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计划与市场自由的张力探讨

2009-11-09 06:41刘颖婷
魅力中国 2009年27期
关键词:哈耶克自由主义危机

刘颖婷

摘要:面对20世纪西方自由民主文化危机,众多学者提出了诸多有关西方国家未来图景的构想,尤以哈耶克与曼海姆的争锋论述突出。本文拟对两者提出的不同的自由民主危机解决方案作比较分析,对其思想的异同作唯实论的描述,以期为现代社会有关社会计划与市场自由的张力方案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计划 自由

20世纪初西方自由民主文化遭遇危机,自由主义政策岌岌可危,极权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部分国家如德国、意大利等公开实行法西斯主义政权,而英国等传统自由民主国家中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潮亦日占上风。于是,如何处理社会计划与市场自由的张力成为当时政界与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哈耶克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提倡者,主张古典自由主义,赞同自由竞争体制下政府适度的服务活动;但坚决反对当时盛行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认为其实质上会导致民主国家极权政体的建立。而同样富于社会道德关怀的德国学者曼海姆,却为当时的自由民主危机指明了另一条道路。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技术与结构基础已经改变,必须实行民主控制以实行为自由而计划的终极目标。哈耶克与曼海姆针锋相对的言论,可被看成当时不同学术论点争论的缩影。尽管80年代英国等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纷纷改变全面福利政策,重返市场从而得以成功摆脱社会危机。但时至今日,现代福利大国仍在同经济效率和市场自由与社会调节和社会权利之间顽强的张力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Martinelli and Smelser, 1990)。因此,哈耶克与曼海姆之争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颇丰的思考价值。

哈耶克由于其经济学家背景,对西方民主危机的剖析主要从市场经济的衰落开始。他认为自由民主危机的原因在于自由主义政策的自我毁灭。实际上,哈耶克并不否定计划本身,他认为从合理计划事情的意义上而言,每个人不是宿命论者便是计划者。但他坚决反对为单一目标而进行的集中式管理。但哈耶克无奈的看到,人们并没有给国家立法活动以足够空间,就意欲完全抛弃自由主义政策另寻出路。他认为现代社会流行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群对自由热爱的人错误信仰的乌托邦思想,它只可能给人们带来专制。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作为集体主义的一个变种,意味着人们以计划为手段实行所谓的“社会共同目标”。而从个人主义哲学立场出发,不可能存在着一个体现全社会公民不同需求的完整的伦理准则,其结果只可能是听从于某一特权集团的需求。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只是消除贫富差距的代名词,所谓的“平等”只是毫无意义的“较大平等”而非极权主义者提倡的“绝对平等”。哈耶克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保障,不能因为追求经济上的绝对保障而放弃个人自由。“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个人与政治自由”。同时,“有意识的控制的可能性只限于存在真正一致的领域中,而在一些领域中必须听任事情自由发展,这就是民主的代价”。(哈耶克,1993:70)质言之,哈耶克从个人主义角度出发,主张符合法治概念的适度政府活动,以充分发挥自由竞争制度机制的作用。

与此相反,曼海姆将20世纪自由民主文化的危机归因于现代社会技术与结构基础的改变。他认为社会结构的危机归根到底是人的危机,只有平衡个体的理性、道德力量与非理性力量,才可能使自由民主国家避免极权主义的后果。大众民主化趋势不可避免的导致理性思维发展低下的人同样可以走上政治舞台,从而导致可怕的消极民主现象。而建立在高度分化结构上的现代社会愈益难以承受非理性情绪的冲击。从发生学上考虑,曼海姆认为现代社会结构的二重性是非理性因素增长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受体现在生产和交换技巧之中的计算和妥协的方式支配,另一方面出于外交政策或为统治权而展开内外斗争乃至诉诸暴力。由于理性与非理性分布的不均衡,大部分人不得不听从于社会精英的命令,这为非理性暴乱提供了条件。正基于此,曼海姆认为必须实行民主控制。他强调计划本身并不意味着一致,亦可能导致多样性,所以计划是否为独裁取决于计划者的意志。他相信西方自由民主思想足以保证计划水平上的自由。由此可见,曼海姆本身并不反对自由。相反,他强调为自由而计划意味着公社控制下的计划结合新的自由的保障措施。

由此可见,两位学者是从不同侧面出发对西方民主危机进行剖析,因此其对自由民主危机的理解及解决思路便出现了难以弥合的鸿沟。哈耶克着重批判了曼海姆有关“对民主政策的控制能够保证民主的本质”(曼海姆,1940:340)的观点。“当议会无法对授权机构的目标实行控制时,它不能进行指导,充其量只能选出实际上拥有绝对权力的那些人,整个制度将趋向于全民公决的独裁制。”(哈耶克,1993:70)从“谁计划计划者”的实际操作层面考虑,我们亦可以看出两者的分歧。哈耶克意识到计划社会中必然出现“计划者”的身份,这显然有悖于自由主义原则,因此极力反对绝对权威出现。而曼海姆在这一点上未置可否,“这一问题既具有宗教寂静无为的意义,同时也有唯实论的政治之意。”(曼海姆,2002:61)从这一意义上,我们不难看出曼海姆有关“为自由而计划”图景的乌托邦色彩;相比之下,哈耶克有关民主危机的解决议案更符合于西方传统自由民主思想,因而亦最终在现实社会中得以实践。

当然,哈耶克与曼海姆的学术分歧并不如我们想像中那么大,透过两者对于“计划”“自由”等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到其思想内在的关联。两者实际上都批判集中管理意义上的“计划”与自由放任意义上的“自由”。哈耶克主张自由竞争体制不能放弃适度的政府管理,他所允许的“计划”是“为竞争而实施的计划”;曼海姆主张计划水平上的自由,他所理解的计划是“保障初始形式自由的计划”。因此,虽然两人所支持的“计划”与“自由”的内涵理解及强调的重心并不一致,但从根本上而言,他们都提倡“计划”与“自由”的合理结合。

参考文献:

[1][英]费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著,王明毅、冯兴元等译 通往奴役之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德]卡尔·曼海姆著,张旅平译,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3]Martinelli, Alberto and Neil Smelser. Economy and Society:Overviews in Economic Society. London:Sage,1990.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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