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藏在学问深处

闲　话

清代文字狱的兴盛，使文化界一时噤若寒蝉。许多士人便也不再做声，埋头书本。不问政事。什么事情都敌不过光阴。时间一长，这居然成为一种稳固的风气。不要说乾嘉学派兴起的盛况，就是一般读书人埋头苦读、专心学问的事情也变得相当普遍。这些人在小学、训诂、考据等学问之间孜孜以求，把学问当成他们人生最大的追求。甚至连天下读书人苦苦追索的功名，他们也可以放在一边。如此一种“纯学术”的人生选择，倒也构成了那时一道独特的风景。

孔子第六十八代孙孔广森的学问做得不错。乾隆三十六年就中了进士，选到翰林院做庶吉士。少年得志，本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可他生性对名利看得很淡，只是喜欢读书写作。在为官时，也不愿与达官贵人打交道。最后。竟主动退出官场，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了他喜爱的学术事业。他的著述十分丰富，“著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序一卷”，“著有大戴礼记补注十四卷，诗声类十三卷，礼学卮言六卷，经学卮言六卷，少广正负术内外篇六卷”，这累累书卷，后面隐藏的是一个人为学术弃功名的人生抉择。(《清史列传》)在孔广森中进士后的第二年，安徽人金榜也以第一名的成绩中了进士。这个金榜与孔广森有着同样的爱好，——“性嗜学”。朝廷刚一授官给他，他就告归了。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到“经籍”的研究上。晚年时光，由于坐骨神经痛，他躺在床上起不了身。都这样了，他还是不放弃自己的学问。在床上口授，让弟子记录，硬是写成了《礼笺》十卷(《儒林琐记》)与此类似的还有“家世贵显”、曾写出了《史记志疑》三十六卷的梁玉绳。他的心思也没有用在功名上。只想“世世作书生门户”，因而“年未四十，弃举子业，专心撰著”，把成为一名学者当成了自己的毕生追寻。

在“学而优则仕”的语境下，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功名自然是“熊掌”，而学问不过是“鱼”罢了。舍熊掌而取鱼的人毕竟不是很多。倒是有一部分人，既想保住官位，又想做好学问，把鱼和熊掌都抓在手里。他们的选择透露出了读书人的聪明劲，即在选官时选择一个比较闲散的职位。既保住了地位，又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学术理想。最典型的例子是凌廷堪。他6岁时就成了孤儿。由一个书坊工人艰难奋斗到进士。按常理讲。饱受尘世冷眼的他应该更懂得权力的重要，可选官时。他放弃了知县的位子。“自请改教职”，当了宁国府学的教授。他把母亲接来官署后，安贫乐道，“毕力著述”。与此同类的。还有一个叫钱塘的读书人。是乾隆朝的进士，本来也可选为知县，但他也同样主动要求必为教职，当了江宁府学的教授。业余时间里，他专门研究声音文字，终写成《律吕古义》。

在为学问而放弃功名的人中，还有一个名声卓著的人，他就是乾隆朝的钱大昕。钱曾做过20年京官和四省乡试主考，已然是官居四品，可谓大员矣。但他“淡于荣利”，等到父亲死的时候，回到乡里，“遂引疾不复出”。后来嘉庆皇帝亲政，多次派人劝请他重新出山，他都婉言谢绝了。在不做官的日子里，他陆续主持着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其中主持紫阳书院达16年之久，一心传道授业解惑，门下弟子累计达两千多人(《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显然，在学术和功名之间，他已经把著述和讲学当成了自己的最后的归宿。

爱功名甚于爱学问。虽然这只是当时部分读书人的选择，但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价值取向。他们更愿换取个人意义上片时的宁静，而不愿以“经世致用”的雄心来影响自己的学问。只是如此，离儒家那种“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便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