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交易成本太高

南京某官员被“双规”后，他常抽的1500元一条的某“天价烟”却火了。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这种天价烟的销量却逆势上涨。

依靠经典的价格理论，我们很难解释天价烟的存在了。严格地从经济学角度考虑，没人会愿意为一包香烟支付高达其边际成本3至4倍的价钱，即200元。例如在美国，一条优质的万宝路香烟也不超过20美元，折算下来还不到中国天价烟一包的价格。再贵，就没有人愿意为之买单了。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用提高价格的方式，似乎可以很顺利就能减少吸烟者了。

但是，如果我们把香烟看作礼品和社会权力地位的象征，也许就能发现为什么天价烟在中国是可以维持的。

吸烟在中国很普遍，给人敬烟被视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礼节，香烟也因此成为礼品单上的首选。于是，香烟在中国具有了两个特殊功能：送礼和招待。无论是对于送礼的人来说，还是对于用公款来买烟招待的人来说，他们的消费特点是追求高价。香烟越贵越好。换句话说，人们为天价烟支付的不仅仅是边际成本，更有超高的社会交易成本。这就是为什么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中国奢侈品的定价和需求的原因。

而在西方发达国家，香烟没有这种“神奇”的功能。吸烟不仅不是社交的必要工具，更被认为是一种不健康的行为，被不断地赶出各种公共场所。同时，由于西方国家法制的相对健全和公民意识的提高，依法办事成为一种常识，很少有人愿意以身试法来收取“灰色礼品”。

在中国，烟的消费中尤其值得一提的还有公款购置高档香烟和名酒。这被普遍视为一种正常的政府行为而不纳入审计。烟草消费税的提高也就不会从根本上影响这些购烟者的消费。实际上，这种社会交易成本不仅给纳税者增加了沉重的负担，还导致政府调控体制的失灵。提价要想真正起到调节作用，除非对公款消费和官员收受礼品采取更严格的监管。

有人形象地将这种行为称为社会运行的“润滑油”，而它其实更像是“腐蚀剂”。像任何商品一样，成本的增加必然会导致效率的降低。当这样的社会交易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它就会严重腐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失灵的恐怕不只是价格调节，还有国家的竞争力。▲（作者是本报英文版编辑。）

吴怀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