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源价值的战略管理（下）

肖　勇　郭跃进

当企业权力势能发生改变时，企业的经营行为也应当发生相应的、适应性的变化，否则违背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

中国企业需要实施基于资源价值的战略管理，这是中国企业突破战略困惑的有效路径。那么，我们是基于什么样的逻辑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正本清源，从权力的概念和原理谈起。

权力的概念与原理

权力在词源上对应的拉丁语或英语词汇大致上有两种取向，一种认为是拉丁语中的“Potere”，原意为“能够”，或具有作某事能力，后派生出英文“Power”。另一种认为“权力”一词出于拉丁语“Autorias”，一是指意识和法令，二是指权威，由此派生出“Authority”这个英语单词。在汉语中“权”原指测定物体重量的量具，后引申为动词，衡量、揣度之意。现在把权力引申为“一个人依据自身的需要影响乃至支配他人的一种力量”。无论是《现代汉语词典》还是《社会学词典》都将权力作为一种力量来看待。

对于权力定义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认为权力是一种单向的属性

对权力最早的论述，可追述到亚里士多德那里。亚里士多德曾说，主人只是这个奴隶的主人，他并不属于这个奴隶；奴隶则不仅是其主人的奴隶，还完全属于其主人。这种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其基础是奴隶根本不能获得实现其自身目标所需要的资源，因而依附于主人对一切暴力手段的垄断。这种依赖关系的建立，就是权力关系的形成了。

而对权力最先下了明确定义的，应该是哲学家罗伯特·罗素，他认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或预见效果的能力。

在亚里思多德对权力的理解，以及罗素对权力的定义中，权力被认为是权力主体的一种属性。

认为权力是一种双向的关系

到了近现代，权力的相关研究蜂拥而起，首先我们要提到的，就是马克斯·韦伯的经典定义：权力，就是一个或若干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即使遇到参与活动的其他人的抵制，仍能有机会实现他们自己的意愿的能力。

针对韦伯的定义，帕森斯进行研究后，指出韦伯的权力定义有两个明显的漏洞：一是这个定义中已包含了冲突和对抗的假设，忽略了权力关系可以是一种互惠关系的可能性；二是把权力中相互作用的特性转变为权力主体的属性，只将权力作为一种人的能力进行考察，这是远远不够的。有鉴于此，帕森斯强调了权力中相互作用的特性，而非是韦伯定义中权力主体的属性。譬如，当上司以利用职权之便员工向其受贿时，而对于一个正意欲辞职、另谋高就的员工而言，这种权力并不是一种权力，而对于想在该公司长期发展的另外一些员工而言。这种暗示具有极强的影响力。这个案例本身就说明权力不是权力主体的属性，而是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相互作用的一种结果。

受此影响，达尔在《现代政治分析》中将权力等一系列相关概念，糅合成一个综合性概念：影响力术语，用于表述权力的概念。达尔提出权力并不是个人所拥有的什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并进而提出了权力的定义：“甲对乙拥有权力是指甲能使乙做乙本来不一定去做的事。”H·西蒙将达尔的定义归为：A的行为引起B的行为。这个简单明了的定义淡化了原先韦伯和帕森斯定义中强制性的一面，强调了权力作为两者间关系的一面，这为后来组织理论对权力的研究起了很大的影响。

这是权力定义研究的第二阶段，此阶段的理论突破是帕森斯、达尔的观点认为，权力并非是权力主体的个人属性，而是权力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权力并非是单向的，是双向的。

认识权力是一种互利的双向关系

对于达尔的定义，法国著名的组织理论大师克罗齐耶对权力定义中传统的重视冲突性以及方向性的一种反思，提出权力关系中不仅仅可以有冲突，也可以有妥协和协商的观点。哈贝马斯也曾说，虚假的一致意见必定是使用权力的结果。这句话需要反过来讲，即权力的后果可以导致意见的一致和双方的互利。

克罗齐耶进一步深入了权力概念的研究，在回答“权力何以产生”这个问题上，他认为：首先是权力关系的一方有“势力”，但有了这种资源还不够，还要有行使它的能力和愿望。

这种观点与伯恩斯在《领袖论》中就提出“权力=动机+资源”的公式，则是一脉相通的；首先，“动机”是权力主体运用权利的意愿的前提，就是权力主体实施权力的行为动因也应该是基于权力主体对权力客体的某种需求，而权力客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这种需求。这一方面印证了权力关系是相互作用的结果的结论，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权力的双向性。另者，伯恩斯所提及的“资源”，更应该是权力客体的某种需求的符号化而已，正是因为基于这种需求，而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服从于权力主体，一且当权力主体有意愿实施全力时，才会对权力客体的行为实施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推断，与其说权力客体是服从于权力主体，不如说是权力客体服从于可从权力主体所获得利益，尽管这种利益有时表现为直接利益，有时表现为尽量减少损失的一种间接利益。

尽管上述提及的罗素、韦伯、帕森斯、达尔、克罗齐耶、伯恩斯等人对权力的研究成果，只是权力理论丛林中的几棵树木而已，但是透过他们的理论，足以梳理清权力定义研究历程中所经历的三大发展阶段。但是从矛盾论的角度来看，前述学者对权力关系产生的基础、权力关系产生的条件倾注了过多的精力，但是对于将权力关系视为一个矛盾统一体时，矛盾主要方面(权力主体)与矛盾次要方面(权力客体)的矛盾斗争关系，以及权力实施的结果的均衡状态情形，权力关系从一种矛盾形式转变为，或确切地说是发展为另一个矛盾形式的时候，权力主客体的利益关系变化情况又是如何，则显得有所忽略。

基于效用理论的权力原理解读

站在西方古典经济学的角度，“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告诉我们：对同一物品因占有的次序的不同给人们带来的满足感就不同，因而人们所愿意支付的价格也就不同。随着人们对同一物品占有数量的增加，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即每增加一单位商品的效用是递减的，但总效用是增加的，当总效用达到极大值时，边际效用趋于零；当超过极大值继续消费时边际效用为负，从而总效用开始下降。因而人们在他们的购买行为中，就可以从前面的每一单位中享受到效用剩余。

事实上，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在现实的买卖行为中都存在两种价格。一种是由收入和偏好决定的消费者价格，另一种则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价格。前者遵循着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而后者则遵循着供求规律；前者之和体现了消费者获得的效用之和的总量(对同一物品的购买)，后者则体现了消费为获得一定的效用总量所实际支付的货币总量。一般而言，两个总量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消费者价格与市场价格之差，就是体现消费者满足感或福利感的。消费者剩余”。

在伯恩斯提出“权力=动机+资源”的权力公式

的基础上，结合西方经济学效用价值理论，可以进一步认识权力的内涵：其一、权力产生的基础是资源的非对称性、非均衡性占有关系；其二，权力形成的条件是相互之间客观存在着意向性和目的性。

资源的非对称性、非均衡性占有关系形成潜在的针对特定对象(资源需求方)的权力势能；当两个主体(可以是任何层面的个人或组织主体，如企业组织、产业组织、国家组织主体)之间存在相向的权力势能，且相互之间客观存在着资源(价值)交换意向性和目的性时，权力关系才会形成，所谓的权力才可以实施。

从权力的本质来看，要想在经济活动中取得主动地位和优势地位，其关键在于发现和构建超乎竞争对手的权力势能，并将权力势能实现为经济价值。

权力关系中的主客体，要想驾驭和改变相互之间的权力关系，主要方法有两个：

一是，资源不对称占有关系的构造，形成权力势能的客观存在；

二是，信息不对称的利用。通过告知、说服、提示、夸大或隐瞒等方式，让对方意识到自己权力势能的客观存在，提升这种权力势能对对方某些利益影响的程度预期，或降低对方对其权力势能对自己的某些利益影响的程度的预期。

再结合消费者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解释虚假广告和不法商家雇佣“托”来害人的“原理”——通过夸大商品的效用或人为制造紧缺感，提高消费者价格，从而增加购买者的“消费剩余感”，诱发人们的购买行为。这种做“托”的方式，则是权力模型中的一种极端特例，即因为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消费者价格的偏离，从而使得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之间的矛盾相互转化，使得权力主客体之间反“客”为“主”，这种技巧被普遍地利用到商业竞争之中，譬如通过夸张地广告来主张产品的卖点，以提升消费者价格，只不过，有的广告认为是合理的夸张，则被认同为是广告艺术，而有的广告被认为是道德风险。甚至是道德败坏。

资源的属性与资源价值规律

从权力的角度来看，资源是构筑权利势能的基础，理所当然，企业战略研究的出发点应该在资源上，而且，认识资源的属性和价值变化规律才是战略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资源通常被解释为“资财之源，一般指天然的财源”(《辞海》)。对于资源，从不同的角度、标准有着各种各样的分类方法。例如，按照生产要素的实物形态，可以划分为人力资源(或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按资源的根本属性的不同。划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按利用限度，划分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无论何种资源，都具有整体性、时空性和不平衡性的基本属性，这些基本属性决定着资源价值变化的基本规律，作为战略管理者而言，不能不知。

资源的生产性：资源的生产性，是指资源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其它不同的资源，具有不同的属性，例如，水资源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可以液态、气态、固态，相互转化。智力创造资源的能力很强，它甚至可以将不可再生资源转化为可再生的资源，在远古时代一些不可再生的资源，在现代科学技术水平下许多都成了可以再生的了。人的智力可以根据人类的需要创造出从未有过的新资源，这些新资源不仅增加社会资源的总量，而且促进了社会需求的发展。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不仅创造了一种新的资源，而且能使人类登月的梦想转化为现实。

资源的整体性：资源具有整体性，是指资源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各种资源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构成一个完整的资源耦合系统。譬如，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我们利用了水资源，就要考虑到对其他生态资源的影响，资源的整体性告诉我们在开发利用资源时，必须持有全局观点、整体观点和协调观点。

我们所研究的资源的价值，不是孤立存在的，现代物理学的发现揭示了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是处于永恒运动中的、充满活力的和有机的。如同原子的组成部分一各种亚原子微粒，具有各种各样的动态模式，它们不是作为孤立的实体存在，而是一张不具形体而存在的相互作用网的完整的组成部分，动态和变化是其内在的规律。从资源价值概念的角度来看，也印证了这种观点，资源的价值不是孤立存在的，于是，对于资源的价值并不能孤立地进行评估，必须在动态的和联系的状态中进行评估，这也是由资源的整体性属性等各种属性所决定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战略非常有帮助的。

资源的时空性：资源具有时空性，是指资源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所谓时间性，实质资源有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演化历史。譬如，对于气候、生物、土地、水等生物圈与气圈的资源，它的变化还具有明显的时间节律，突出表现为季节性；再比如。对于人类的智力，其活跃性在每天、每月、每年甚至整个生命周期中都呈现一定的节律性，换言之，一种资源的某项价值，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所谓空间性，是指资源分布具有严格的区域性，各种资源的分布在时空上是动态变化的，因此，资源的提供者和需求者以及需求的程度是动态变化的。资源的时间的变化与空间的位置紧密联系，时空是统一一的。资源的时空性属性，意味着在开发利用资源时，要注意到因势利导、相机抉择、因地制宜的原则。

资源的不平衡性：资源具有不平衡性的属性，有两层涵义：一是相对于人们不断变化的需求结构和多样化的需求而言是不平衡的；二是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的社会群体中的分布是不平衡的。总之，结构和分布失衡导致每一个体和群体都面对着资源稀缺性难题。

由此可见，某种资源的价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换言之，企业的每一种资源，尽管不一定是独特的、不可模仿的、稀缺的资源，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都可能发挥出不平凡的价值。譬如阿里巴巴在其信息系统内获得的大量中小企业的信用数据，尽管对阿里巴巴作用不大，但是对于不敢轻易对中小企业放贷的银行而言。则是宝贵的信息资源。

引而申之，因为资源存在着时空性，在时空维度上调整需求对象，同样的资源可以形成完全不同的权力势能；

又因为，资源存在着整体性，资源与资源的重新构造和结合，可以形成新的资源系统，而新的系统可以赋予资源以新的价值；

资源同时也有生产性，开发利用某一种资源时，直接会改变着系统内的结构状况和系统外的环境状况，会对其它的资源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而影响着其它资源价值。与此同时，某一种或某些资源被开发或利用的同时，如果站在同一个立场上来看，则整个资源系统的价值有可能整体贬值，或整体升值。

反过来，即便是独特的、不可模仿的、稀缺的资源，在系统发生改变时，也可能随时变得一文不值。所以说，企业不存在绝对的核心资源。而企业战略的关键和实质应该是不断发掘和重构资源的价值。

解密中国企业战略之惑

权力势能是企业经营最为本质的关键成功要素。而基于不同资源形成的权力势能，其价值变化特点是

不一样的，如前所例，物质资源(如矿藏资源等)形成的权力势能往往比智力资源的或基于智力的某些物质资源(如计算机技术)价值动态变化幅度要小，且价值动态变化的周期要长。

当企业权力势能发生改变时，企业的经营行为也应当发生相应的、适应性的变化，否则，则是违背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

近些年来，以微电子技术为主导，微电子、生物工程和新材料为三大基础，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光导纤维、海洋工程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兴技术迅猛发展，使得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第三产业的蓬勃兴起为龙头的现代产业的发展，不仅依赖自然资源和资本，而且越来越多地依赖人的智力、信息、技术、管理和组织能力。目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已为全球所接受，许多国家正在实施这种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思想就是要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先进的科技水平、管理水平。自然资源只是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能，而先进的科技水平、管理水平，能够使自然资源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并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因此，资源的含义又得到了扩展。智力资源、信息资源、技术资源、管理资源都纳入了资源的范畴，并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一般环境的层面上来看，智力资本替代物质资本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支撑企业制胜市场的关键资源，这种变化趋势，直接导致了战略规划的“短时窗”特征越来越突出，甚至表现为一种趋势。

现在基于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的企业在多个层次的组织上均出现了新特征，同时突破了传统战略理论的产业边界限制，企业的经济活动更为复杂，这种复杂的经济关系造成企业更加难以对周围的环境进行客观、真实地把握，更难以长周期得准确预期环境的变化趋势，并依此形成具体的战略规划。这也客观造成战略规划时窗的趋短化，同时也是长时窗、具体化战略规划难以有效执行的症结所在。

值得重申的是，这并非是否定理性，而是强调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人只具有有限理性。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其二，人对环境的计算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有限的理性决定了人们不可能将经济活动中的种种关系无法以一种可预料的精确的方式加以界定。这也决定了战略规划时窗短期的必然性，以及长时窗战略规划的不必要性、甚至是错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