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告诫施密特：欧洲太散、太弱

赫尔穆特·施密特

施密特,前德国总理。本文回忆了他任联邦德国总理时,于1975年10月,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与毛泽东会面情形。

毛的住宅在紫禁城里靠近边缘的地方。从外面和里面看,都不怎么显眼。墙上没有挂照片或轴画,屋里摆了一些公务需要的家具、办公用品。几个软座沙发,呈半圆形,沙发扶手和坐垫上铺有装饰的花边。毛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确实已经苍老。他不能走过来欢迎我们,这是一位得过严重中风的人,这是我的感觉。我们一起拍了“家庭照”:我的夫人,我的同事库特·格沙伊德勒、克劳斯·伯林和玛丽·施莱,邓小平以及毛的和我的工作人员,其中有我们的大使罗尔夫·保尔斯。

接着,绝大多数陪同人员被迅速地请了出去。中国电视台拍下了毛欢迎我们的场面。晚上电视台播放这一节目时,我的印象是:这是让人民对他们的领袖即将终结生命作准备。这次会见开始时似乎纯粹是一次礼貌的姿态,毛看起来根本不可能进行一次谈话。因为他气喘,已不能发出适当的声音。他周围的三位女士中的一位好像是为他致欢迎词并翻译。

然而,这个失望的印象却是错误的。当我们坐下来以后——毛坐下时需要人扶着——马上就开始了活跃的辩论。就身体而言,他无疑已成为一个残躯,但他精神集中,思想活跃。他在坐下的时候,他的腿已不听使唤,讲话也颇为困难,三位女翻译(其中一位是外交部副部长,另一位是外交部欧洲司长)在翻译之前就他想说的是什么商量了几秒钟。这种情况在这次谈话中经常出现,有时她们反问一下,如果在毛重复后仍然听不懂,毛就把他的话写在准备好的小纸条上。

显然,人们已经习惯于这种程序,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十分欢快的气氛中进行的,有时还伴随着女士们的哄笑声。人们毫不拘束,也没有一点宫廷式的敬畏感。但是,先把他的意思译成通俗易懂的中文,然后再译成英文,这种翻译技术确实很花时间。很明显,他发音很吃力。由于这两个原因,他特别注意讲短句。他说话不用华丽的词藻,但不无诙谐幽默。

谈话是以相互恭维开始的。关于德国,毛说:“德国人好。”然后他更精确地说:“西德人好。”我谈到过去25年里中国人民在他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我也提到玛丽·施莱特别喜欢毛的诗篇。毛回答说:“成就太小。我也不会写诗。但我懂得怎样打仗,怎样打胜仗。”

这样,我们很快就接触到了他显然打算讨论的主题之一:我们同意,就苏联的战略问题交换意见。为促使对方作出反应,我决定做比较广泛的论述:“根据我的印象,对苏联领导讲的和实际做的必须加以区别。自从赫鲁晓夫时代结束以来,特别是从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以来,苏联在对外政策的实际行动中比其宣传性言论更为谨慎。然而,一旦出现诱人滥用强权的形势,也不能排除苏联可能变得咄咄逼人。如果谁在防务方面变得虚弱,苏联人就只能加以利用。只要我们对苏联保持充分的力量均衡,我们就无需惧怕他们的冒险性。因此,西欧国家和美国尽量不做任何可能促使克里姆林宫进行干涉的事情。我们重视中国领导人的警告,但我们不怕苏联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我们的共同防御是足够强大的,可以使一次事实上的苏联的进攻或通过威胁施加压力的做法成为对莫斯科的一种相当大的风险。”毛表示,讲得好,但形势在10年或20年之后会起变化。

“请相信我,同苏联人会打一仗的。你们的(即西方的)威慑战略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的。”

毛继续发挥思想。防御战总是比进攻战好,因为通常是进攻者遭受失败。正如蒋介石或者是进攻越南之后的美国人一样,威廉二世也不得不吃这样的败仗。“美国人派了50万军队到越南,其中打死5万,受伤10万。他们现在对此大叫大嚷。美国太害怕死人。”

我问道:“你如何看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发展?”毛回答说:“要打仗。”他简直是被这个思想迷住了。他接着说:“永恒的和平共处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欧洲太弱。欧洲不团结,对战争又怕得要死,尤其是丹麦人、荷兰人和比利时人。美国人基本上也是如此。也许南斯拉夫人和德国人的抵抗精神强一些。如果欧洲在今后10年内依然不能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联合起来,它就要为此付出代价。欧洲人必须学会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美国。为什么6000万西德人就不能做到北越人做到的事情?”

对毛的最后一个比较我未进行详谈,因为我不愿让人散布谣言,说这位伟大的主席和联邦德国总理讨论了西德为了重新统一的目的而发动一场进攻性战争的荒唐想法。我只是说:“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你的看法的急剧变化。什么东西使你如此根本地改变了对苏联的判断?20年前你讲的完全不同!你从那时以来在同莫斯科打交道中有些什么经验?”

“是苏联发生了根本变化,不是中国。今天在克里姆林宫里的那些人已不再是斯大林那样的人物。现在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人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之类,他们都背叛了列宁的事业。”

但他本人不是还主张不断革命论吗,我插话说。他是否认为以后几代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完全不可能再回到列宁的原则上来——比方说在对待其他国家和少数民族方面以及在政治领导高于官僚机构方面。

毛突然再次以老革命家的口气打断我说:“不,不,不!这些他们都不会干!”我问他为什么不会时,他说:“因为他们的实力太强,因为他们手里掌握着太多核武器。”对此,我表示异议说:“但莫斯科同样害怕别人的核武器。”对此毛回答说:“又怕又不怕!但首先是他们有400万军队!”

谈话中,不论什么时候提到苏联,上世纪50年代末苏联的“背叛”对毛所产生的那种严重的精神创伤都是明显的。

除了谈到越南战争之外,他没有对美国作贬低的评论。但是他表明,他不认为美国有能力履行其所有的战略任务和联盟义务。话题随即又转向欧洲,毛重复了他的名言:欧洲太散、太弱。我说:“如果欧洲的统一来得比我们今天所相信的更早,那么,欧洲将是很强大的。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会不会把它的压力转向中亚甚或远东?”

毛说得非常干脆:“这是可以设想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为对付他们的到来把自己武装起来。”这样,谈话又转向亚洲地区。我问到日本的作用,问到他对日本安全依赖于美国的看法。毛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单是日本难有大的作为。它既没有石油,也没有煤炭;既没有铁矿,也没有足够的粮食。光人口数字还不是一个足够的因素。东京需要同美国结盟,它不得不依赖美国。”

而后,他又补充说:“美国把它的保护义务战线拉得太长。除了日本之外,它还对南朝鲜、中国台湾、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间接地还对泰国承允了援助诺言,另外还有近东和欧洲。这不可能起作用。美国人想用10个指头按住10个跳蚤。但这是谁也办不到的!你们欧洲人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仰人鼻息是下策!”

当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谈话结束时,我握着毛的软弱无力的手向他表示感谢,并且说,他的思想在我观察世界形势的马赛克中是一块宝贵的石头。然后我补充说:“在我之前已有很多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拜见过你,以后还将有许多人前来,询问你对世界形势的估计。这使你承担了责任。你的话有重大的意义。”

毛冷静地回答说:“哪里!你知道,不论是法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听我的。”这时,我引用了滴水穿石这句成语。他接着说:“是的,但是我已没有足够的水,你要用你的水来穿石。”这句话完全是双关语,在座的德国人和中国人哄堂大笑起来。

(摘自《大家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