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与公平统一的结合点在于初次分配

任春华　袁辛奋

摘要:将效率与公平统一起来,关键在于分配,尤其是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是更为基础性的分配,如果初次分配严重不公,政府依靠再分配很难加以矫正。政府在调控初次分配领域中存在着一系列经济、行政和法律障碍,其中最主要的是私有经济结构中的劳资关系、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公开财政提供的公共服务。

关键词:效率;公平;结合点;初次分配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3—0050—02

阿瑟·奥肯于1975年在其名著《平等与效率的重大抉择》中提出有关平等与效率的二难选择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德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沃夫冈·弗理茨教授2006年10月在回答《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时也指出: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始终是社会发展的难题。反观我国,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公平和效率的选择提供了难得的实验场,丰富的政策实践造就了理论研究上的热门。

一、处理效益和公平关系的关键在于分配

只有合理的为劳资双方和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分配原则、方式和结果,才能把效率与公平结合起来。

分配是社会再生产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分配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分配包括生产资料的分配和产品的分配。狭义上的分配,是指收入的分配,即生活资料的分配。分配的公正性、合理性,取决于分配依据什么样的原则、机制、方式、比例在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这不仅受到一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安排,而且也体现了人类的伦理道德观的取向。因此,分配既是一种经济行为,又是一种政治行为、伦理行为。

收入分配不仅涉及经济学,而且涉及到政治、社会、伦理等各方面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加以分析。分配作为一种经济行为,是指分配的依据是什么以及分配的比例关系。分配的依据是所有权,如劳动力、资本、知识产权等生产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稀缺程度及其在生产中的重要性。分配是一种政治行为,是指分配如果单凭经济因素和市场机制不可能自行产生公平分配。因为劳方作为弱势一方,资本作为强势一方,两种力量的对比不平衡,决定其在分配方面的地位不可能是平等的。这需要政府参与对分配的宏观调控,这种调控实质上是社会制度安排的,是一种政治行为。当经济问题已经不能单靠经济手段来解决的时候,必须使用政治手段来解决。这表现为国家对分配方式、分配机制的政策性倾斜和调整。分配作为一种伦理行为,就是指在生产力发展的既定历史阶段,分配的结果能够保证劳动者的基本生存需要,并为其发展创造条件,同时要保证生产要素,如资本的一定的利润回报。分配结果不能冲破人类伦理道德的底线,人必须像人一样活着,有尊严地活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民工的儿子永远是民工”不符合人类的伦理道德。

如何把分配中的经济、政治、伦理三者统一起来,需要依靠多层次的分配体系。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提出三次分配理论。第一次分配以市场经济效益为目标,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主导的分配。在二次分配之后还有第三次分配——基于伦理道德信念进行的收入分配。“要缩小财富差距,关键在于财富的分配。这应当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讲效率,要让那些有知识、善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们得到更多的报酬,首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来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他认为第三次分配是在伦理道德原则指导下,通过个人收入转移及个人捐助等方式进行的分配。三次分配体现了分配中的经济调控、政治调控、道德调控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协调,体现了经济人、社会人、道德人的统一。

二、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思路及重点

分配制度的改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其一,“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这是党在总结30多年改革实践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制度进一步改革的重要前提和理论创新,也是党对我国市场化改革在分配领域所取得成绩的认可。其实质就是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的多元化,只要符合国家的法律规定,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都是合理的。其二,强调劳动、知识、资本、技术、管理都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十六大报告指出:“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从而明确生产要素按其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是对传统的分配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其三,明确界定市场和政府在分配中的各自不同的作用。效率要靠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建立起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让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者获得其应有的回报,充分调动劳动者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公平要靠政府,就是要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作用,实现社会协调发展,避免贫富两极分化失控。当前,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的最大难点就在于分配领域中存在的分配不公、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政府应该加强其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敢于调控,善于调控,及时调控,要有所作为,要以法律、税收、行政、政策等相关手段进行旨在收入公平的调整。其四,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是如何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调节少数人的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的比重,从而缓解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使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果向稳定的两头小(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阶层结构过渡。其五,通过国家财政的再分配逐步完善和扩大以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一直把改变收入差异的重点放在二次分配上。中央政府进行分税制为主的税制改革,集中国家的税收资源,以便把更多的资源分配到经济落后地区和社会弱势群体。90年代末期的西部大开发、进入新世纪初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到后来的中部崛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建立社会低保等措施,均是这一思路的政策体现。

但是,以上这些措施在缓解地区、城乡、阶层收入差距方面未收到明显的效果,基尼系数继续上升。引起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1.再次分配固然很重要,也很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是更为基础性的分配关系,它要解决的主要是资本收入和劳动力收入的比例关系,不仅数额大,而且涉及面广。如果初次分配严重不公,政府依靠再分配很难加以改变。在我国,目前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获利畸高,国家财政增幅较大,劳动力所得持续下降,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步下降的局面。2.初次分配固然重要,但政府在调控初次分配领域中存在着法律和行政的障碍。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自负盈亏的独立的经济法人,政企分开,政府无权向制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资标准那样来规定外资、民营企业的工资分配,就是对国有企业的工资调控也受到一定的行政限制。政府的无奈之举就是制定职工的最低工资标准和贫困人群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在外资、合资、民营企业中异化为标准工资。企业的工资只要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就是合法的工资标准,企业就是合法的企业。而在外资、合资、民营企业打工的是将近一亿农民工,如此大数量的农民工收入长期在最低工资标准上下徘徊,更何况还存在着经常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普遍现象。虽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呼吁要保护农民工利益,但最低工资标准无疑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工收入的提高。3.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对城市不同行业的社会群体收入差异产生巨大影响。我国国有经济形成了一大批大型垄断企业,如电力、铁路、电讯、银行、保险、烟草、石油等。越是垄断性的企业,工资管理越失控。国有高管以“按贡献分配”、“高管收入应该与国际接轨”、“没有高收入无法引进高素质人才”等理由,无节制地自行提高管的年薪,与此同时也带动普通职工的收入。甚至在某些行业,如电力、银行、航空等,在经营中出现大量亏损的情况,仍然保持高工资甚至提高行业的工资收入。4.政府在制定和执行二次分配政策的力度不够,重点不到位,不能有效缓和收入差距问题。二次分配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提供公共服务,这是改善收入分配的手段之一。一般来讲,穷人比富人更依赖公共服务,因为富人有能力用钱来购买公共服务。教育和医疗是公共服务的主要形式。虽然近几年来,政府在教育、医疗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也同时投入了一定的财政资金,但效果非但不明显,反而出现了读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的新的社会现象。由资本主导的为获取高额剩余价值为目标的初次分配的极不公正以及有政府主导的再次分配的力度不够和重点不到位,是当前中国社会高度分化的基本原因,如果不及时采取真正有效的政策和措施,社会政治的稳定就会受到威胁。由收入分配不公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这一问题已经超越其他所有一切因素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矛盾的根源。因此,切实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已成为解决其他一系列社会不公问题的核心,也是改革开放能否继续深入、全面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而要解决这一关键,政府和理论界不能回避中国经济结构中的劳资关系、劳资矛盾和劳资摩擦的客观事实,如何正确地调控劳资利益的平衡,确定劳资双方初次分配的比例,推动劳资双方协调发展,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必须回答和解决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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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