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率先提出平反冤假错案

2009-11-23 06:19刘宋斌
报刊荟萃(上) 2009年2期
关键词:陶铸康生叛徒

刘宋斌

陈云于1978年11月7日由杭州返回北京,准备参加这次会议。按照会议的安排,陈云被分到东北组。这个组有33人。

陈云发言一开始,先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的主张,即从明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接着,他指出:“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但现在“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顾虑是什么呢?主要是中央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冤假错案,还没有作出相关的平反决定。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影响党内外的安定团结,影响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陈云说:华国锋同志在讲话中提出,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当由有关机关继续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

陈云列举了应该由中央考虑并作出决定的六个问题,即: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被错误定为叛徒,陶铸、王鹤寿等人的问题,彭德怀的问题。“天安门事件”,以及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严重错误。

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陈云明确指出:“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发言中第二个提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干部被错误定为叛徒的问题。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1937年7月7日和1941年7月22日,中央曾对这个问题有过两个重要决定。因此,他认为:

“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一九四一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此外,据我所知,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敌我边际地带有一个所谓‘两面政权问题。当时党组织决定一些党员在敌伪政权中任职,掩护我党我军的工作。这些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大多被定为叛徒。这是一个涉及到数量更大的党员的政治生命问题。也应该由党组织复查,对并无背叛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

1978年4月21日,陶铸的妻子曾志致信陈云,要求复查陶铸问题。信中说:去年10月前后,她曾写信给中央,但“至今没有消息”。“难道一个为革命奋斗了终生的革命者,在政治生命上也将裁上叛徒而遭毁灭吗?百思不解。”她请求陈云,“秉公直接过问”。

陈云非常重视曾志的来信,4月24日,就写信给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转送曾志给他的信。信中指出:“陶铸是国共合作后由我党从监牢中向国民党要出来的。此案涉及到,_大批省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建议由中央组织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案卷和有关人员都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

华国锋等圈阅了陈云的这封信。

邓小平同意陈云的意见,并批示:“我总觉得对陶铸的结论过重,建议由中组部复查。”李先念批示:“陈云同志给我打过电话,对陶铸的问题应当由中组部重新审查。我意应予重新审查为好。”

王鹤寿在革命战争年代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时,曾六次被国民党逮捕,狱中受尽折磨,始终坚贞不屈。在“文化大革命”中却遭到严重迫害。

1977年12月31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致信陈云。信中说:“为了实事求是地、公公道道地弄清每个老干部的功过是非”,请陈云向中央“写几句话”,说说对王鹤寿“历史的看法”。

过了一天,陈云写信给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转送胡耀邦给他的信,并谈了自己对王鹤寿历史的看法。信中说:“王鹤寿是七七抗战、国共合作时,我们党向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王鹤寿到七七抗战出狱时为止,在他参加共青团和共产党以后,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坐牢。最后一次坐牢时,敌人已设立反省院,王鹤寿拒绝进反省院。”“审查七大代表时,就当时所有材料看,认为他的历史是清楚的。”为此,陈云提请中央考虑,“可否由中央组织部把王鹤寿的材料,再审查一次。必要时由中央组织部把王鹤寿本人调到北京当面核对。”这时王鹤寿在鞍山工作。陈云接着说:“王鹤寿年近七十,身体有病,来北京也可看病。”

华国锋等圈阅了陈云的这封信。李先念批示:“先到北京看病为好。”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以他们为例。陈云发言中所举的第四个问题是彭德怀的问题。

“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对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陈云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求平反的问题。快两年时间过去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再次要求中央对它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他指出:

“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陈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康生的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的话刚一讲完,会场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陈云所讲的六个问题,都是当时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最敏感的问题。他的这个重要发言,立刻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陈云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

1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的发言始终紧紧围绕着陈云提出的那些话题展开,而且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泛……

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群情激奋,提出为“天安门事件”等众多冤假错案平反,澄清大是大非问题的同时,一件事情在会议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和震动。

11月14日,《北京日报》刊登了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提到: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哀悼,出于对“四人帮”的深切痛恨,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这段话因夹在会议的报道中,不够突出,因此曾涛、胡绩伟、杨西光等几位新闻单位的负责人经过同于光远商议,决定在报道这一消息时再进一步把事件性质明确,推动这一事件的正式平反。

在陈云发言的带动下,加上“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鼓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开始畅所欲言。

11月22日,聂荣臻在东北组发言。聂荣臻指出;“康生是个坏家伙。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和林彪、‘四人帮是一伙的。他有职业病,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在他眼里,没有一个好人,不是特务。就是叛徒。”

当聂荣臻谈到所谓“二月逆流”问题时,陈云插话说:“二月是正流,一月是逆流。”他的意思是说,1976年2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正确的;而同年1月“四人帮”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的所谓“一月风暴”才是逆流。

聂荣臻说:“我们谈了一些不同意见,就说是什么‘逆流。为什么不可以发表不同意见?陈毅同志讲,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搞扩大化,话还没讲完,康生就把他的话打断了……毛主席说康生没有实践经验,要他到山东接触实际。我们打了几十年仗,他一次枪声都没有听到过。他在山东,前方要人没人,要粮没粮。陈毅同志批评了他,他就称病回北京,住在北京医院对面的宿舍里,不见人,不说话,住了好几年。”

聂荣臻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假案、冤案是他搞的。”

陈云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

在聂荣臻发言后。陈云又就会议讨论中有人提出康生是不是被捕过的问题,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作了简短发言。他说“康生是不是被捕过?被捕的表现怎么样?要慎重一些。如果照外国报刊上登的材料办,那不得了,没有真凭实据,就不能轻易定,要审查”。

在西北组。胡耀邦发言说:我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尚未解决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

万里在华东组发言说:陈云同志提出的六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的心里不舒畅。

还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按顺序排列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其中包括“一月风暴”、“二月逆流”、“三家村”、“四条汉子”、“五一六”、“武汉七二。事件”等等一系列问题,要求中央实事求是地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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