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

何俊华

现在，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否适宜中国已经不再争论，因为这一理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已经得到公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同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但是，这一理论的提出和确立，却是历经艰辛的，邓小平同志在其中所表现出的睿智和探索精神将永垂史册。

一、传统观念的误区

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1978年，南于国际国内多方面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片面理解，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被混为一谈，从而导致出众所周知的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商品、货币和市场交换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上是互相排斥的，而不是内生的、兼容的；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经济所同有的，无所不包的；资源配置、经济循环和利益协调等一切问题都可以南同家计划来解决。在这种理论导向下，我国其实奉行的是市场无用论和统一计划论，并由此建立起以轻视、限制商品货币关系为主旨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该体制以行政命令、行政手段和行政组织机构为中心，以高度集中的宏观决策取代分散化的微观决策，政府直接干预企业，使整个经济受行政力量的驱使，缺乏市场机制内在的组织功能。

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几年间，虽然理论界也掀起过“商品货币关系还有没有继续存在的客观必然性”的讨论，但是在当时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受到左倾思想指导的情况下，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未能受到重视。到了“文革”时期，理论界百花凋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压倒一切，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市场经济理论只能在夹缝中残喘。

二、计划与市场的争论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复出，众望所归地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鲜明地提出了“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时代性口号，给理论界注入了强大的活力。长期被斥为资本主义“黑货”的关于市场机制理论的研究获得了新的生机。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允许商品经济关系的存在和发展，必须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1979年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国民经济在调整中必须进行必要的改革，以逐步建立起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以计划调节为主，同时十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著名论断。他说：“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980年9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商品经济，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地运用经济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当时的理论界普遍认为，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在理论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一个飞跃。不过，真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总是在争论中产生和前进的。

1981年4月以后，报刊上有一系列文章对1979-1981年期间经济学家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或“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批判。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如果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就会模糊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有人认为“有计划商品”的提法不妥，因为其“落脚点仍然是商品经济，计划经济被抽掉了”。有人认为按照“宏观经济由计划调节，微观经济由市场调节”的主张，“宏观很可能被架空，成为‘梁上君子”，结果就是“削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尽管争论不小，但是，中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仍以他的远见卓识和巨大勇气，坚定不移地指挥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新领域的开拓。

1982年7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报告指出，为了使经济发展既是集中统一的，又是灵活多样的，存计划管理上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应正确划分指导性计划、指令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这一述说使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理论有了很大的前进。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首次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提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对这个《决定》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作了进一步描述。十三大的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机制，并进一步阐明：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自觉保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利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两种手段，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要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

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论的提出，结束了长期以来理论上计划与市场“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外在关系论和实践中“计划一块”、“市场一块”的二元格局，并据此提出改革的任务，一是重新构造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使企业僵化的行政附属物转变为自主经营、反应灵敏的市场主体；二是重新构造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系统，完成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三是大力发展和完善作为传导系统和经济运行载体的市场体系，强化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

调节相结合……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

1990年3月，七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会议进一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

1990年12月，针对理论战线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争论，邓小平明确指出：“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同月，中共中央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建议》指出，计划经济可以从总体上保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资源合理配置，市场调节可以发挥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计划管理必须自觉遵循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价值规律和市场供求关系，市场调节要在国家总体计划和法律约束下发挥作用；属于总量控制、经济结构和经济布局的调整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主要发挥计划的作用；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一般性技术改造和大型建设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市场范围逐步扩大，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显著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大大增强。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我国经济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继续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我们要大力发展全国的统一市场，进一步扩大市场的作用，并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

历经几十年的曲曲折折，通过理论表层下的艰辛开拓，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终于确立并得到了举世公认。历史将永远记住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这漫长历程中的远见卓识和扎根当代中国现实，开拓科学社会主义新领域，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创举和巨大勇气。

注释：

[1]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1—23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大潮涌动》第204页，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

[3]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6－307页，人民出版社，

[5]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