外就是吕进主编的《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于2004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这本论著不但为重庆文学史的编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给我们展现了一个“诗歌之城”的清晰面貌，也更为我们呈现了20世纪重庆文学中特殊的诗歌基因。而这本书中所呈现的重庆文学中现代新诗基因的特质，正是我们思考的起点。

重庆的新诗创作，体现了这样一些特色。第一，重庆一直站在20世纪新诗潮流前端，并产生了一大批优秀诗人。如清末民初的现代诗过渡型诗人吴芳吉，就以其白话诗《婉容词》震动白话诗坛，在新诗初期大放异彩。之后重庆诗歌的创作又经历了两次高潮，即抗战时期和新时期，显示了重庆作为诗歌重镇的实力。

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大批文化教育机构也随同内迁，这给重庆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机。在这第一次高潮中，聚集于重庆的外地诗人充当了主角，如郭沫若、臧克家、艾青等许多诗人先后随“文协”来到重庆，更有著名的《七月》杂志在这里成长，这就掀起了抗战诗歌创作的热潮，并且进一步丰富了重庆自身的文学创作，也提升了重庆在全国诗歌运动中的地位。

迈入新时期，重庆新诗再放异彩，新老诗人齐声歌唱。许多老诗人重返诗坛，献上自己的新作，而新诗人不的出现，更是组成了实力雄厚、风格多样的诗人群。特别是“第三代诗”以四川和重庆为重镇，这“双城”成为继北京作为朦胧诗运动中心以来的又一新时期现代诗歌运动中心。这一次高潮完全是重庆本地诗人所推动的，使重庆新诗真正走出了一条具有全国影响的道路。

重庆这样一个诗歌重镇，不仅哺育了吴芳吉、何其芳、方敬、杨吉甫、梁上泉、傅天琳、李钢等本土著名诗人，也曾吸引着郭沫若、宗白华、臧克家、卞之琳、艾青、梁宗岱、孙大雨等大批外地诗人汇聚于此。

其次，重庆这一批诗人与其诗歌创作，留下了独特的诗歌风格，正如吕进在《20世纪重庆新诗史》中所指出的那样：一、在生命意识和使命意识之间，重庆诗人总是说，他们寻求着生命意识和社会意识的和谐，这就使得重庆诗歌别具内涵。二、在诗情和诗体之间，重庆诗人在丰富自由诗的诗体上付出了许多努力。三、在作品与传播之间，重庆诗人不断探索诗歌的传播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就造就了一大批理论和批评家，为重庆诗歌新的生长点提供了不懈的动力。如吕进、石天河、李怡、蒋登科等一批诗歌评论家活跃在诗坛上，对新诗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思考，这对新诗的成长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20世纪的流程中，重庆新诗在曲折的道路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并成就了重庆新诗丰富的诗歌内容。

二

这样诗歌史清理之后，我们还需对诗歌进行深层的阐释，认识到被研究者本身的价值以及其价值定位。如果我们涉及到价值层面，以价值来清理事实，我们就会看到在价值的境域中，20世纪中国现代新诗在成功的背后面临着一些困境。正是因为重庆诗歌中丰富的诗歌基因以及作为现代诗歌的重镇，重庆新诗就有着中国现代新诗一定的代表性。于是，我们是以重庆新诗为切入点，来思考中国现代新诗中存在着的问题。

重庆文学是巴文化的中心，因山的性格而演化出了男性化的文化风格，以码头文化的江湖习气带来的袍哥人家的义气直率，那么，在重庆文学或者说重庆诗歌的书写中，我们应该看到雄武有力的“武将”式诗歌形象，在诗坛上展现出高亢昂扬的诗人自我形象。更进一步说，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重庆作为战时“陪都”的尊贵，就更加显示着巴文化自身贵族气息特色，因此，我们就更应该在重庆文学作品和形象画廊中，看到那种有着与“都城”尊荣相匹配的高贵的文化和文学气质。但是在重庆现代新诗的历程里，重庆诗人和诗歌，从白话诗初期诗人吴芳吉到“年轻的神”何其芳，从“第三代”的“大学生派”到“绿色的音符”傅天琳，从“大海的水兵”李钢到没有界限的《界限》诗刊，我们很难找到那“大山高歌”、“武将雄歌”、“袍哥怒歌”和“皇城悲歌”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带有悖论事实，就不能不让我们对重庆的诗歌所体现的复杂性格产生追问的兴趣。

回到重庆新诗历史，吴芳吉其代表作《婉容词》被中国诗界誉为“几可与《孔雀东南飞》媲美”的传世之作。在五四文学时期，他在诗歌创作中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对诗界全部否定传统诗格的“突变论”、全盘欧化的“另植论”、死守陈规的“保守论”都进行了批判，倡导诗歌要有时代感和现实感，要有鲜明的现实主义……但是我们看到，在《婉容词》后，诗人少有新诗力作，即使是《婉容词》本身，也是激情有余，个性形象不丰满，深刻的社会体验不丰富，很难进行深层的阐释。尽管他提出了很多诗歌理论，但对诗歌的实际写作来看，和他自己的操作结果来看，成就也是相对较小的。

何其芳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总的来说只有三本诗集《汉园集》（合集）、《预言》和《夜歌》。他前期的诗歌对个性的开拓和诗歌形式的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他徘徊于怀念，留连于憧憬，在梦幻中忘返，展现了无比寂寞和忧郁的独特风格。另外他诗歌完整的形式、严格的韵律、谐美的节奏，表现出的形象和意境达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地步。但是到了建国后，诗人身份和现实的改变，诗人难以再展现出自己独特的诗歌个性，转向了写散文或者评论，他的诗歌事业可以说结束了，再难以看到他持续不断的勃勃的创造生命力！

而就胡风的《七月》和《希望》在重庆展开一片蔚蓝的天空的时候，重庆本地诗人难以以决绝的毫不妥协的方式完成了自己对诗歌最真诚的献祭，在单一的抗战的激情中，很难有走出自己独特的诗歌探索风貌。1984年底到1985年初，重庆又一群新的声音在呼喊，想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冲向全国。这里，他们毫不掩盖自己的粗暴、肤浅和胡说八道，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巴人形象”的一线希望。特别是作为主将的尚仲敏和燕晓东诗作，像给诗坛扔下了一颗炸弹，点燃了重庆诗歌的本身热情。但是，不久他们也都很快就转向，正如他们在“大学生诗派”中的宣言一样，“它只追求美丽的一瞬”一样，就“轰隆一响”，然后迅速在人们的世界，在诗歌的地域上消失，很快失去了他们的身影。

更有当前的诗人们，在种种的原因之下，要么转行去做其他的行业，要么就是不写诗，而改写其他的文体，要么干脆什么也不写，曾经的潜力诗人就在诗坛上销声匿迹……由此，重庆诗坛少有对新诗的一直执著坚持的诗人，相当有潜力的诗人放弃了诗歌的写作，放弃了自己的内心的写作方式，而最终使自我远离了诗歌创作这个中心。在缺少了持续性写作的诗人的时候，诗坛也就缺少厚实厚重的诗歌文本。而这样的诗人个体，导致的一个直接的现象就是诗人诗歌文本“量”的不够，不能体现出一个诗人思考的深度。在深层意义上，就是诗人创作所呈现的内容狭窄，没有出现天马行空的想象，没有充沛磅礴的生命力冲动，没有复杂繁复的生命体验，而这些，正是诗歌的瓶颈。换句话说，具有能产生“生命强音”的文化潜质的重庆文学，我们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诗人们没有秉承巴文化中的持久性的力量，雄性的力量，刚强的力量，诗歌作品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重庆诗歌，或者说是真正的巴渝诗歌！

这也是当下整个中国诗坛的境遇，诗歌写作陷入迷茫和求生的境地：读诗的人越来越少，社会上愿意接受的就更少，出版社不愿出版新诗，诗歌刊物出现冷的状态。另外一个方面，网络诗歌写作大量的涌现，十分活跃。而在网络这种大众化的写作状态下，表面上带来了诗歌的繁荣，给新诗带来了新的生长点，但实际上，由于大多的粗制滥造，反而给新诗带了更为不利的影响，让诗歌陷入了更深的困境。而此种种，也成为了与我们所谓的“现代诗歌的困境”、“现代诗歌的边缘化”、“诗歌之死”的忧虑和不安，而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问题与重庆诗歌中所呈现的问题关系是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正是新诗本身建构和力量不足的原因，才导致了现代诗歌的迷失，即困境、边缘化、死亡。这其中种种现象暴露出来的事实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这就是新诗的弱化。

重庆，本来就有代表着强悍力量的巴文化却没有产生有强悍力量的巴文学和巴人形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实。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个事实就是，在20世纪的诗歌潮流中，也包括在重庆的现代新诗里程里，中国现代新诗缺少大作品，没有世界级的大诗人，甚至没有出现鲁迅所期待的“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式的“摩罗诗人”！虽然重庆的诗歌不断地探索和挣扎，它们不停的以“新”为指向，不断地走向极端，如“大学生诗派”破坏大于建设，探索掩盖传统，不断地走向极端。“形式大于内容”、“个人化大于个性”，在没有深入了解认识西方的前提下，生搬术语，匆忙地模仿，仅仅得到其皮毛，这就让诗歌表现出毫无生气，没有个性，无序化、不成熟的特点，走到晦涩难懂，而不是大气和厚重。

因此，从五四到20世纪末的重庆诗歌史来看，新诗确实存在弱化的问题。在诗人的缺席，社会的挤压，作品的无力，探索的偏激等等情况下，诗人和诗歌中始终没有看到持续性的力量和张扬的个性精神，“新诗的边缘化”，“新诗的死亡”成为了一种必然，也即新诗的弱化的呈现。同样，新诗的弱化问题又反过来又加剧了自身各种困境。特别是在当下，中国古典汉语诗歌的那种经典性的感受消失，西方的诗歌对现代诗真实的想象我们也无法得到补偿，中国现代新诗甚至不能在社会和当下的生活中确立新诗的本身真实的地位和身份，这本身就标示着现代诗歌自身弱化的特征。因此，对于新诗大谈“弱化危言”，是想让思考之力，一同为新诗反省，并使之茁壮新生。

三

面对新诗弱化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进一步追问它的真实样态，分析它的具体表现，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中寻找出一条相对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从对新诗文本的阅读和20世纪新诗作品本身来看，中国现代新诗在缺少持久深入的力量，缺少大诗人大作品的基本态势下，呈现为在主体性弱化、生命力弱化、艺术精神弱化和悲剧效果弱化的特点。

主体性弱化

西方哲学自希腊哲学发端以来就确立了理性和科学基本原则，与此相应，在科学不断的发展，人类认识的越来越深入，主体性也就成了它的基本原则之一。主体地位就是强调人在同客体的对立中的中心地位和先验性的特权，强调个体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独立性。在人的社会活动中，人作为实践的主体，用自己主体的权力，支配自己的实践行为，用主体性指导自己现实的存在。主体性的思考一直是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范畴，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强化，强调主体性的建构，强调文学中大写的“人”的形象，一直是文学的母体，而这更是20世纪现代诗歌的核心。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让作者和读者形成自己的主体性，这文学的主体性就是在文学中实践自我认识、自我控制以及自我体验。

而在作为重庆诗人代表何其芳的写作中，我们却看到的是一种弱化主体的诗歌写作。何其芳自小便深爱晚唐五代的李商隐、温庭筠、冯延已等人的作品，因此形成了浓厚的抒情意味。后来又对法国象征主义派的作品感兴趣，这些奠定了何其芳独有的艺术风格。在他的诗歌中，不管是对于青春、寂寞、爱情还是生命，都沉浸在一种缥缈轻柔的歌声里，呈现如烟似梦的忧郁的调子这样一个“无语而来，无语而去的年轻的神”的形象。尽管我们看到，这里面包含着诗人丰富的人生思考，青春的语言，以及一个年轻的生命的挣扎，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说，诗人这里不再投入深度的价值思考。诗歌并没有通过作品呼唤读者，而还是在一种萎靡无力的境界中徘徊。诗人没有歌唱出“巴人吞象”的伟大力量，也没有用“豪迈的姿态”召唤巴人的豪情和丰富繁杂的社会生活感受。而且在诗人的全部的诗歌中，他对自己构建的主体也很少有突破，一直都围绕在“梦”境中。这里并不是要责怪何其芳的诗歌写作，而是我们在其中应看到这样的一个写作向度，在重庆诗歌基因中，不是丰富，而是贫弱的诗思、主体性的弱化，成为这一诗歌基因的一个特征的概括。

再者，大学生诗派的自我毁弃也是主体的弱化的一种表现。总体上，“第三代诗”极端化自我，并且对“自我”以外的世界强烈地批判。而这种对“自我”的极度迷恋而又最后导致了自我的毁弃。他们对自我极度迷恋，将世界的一切砸烂，砸烂社会、砸烂文化、砸烂语言，最终这样一种虚浮、急躁的情绪找不到一个真正的立足点，就是将自我砸烂，走入庸俗、琐碎、丑陋状态。他们这种“无力的反叛”，非但没有形成自己的强大的主体意识，反而在自我与现实的强烈反讽中，个体消退，个体隐藏，个体被毁弃，甚至是个体走入死亡。于是我们看到“大学生诗派”也与第三代的其它的诗群一样，在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之后，大部分人的“自我”的身影飘散，更没有确立起强大的诗歌自我形象。在主体性弱化的情况下，本来有着强烈主体性意识的巴文化和重庆文学，也就很难显露出自己强大的自我性。

生命力的弱化

重庆的性别是男性，是一个男性形象，一个武士或武将的形象。也只有孔武有力的硬汉形象才是重庆诗歌唯一的代表。但是，我们却发现了这样一个怪异的诗歌现象，在重庆诗歌中，最动人最深刻的是那些“女性形象”，带有鲜明的女性特点，而男性城市男性文化所本应具有的阳刚、英武之气，反而表现得相当弱。这种弱化的趋势不仅表现在诗思的过分内转，也表现在作者缺乏强烈的生命冲动。

诗人们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过度重视最内在的感情，也就是在诗歌表现上过分内转。他们非常强调感情的作用，非常推崇感情，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所强调的感情，一种就是何其芳式的“柔情”，另外一种就是第三代所展现出来的“狂情”。而这实质上也就淡化感情，稀释了真正的情感和生活。并且在这样的感情中，成为了一种感情过滥的倾向，或过柔，或又硬，都缺少着对生活深刻的理性追问。

在过度感情的前提下，产生的诗歌就显得非常无力，缺少生命力。由于缺少生命的冲动和激情，没有灵魂的大搏斗，没有内心与外界的冲突扭结的时候，抽象化的抒情，就跨越了厚重的生活。没有丰富的生命体验社会生活，就是诗歌生命力的弱化。正如钟嵘《诗品》早就总结过的诗歌的丰富的生命力的展现一样，“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国，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霜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入朝，—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就必须要以旺盛的生命力，成就非陈诗不可、非长歌不行的雄性“巴人”形象。

精神的弱化

在前面所言的基础上，现代新诗就很难看到有艺术份量沉重的作家。由此，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新诗作家，很少有长篇的巨构和佳构，在个人诗集数量上也不多，即使有相对较多诗集的作家，也很难看到前后艺术精神的不断推进的纵深感和不断深入的现象深度感，这就表现为一种艺术精神的弱化。

这样，在诗歌艺术内在的探索上，结构都比较平面化，缺乏理性的穿透和矛盾并举的张力。在古典意象和西方话语的结合下，何其芳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意象叠加，话语单一，没有强烈的叙事性和戏剧化效果，更缺乏多声部的对话性。“大学生诗派”反叛既有诗歌规范，反叛诗歌传统，甚至反叛语言，这样又割断了新诗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审美特性。在消解诗歌的崇高性后，不但没有对现代新诗开拓新的空间，反而在抛弃和消解的前提下使新诗步入了更为迷茫的弱化之境。

悲剧力量的弱化

何其芳的忧郁和“大学生”的反崇高，让本来就缺席的悲剧精神更跌入深渊。从儒家的《伦语·八佾》中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所要的“温柔敦厚”开始，古典诗歌的传统便排斥了各种过分强烈的哀伤、愤怒、忧愁、欢悦和种种反理性的情欲，何其芳的诗歌中，也正是这样的展现，他没有《嚎叫》那样的大悲大痛，而更多的伦理上的悲剧冲突。大学生所展现出来的悲剧，更是典型的“贫民化”悲剧和悲剧冲突的“民俗化”，即使具有的悲剧感、崇高感也都大气不足。小人物们在人间伦理和道德框架中展示生命，被动的、卑微的、无奈的审美感受，而不是叛逆的、积极的、抗争生命方式的悲剧效果。

四

从重庆新诗的问题中，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了新诗的弱化的表现，可以说，“诗歌的边缘化”或者“诗歌之死”是一种必然的常态。但是，对于文学来说，对于新诗来说，新诗的弱化，最终导致的是人的弱化，导致的是对于人的观念和对于人的认识的弱化！所以我们必须对此的成因再进一步探讨。对于重庆新诗来说，它的弱化形成的根源是什么呢？创作弱化的深刻背景又是什么呢？

社会变革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社会变革频繁的时代，各种变革的潮流风起云涌，让本来习惯了小农经济的中国人不能更快的反应和接受。本来，20世纪的社会巨变，给新诗带来更多的生长点和发展空间，也让新诗有了更多突围的方式。但是，正是这不断巨变的社会样态，不但带来了社会的动荡，也带来诗歌自身观念的混乱。中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将西方的各种文学流派都实践了一遍，都进行了学习和尝试，并形成了多种诗歌观念，这成为了一种表面的多元化。但是实际在全面的个人创作表现上，新诗诗人固守一种新诗创作，并进行深刻的思考相对很少，而以“新”为指标不断变化的多，并没有在新诗某一个方面深入地挖掘，这样就很难形成对新诗持续的思考和实践。

也正是社会的不断变革，新诗没有更有力的参与到其中，这样就导致了诗人自己对诗艺缺少信心，不敢对“诗力”强力的肯定。在20世纪的中国，从富国强民到民族独立，再到阶级斗争诗歌，要么走入消闲自闭，要么包含强烈的教化功能。于是新诗的处境形成了这样的尴尬局面，进不能进，退又不能退，无形中受到各种压力。这种压力就让新诗在成长过程中失掉了自己应有的身份，特别是来自“救亡”和“强国”的压力，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诗弱化困境的缘由。当20世纪中国的现代文学中心从20年代的北京走到30年代的上海，再到40年代的重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重庆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民族解放的中心的核心地位，民族的何去何从，国家的改换变革，这才成为了人们思考的中心。20世纪的重庆，是在40年代的国家民族独立，80年代的改革变换这样强大的主流话语下，对新诗的思考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于是新诗的写作再次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在强大社会的压力下，本身的“巴人”气息，就让“家”、“国”所替代而弱化。

在当下，在强大的物质面前，新诗被边缘化，新诗失去了自己的地位。浮躁与媚俗，感官享乐成为主导的时候，诗歌也就相应的退化。还有大众文化，实用主义、享乐主义也更带来新的困境。

文化的强势

在中西的语境之下，20世纪的诗人普遍都有一种“被放逐”的身份认同缺失之感。而在重庆，不但有中西困境的压力，更有其特别的地方，这就是与巴文化中本身对于文学和文化的相对立有关，使得作家特别是重庆作家对自身的价值和自身的诗人身份认同的困惑。在某种程度上，重庆巴渝文化本身的重武轻文的现象就相对较严重。在社会文化总体的认识里，诗歌、对诗人的价值缺乏普遍的认同感，因为，这是山城，这是武士文化码头，这里奉行的是一套相对精英而言比较大众文化的逻辑，或者说是相对排斥精英文化的。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中，文学和文学创作也必然受到这样的文化思潮的影响，并对文人特别是诗人的价值产生困惑和排挤，诗人自我也不敢进行自我认同，这样就形成一种艰难的新诗背景。但是，面对这样的强大的文化背景，诗人却也没有挺立而起，他们很少秉承本身就具有的巴人气质，没有与文化传统对抗的精神勇气与人格力量，而是在这样一个矛盾的维度中，诗人自己采取了逃避与退缩的态度。

那么，如何在对抗文学的文化传统中展现对抗性的文学，并形成为一个自觉的传统，成为一个核心的目标而贯穿于重庆的整个诗歌史中，这也是重庆文学自身所必须面临的两难的挑战。在这样的问题视野下，巨大文化带来的影响，作者身份的缺失，创作的无目的成为一个问题，也这构成重庆诗歌弱化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作为为人类构造一个个美的世界，创造一个个特异的精神世界，体验人类繁复的精神境界的诗歌，不仅是个人情感和思想世界的丰富呈现，更是整个人类基本的情感和思想的绽放，这样的文学最终才能透视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而生于斯，长于斯的诗人作家们，面对无法对抗的强大的背景，把自己的思索与创作走向个人的消遣或发泄也就较为合理。何其芳的创作总体看来更倾向于蜀文化而不是巴文化，这与传统的因素也就有莫大的关系。

另一方面，当这种文化基因发展到泛滥而出的时候，他导向的就不是诗歌内在强大的生命力，而是一种破环力。我们看到，重庆作为第三代诗歌的一个核心地带，与自身的文化渊源不无关系，大学生诗派的写作，也可以看成一种无目的文化写作，他们给人们留下来的最大的影响就是破坏和破碎，以及文字和语言的紊乱。当诗人无法控制自己血液中的文化强势，又没法走出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就注定了在文化和文学之间去选择文化，也注定了文学写作诗歌的失败。在有力的武士形象的压力之下，诗人无法为社会提供一个强大的自我文人形象，更无法从文学中创造出武士形象，于是隐藏在诗人最深层和内在的文化自我，成为了创作的主导，而在文学中所寻找到的发泄口就只是文字。 “大学生诗派本社仅仅作为一股势力的代号被提出”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它不在乎语言的变形，而只追求语言的硬度。”第三代的拉帮结派的小圈子，也包括重庆的“大学生诗派”从重庆的文化传统来看，就不是建立什么象牙塔，也不是自我一种情感流露，而是在巴文化强势之下，创作力缺乏的一种另类展现。

自赏的作品

文学与政治、文化的这种暗中勾连而又明显的“脱节”现象给诗歌创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文化地域里，文学的创作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自赏风格。虽然在创作中展现出一定的个人风格，但是在作品中实际呈现出的更多的则是一种“个人性”的写作。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指出“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一个诗人需要展开的自我世界和现实社会世界，到这里而逐渐缩小到一个小小的自我世界。而在诗歌作品中，诗人去构建这样一个“小我世界”，就成为了诗人的选择。

何其芳的诗歌创作，在大量的关心诗歌文本中语言运用、意象设置、音律搭配、诗思组建等等，营造出了强大的审美风格，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其中有非常明显的自我痕迹，一个胆怯、贫弱、憔悴、无力的诗人自我形象，穿插的其中的晦涩或怪异，成就了最终的自我“私人写作”方式，显示出了诗人某种孤芳自赏心态。而变换的时代带来的诸多问题，生命呼号，生存之艰，诗人相对的无力和无奈！我们很少看到对现代人和现代人生的真切体验，也难以看见那种现代社会的危机意识，也不再是知识分子“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怀。诗人对形式的精心制作和大胆解构也就是自赏的两极，要么何其芳的古典诗歌情怀和意境，要么大学生诗派的大众口味，散乱化、口水；或者要么何其芳音律上的雕琢，要么就是大学生诗派不顾一切的打破。

这样就影响了新诗自身的开掘与拓展，在各种强大的压力面前，由于诗人资源的相对缺少，没有形成独立强大的自我人格力量。因此，在诗歌表达中，诗人之间就出现了很多相似的地方，而那所谓的独特的自我形象，特异的诗歌主体，独有的诗性经验，便很难呈现。这样的情况的不断复制，最终成为了“诗歌弱化”的严重危机状态。

五

在以上的论述中，从对重庆文学的诗歌基因认识凸显了一种危机意识，并且鲜明地在重庆新诗中揭示了新诗少有持续性力量，少有大诗人大作品的“新诗弱化现象”。对于重庆诗歌的这种认识，不是我们苛刻，也不是哗众取宠，更不是对重庆新诗创作中严肃的写作者们的亵渎，而是在一种客观的描述中呈现新诗在当下仍然面临困境乃至严重的危机，这也是我们在新诗的面前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的事实。

对于新诗的弱化问题，或许前面的观点有相对的偏激和夸大之感，但无论如何，面对这一困境，并挑战这一困境，建立起新诗真正的传统，让新诗汇聚起强大的自我力量，仍然是当下诗人所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从重庆诗歌来说，关键还是从重庆文化本身出发。

重新思考重庆文化的压力问题，并转化为写作的内在的核心的力量。任何写作都离不开自己的文化语境，特别是本土的文化语境，因此，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文化思考上面做最深入的思考。巴渝文化，给重庆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但是如何吸取，如何转换成为现代人的生活的精神力量，如何在现代汉语中写作中拥有这样的丰富的内涵，这就必须要有坚强的思考之力。以强大的自我主体，驾驭巴文化的精髓，在蜀人所出现的“蜀人吞月”（郭沫若的《天狗》）下，创建出现代的“巴人吞象”的独特的重庆诗歌形象。

因此继承巴人传统，就是要塑造诗人自我强大的主体力量。一个表现就是将武士形象转化为精神形象，转化为作者的精神，转化为作品的精神。可以说，中国现代诗人缺少的不是情，而是力：人的力、诗歌的力、意象的力、语言的力。而这种“力”在重庆文化有着最丰富的资源，也是重庆文化最本质的特色。这样，将内在精神的贫弱建立在强大的精神基础之上，让诗人的形象以“伟力”来呈现，彻底改变现在诗人靡靡的状态，让诗人的艺术创造潜能、社会生命力得到真正的释放与发掘。在新诗的现实性和深入性的思考中，最终让新诗中把现实生活中的现代精神和现代体验一一复合在诗歌中。

新诗弱化这样一个重庆新诗的事实，这样一个中国新诗的事实，当下的新诗的困境与希望，都有待于这个问题的广泛展开。如何从重庆强悍的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的巴文化传统中走出一条新诗的路，就不仅仅只是与重庆新诗牵扯，也与整个中国诗人的自我建构，乃至整个中国新诗未来的命运密切相连。

[王学东]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2007级博士。

[责任编辑 吴佳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