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又快又好发展的理论

谭丰云

摘要:又快又好发展的理论是邓小平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准确把握又快又好发展的理论内涵,深入了解该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并且正确看待这一理论,对于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又快又好发展;依据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3—0028—02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也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难题,确立正确的发展观能适时有效地促进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邓小平又快又好发展的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它要求我们在现实中正确地理解它,适当地运用它并适时地变化它,这样才能使这一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

一、准确把握又快又好发展的理论内涵

邓小平关于又快又好发展的理论有着深刻的内涵,“快”指的是发展要有一定速度,否则算不上是发展,“好”指的是经济发展要与社会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好”与 “快”互为条件,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首先,“快”是 “好”的必要条件,较快增长本身就是较好发展的重要基础。只有保持较快的增长,才能抓住机遇,不断增强经济实力,更好地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其次,发展中追求“快”的同时不能忽视“好”, 如果只是单纯追求快速增长,忽视质量、效益、结构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就有可能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结果欲速不达。因此,只有适度地把握发展的节奏和步伐,才能使较快的增长速度长期保持下去,只有在好的前提下,才能实现长期持续的快速增长。我们要把握好经济发展中“好”与 “快”的辩证关系,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又快又好发展理论提出的依据

十六大以前我国一直坚持又快又好发展的理论,强调效益优先,兼顾公平。虽然发展过程中要正确把握“好”与“快”的辩证关系,但在实践过程中却显然突出了“快”而相对地忽略了“好”。邓小平又快又好发展观之所以突出发展中的“快”是有原因的。

1.由当时中国国情决定的

一是因为中国的贫穷落后。最明显的表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人均占有经济量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各国中位居百位以后。其次是经济效益较低,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我国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实物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投入多而产出少,原材料和燃料利用率低、成本高,不利于扩大再生产。而我国的农业生产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机械化程度低,对自然条件和天气等因素依赖大。

二是因为人口多。首先是人口数量多,我国的人口发展趋势开始由年轻型向老年型人口转变,成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在劳动人口的就业结构上,从总体上说,劳动力资源增长速度一直快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其次是虽然我国资源总量丰富,但由于人口多,人均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速度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1990年3月,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经济发展速度问题“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这是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速度问题的一个重要思想。邓小平一贯认为,经济发展速度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要把经济发展速度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来认识,从而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

第一,发展速度是关系到我国发展奋斗目标能否实现的战略问题。邓小平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要发展经济。国民经济有没有一个比较快一些的发展速度,这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能否如期实现的战略问题,自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第二,发展速度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邓小平指出,在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下,我们能不能真正稳定下来,“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邓小平还从国际上的经验教训说明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

第三,发展速度问题是直接关系到我国国际地位的重大政治问题。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发展速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我们的经济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我们就不仅不能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也不能缩小同周边发展较快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差距,在这场较量和竞争中就会败下阵来。所以,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3.追求发展速度是民族情结的表现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国运衰弱,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所以,“富强”是近代以来中国人高擎的一面旗帜。从洋务派的“富国强兵”、维新派的“变法图强”至孙中山的“实业建设”之迎头赶上,都贯穿着赶超世界工业先进国家的思想。如何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尽快实现工业化赶超西方列强一直是埋藏在中华民族心理深层的一份民族情结,这份民族情结在现实中就表现为速度情结。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也一直把发展速度作为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来对待,赶超思想最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出现。在邓小平那里,同样也有很深的速度情结。而他的速度情结是建立在尊重客观实际和遵循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对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的一种理性追求。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成员,亲自经历了建国以后在发展战略及发展速度上的一系列失误,使他在反思和审视这个问题时较第一代领导集体能更为客观与务实。首先,在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上邓小平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提出从建国时起用一百年的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其次,这个现代化的标准不再是在最重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上赶超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以反映人民生活水平指标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西方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来衡量。

邓小平对于发展速度的谨慎态度正是他尊重实践的表现,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邓小平也不忘倡导高速发展,这一点特别是在第一步战略目标提前实现后表现得尤为明显。改革开放前十多年的伟大实践给他提供了足够的经验与勇气,使他意识到第二步战略目标也是可以提前完成的,中国的发展速度可以更快一点,而且也必须更快一点。南巡讲话时,速度问题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被提出来,同毛泽东一样,高速发展在邓小平那里同样也被作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条件。他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的发展。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可见邓小平对于高速发展既强调它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但是同时又强调要注重效益,要扎扎实实,发展速度是指在实际能达到的程度上要尽量做到最好,即一个词“尽可能”。对于高速发展的可能性邓小平也从国内外成功的经验中找到自信。南巡讲话后,中国人民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对于发展速度也有了更科学而清醒的认识,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新一轮经济高速发展的热潮。

三、正确看待又快又好发展的理论

邓小平又快又好发展的理论在一定时期内确实产生了积极效果,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理论从当时的中国现状出发,在它的明确指导下,我国开始了风风火火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且取得了实际有效的成果。又快又好发展观是符合我国人民需要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物质财富迅猛增加,老百姓的生活也因此得到了明显改善,这样更有利于我们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我国在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的前提下,结合本国国情制定了又快又好的发展战略,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善于抓住机遇,快速发展本国经济,这一高速度的发展也使我们的综合国力逐渐增强,提升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地位。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又快又好发展的理论在实践中也逐渐开始出现以下问题:唯GDP论,贫富分化,城乡、东西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环境问题严重,等等。而问题的出现并不能一概否认过去的理论,它要求我们从实践中找出解决办法,找到更合适的理论指向标。

总之,在处理好和快的关系问题上,我们过去因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突出“快”,而现在则要更加突出“好”,这也是由客观环境决定的。我们必须要与时俱进,要以客观情况为基础,适时的转变观念,由又快又好发展转变为又好又快发展,即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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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