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宜飚
9月18日,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前高管杜军的内幕交易案在香港区域法庭进行宣判。法官重判杜军囚监7年,罚款2332万元(港元,下同),成为香港迄今判刑最重的内幕交易案。
笔者有幸参与了这起案件的公开庭审,从中深刻体会到香港调查与审判机制的独特性,以及对金融市场信用保护的执着。
杜军交易案在香港备受关注,除了大摩前高管的特殊背景之外,它同时创下香港证券市场的数项第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该案是香港迄今为止因内幕交易案被判刑中受罚最重者。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触犯内幕交易者,最高可判刑10年。证监会至今为止已就5宗内幕交易个案提出刑事检控,全判罪成,共有6名涉案人被判入狱,但杜军所获刑罚最高。法官实际上是判处杜军入狱7年3个月,但由于区域法院可判的最高刑期仅为7年,因此才改判为7年。
杜军案也是香港警署商业犯罪调查科(CCB)与香港证监会首次就内幕交易案进行联手合作的案子。香港证监会并不具刑事拘捕权,因此当时对身处北京的杜军无能为力。在CCB强势介入后,依靠香港警方的权利,才在杜军返港的第一时间将其拘捕。在随后的庭审过程中,CCB的探员和证监会官员也是并肩作战,拖着成车的调查资料,共同出庭应战。
CCB在此次案件中的另外一个关键性的作用是调查罪证。警方请来了Blackberry(黑莓)方面的技术专家,来鉴定杜军下载机密文件的记录,从中奠定了本案定罪的最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