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朵先生”到了上海

吴　然

1928年，16岁的聂耳，在昆明秘密加入了共青团。他以极大的热情参加革命活动，结果上了“黑名单”，随时有被捕的危险。1930年7月10日，他只好离开昆明，经越南、香港到上海，在“云丰”商号申庄当店员。狭窄的弄堂，高高矮矮的破旧房屋，一间挤挨着一间，被人戏称为“接吻楼”、“牵手房”。从窄窗里伸出的竹竿上，挂满晾晒的衣物。屋顶阁楼的老虎窗，没有虎视眈眈的威风，被沉闷的天空压着，倒有些睡眼惺忪的样子。弄堂的嘈杂肮脏。就不用说了，又是酷暑盛夏，阴沟里的积水，垃圾的腐臭，蚊子、臭虫的叮咬，使聂耳受尽了“洋罪”，也开始了他在上海大都市载入史册的岁月。

店员没当多久，聂耳就失业了。

亲朋好友都劝他回云南去。他在黄浦江边徘徊着。“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回去的可能。”他说，“为思想，为理智，为感情，为饭碗，为拉小提琴，为身体……着实想不出一条头头顾及(昆明话，意为各方面都照顾到)的路来。”他徘徊着。最近他身体不大好，头总是疼。他徘徊着。黄浦江，水色嫩黄，轮船鸣笛而过。他终于下了决心：“回云南当然不能想，这便是今天的一点结果。”

所谓“结果”，本是想找朋友帮忙去南京考军校，谁知这时命运之神向他招手了!他3月27日下的决心，28日的《申报》上就刊登了上海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即黎锦晖先生创办的“明月歌剧社”)的招生启事。这启事似乎就是为他而登的，他立即报了名，并且考取了!主考是黎锦晖先生，黎先生曾回忆说：聂耳身体相当健康，精神振作，常识丰富……“立时决定录取，其时名字‘紫艺。‘聂耳是后来改的。”

聂耳名字的由来当然很有趣。他从小“耳性”就好，什么声音一过他的耳朵，他即时就能模仿；各地的方言，随口就来。特别是学女孩子说话、嬉笑、走路，那些女孩子常常被他逗得一脸羞红。他的两只耳朵又可以一前一后地动，他的表演，总伴着一片笑声。朋友们给他取了个“耳朵先生”的绰号，他觉得蛮不错：“哦，那我就有四个耳朵了。”他在自用便笺上印了“耳耳耳耳”四个字，后来干脆改名叫聂耳。

1931年4月，聂耳把冬衣送进了当铺，兴高采烈地说：“生活终于改换了，简直和以前两样了。”

当然是两样了!这是影艺界，娱乐圈!名震全国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一说‘四大天王为王人美、胡笳、黎莉莉、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就在这里!“四大天王”演出的名曲、名舞《三蝴蝶》、《葡萄仙子》等，流传到昆明时，聂耳就演奏过，现在居然和“四大天王”们朝夕相处，一同歌唱，这真是太奇特，太不可思议了!出入“明月”的，还有蔡楚生、孙瑜、郑千里、卜万苍、赵丹、周旋、阮玲玉等等上海滩影艺界的名流。随后，他又认识了田汉、夏衍、阳翰笙这些前辈大家。

聂耳请王人美的三哥王人艺，当他的小提琴老师。这位比聂耳还小几个月的“小老师”，教学十分严厉，使聂耳自己都觉得“violin(小提琴)的进步不能不算为神速了”。不久，王人艺去了北京，行前把聂耳介绍给普鲁什卡。王人艺返回上海时，普鲁什卡用英语对他说：“聂君进步非常快。”

“小毛头”与《卖报歌》

1933年，聂耳进了联华影业公司，先后担任场记、剧务、配乐以及联华一厂俱乐部执行委员兼秘书。公司规定，所有职员要随时在公司拍摄的影片中，临时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聂耳就曾在《小玩意》、《城市之夜》、《体育皇后》、《母性之光》等影片中，成功地扮演了“卖油炸臭豆腐的小商贩”、“乐手”、“会场医生”、“黑人矿工”等角色。这些影片在昆明放映时，因有聂耳入镜，“为云南艺术界增光不少”，观众十分踊跃。

但是。聂耳更注重电影音乐，认为“音乐在电影上应当居于重要地位”。

这期间，他开始了音乐创作。这一年有两首歌：一首是电影《女性之光》的插曲《开矿歌》，由田汉作词，这是聂耳创作的第一首电影歌曲，也是和田汉的第一次合作；二是为报童“小毛头”创作了流传得非常广的儿童歌曲《卖报歌》。

当年和聂耳同在文艺界的一些友人回忆说，《卖报歌》是聂耳根据一个卖报小姑娘的真实故事创作的。

这是上海的一个冬天，斜风细雨带着逼人的寒气，浸漫在大街小巷。

一天傍晚，雨停了，风还是很紧。聂耳约友人周伯勋去霞飞路散步。聂耳一边走，一边对周伯勋说，他看见一个卖报的小姑娘，叫“小毛头”，她把报纸的名字串起来，喊得又顺口又好听。“卖报纸叫卖简直像唱歌一样!你信不信，跟我再去听听!”聂耳说得眉飞色舞的，不由得周伯勋不信。

他们从霞飞路的金神父路(瑞金二路)附近，走到吕班路(重庆南路)口，一辆有轨电车哐当哐当驰过后，聂耳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小毛头，她在那里跑来跑去卖报纸。“看，就是她!”聂耳兴奋起来，拉着周伯勋就跑过去……

看上去，小毛头不过十来岁，“穿着褪色的小花布上衣，深色的布裤子，衣服上虽然有补丁，却洗得清洁。长头发梳了两个小辫，背了一个大厚布袋子，里面放着报纸，另有一个小袋袋是放钱的”。他们当时看到的“小毛头”的样子，就是后来舞台上的报童“小毛头”的原型。周伯勋记得，小毛头叫卖报纸的声音清亮，《申报》、《新闻报》、《明星日报》……这些报纸的报名叫得很有顺序，还说明几个铜板可以买几份报，真像唱歌一样地在叫卖。聂耳和周伯勋向小毛头买报时，了解了她的身世：小毛头7岁时，爸爸不幸生病死了，为了活命，妈妈带着一家人，从苏州逃难到上海，先是在闸北，后来又搬到吕班路顾家巷。妈妈找不到工作，就靠她早晚卖报挣点钱养家。她最怕下雨天，生意不好，卖不了多少报，那家里就要挨饿了……

聂耳和小毛头混熟了，小毛头叫他“聂子”，他帮小毛头卖报，决心为小毛头作一首歌。

过了几天，他又把歌词作家安娥(田汉夫人)请来看小毛头卖报。很快，安娥的歌词写好了，聂耳的曲子也谱好了。聂耳带着谱写好的歌曲找到一边走、一边叫卖的小毛头，把歌轻声地唱给她听。小毛头高兴极了，要聂耳教她唱。唱着唱着，她静下来想了想说：“如果把‘几个铜板能买几份报的话也唱出来，我卖报时就可以唱这个歌儿了。”聂耳称赞她改得好，回头和安娥商量，安娥就照小毛头的话，把词改为“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1934年，聂耳担任导演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公演时，他特地请小毛头扮演剧中的报童，并在过场戏中唱了这首歌。从此街头巷尾就唱开了报童们的《卖报歌》，并很快传遍全国——

啦啦啦!啦啦啦!

我是卖报的小行家，

不等天明去等派报，

一面走，一面叫，

今天的新闻真正好，

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啦啦啦!啦啦啦!

我是卖报的小行家，

大风大雨里满街跑，

走不好，滑一跤，

满身的泥水惹人笑，

饥饿寒冷只有我知道。

啦啦啦!啦啦啦!

我是卖报的小行家，

耐饥耐寒地满街跑，

吃不饱，睡不好，

痛苦的生活向谁告，

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

《卖报歌》既表现了报童内心的凄苦，又表现了他们在艰苦环境中积极乐观的精神，以及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心情，给人一种可爱的美丽的感动。

传唱不衰的《卖报歌》，也把聂耳那颗永远的童心，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爱孩子，在同伴们的眼里，他就是一个大孩子，一个“孩子王”。

曾经和聂耳共过事的夏衍，一直记得“聂耳像一个天真的孩子”。

这一年，由田汉、赵铭彝介绍，夏衍督誓，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国歌的诞生

1934年11月底，聂耳为电影《飞花村》谱写的主题歌及插曲，因在美商唱片公司灌制唱片，受百代老板责难，便有点抑郁地离开了百代公司。

这时，联华影业公司正唱着《大路歌》欢迎他。

这首《大路歌》，是聂耳为联华拍摄的《大路》写的主题歌，1935年元旦影片首映，观众反响热烈，各地来索要《大路歌》歌谱的函件，雪片般飞来，联华成员更是几乎人人都唱《大路歌》：

大家一齐流血汗!

嗬嗬咳!

为了活命，

哪管日晒筋骨酸。

……

大家努力!一齐向前!

压平路上的崎岖，

辗碎前面的艰难!

……

大家努力!一齐作战!

背起重担朝前走，

自由大路快筑完……

新年伊始，在歌声中，聂耳以“开路先锋”的姿态，上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之职。

这时的聂耳，已经从多次的迷茫、困惑和沮丧中彻底地挣扎出来，鼓起了一往直前的勇气与信心。从1934年8月开始，经后来创作了《游击队员之歌》的友人贺绿汀介绍，聂耳一直坚持跟国立音专的俄籍教授阿萨柯夫学习钢琴和作曲理论。

忙，还是忙，繁杂的事情堆在他的面前。

他要参加演出，指挥乐队、做音乐效果、剧务，等等，等等。2月1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以“上海舞台协会”的名义，在北京路贵州路口的金城大戏院举办大型公演，演出两大名剧：《水银灯下》和《回春之曲》，当天《申报》登出的广告说：集上海舞台银幕的人才于一堂!这些人才中，《回春之曲》的作曲者聂耳自然是其中之一。同时还预告了阮玲玉主演的《新女性》举行献映典礼。《新女性》的主题歌为聂耳所作。令聂耳震惊的是，阮玲玉，这位主演了《新女性》悲剧主角的明星，最终也像受尽欺凌侮辱的《新女性》女主人公一样自杀了。现实社会的残酷，给聂耳极大的刺激，他在日记里沉痛地写道：“《静夜》应该成为纪念她的曲子了。”

在繁忙的事务中，聂耳明白，他第一位要做的，还是音乐。正如歌里唱的：“我们好比上火线，没有退后只向前!大家努力!一齐作战!”

这一年的上半年，短短的1月至5月，他就为话剧、电影，创作了10首歌，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

关于《义勇军进行曲》，也就是国歌的诞生，有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这部影片的插曲《铁蹄下的歌女》，也是聂耳作曲的。这是两支风格完全不同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雄健昂扬，《铁蹄下的歌女》则是聂耳平生第一支抒情曲子，曲调凄婉，如泣如诉。一个作曲者的两种不同风格的曲子，同时出现在一部电影里，说明聂耳的创作已经到了高远的音乐境界。

当时，田汉写完《风云儿女》的初稿，就被捕入狱了。夏衍把本子接过来，改成了电影台本，准备交给导演许幸之。几天之后，聂耳见到夏衍，对夏衍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听说《风云儿女》的结尾有一个主题歌?”夏衍把电影台本递给聂耳。这个剧本的故事，聂耳是知道的，他接过本子就找最后一页的那首歌。聂耳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不等夏衍开口，聂耳已经一把握住夏衍的手了，“我干，交给我!”紧握着夏衍的手，他重复了一遍，“田先生也会同意的。”夏衍一直记得，记得聂耳眼里燃烧着青春的光焰，记得他那“抢工作”的倔强的劲头。

狱中的“田先生”田汉，果然同意了。在当时，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一些音乐界的朋友，还是有点想不通。在他们看来，以“田老大”在文艺界的地位和影响，他完全可以找一位比聂耳更有经验、更有名气的作曲家合作。但是，田汉选中了聂耳。是的，聂耳的音乐修养、技巧在当时一些人看来还不圆熟，作品旋律有的还显得简单，甚至粗糙。但是，他作品中的那种青春的力，那种饱满的、丰沛的生命的力，创造的力，号召的力，以及宏阔的气度与凌厉的气势，别的作曲家有吗?田汉明白聂耳的优势，“聂耳的明快刚健、豪迈慷慨的旋律是别的作曲家难以企及的”。他们多次合作，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聂耳为他的作品已经谱曲13首之多。他知道，聂耳在作品里，正尽量借鉴西洋音乐，也勤奋地学习传统。田汉要的就是这个。他以与众不同的大家风范，喜欢这块璞玉，爱惜这位天才忠勇的艺术斗士。一种流淌于内心的情感和默契，促成了两位天才超乎寻常的合作!

据说歌词是田汉写在一张香烟锡箔纸的衬纸上，从狱中传出来的。田汉自己回忆说：“《义勇军进行曲》这支歌是作为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节，紧附在第十五节后面的。但据孙师毅兄说：这支歌不写在故事里面，而是写在另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的，衬纸被茶叶水濡湿，字迹模糊，他们从衬纸上一字一字抄下来的。但关于这些，我的记忆跟字迹一样模糊了。”记忆的模糊，增添了传奇的色彩。当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首歌词存在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原歌词是：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前进，前进，前进!

聂耳得到歌词，立即被歌词中高度概括的中华民族高昂奋勇的民族精神所打动。田汉被捕后。聂耳的处境也十分危险，他正在安排出国，一以避难，一以深造。在他租住的小阁楼里，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琢磨、酝酿。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弹钢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房东老太太以为这小伙子疯了，跑上楼来大骂他一顿。他只好不停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不过我没疯，没疯……”

一天清晨，整夜赶拍《风云儿女》的许幸之刚睡下，随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聂耳举着乐谱叫着：“好啦!老兄，《义勇军进行曲》谱好啦!”他跨进门，拍着桌子就唱起来。曲调激昂、振奋，仿佛催人跨着矫健的步伐奋勇前进。许幸之被深深地感动了。接着聂耳诚恳地征求许幸之的意见。许幸之提出将“敌人的飞机大炮”改为“敌人的炮火”，聂耳和他一起研究，并着手修改……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当局要逮捕聂耳的消息。4月15日，聂耳带上《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初稿，在汇山码头匆匆登上“长崎丸”号轮船，经长崎、神户、大阪，于18日抵达东京。5月初聂耳将《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定稿寄回到上海，直接进入《风云儿女》摄影棚，王人美、金焰、袁牧之、许幸之、孙师毅等演职员，同声高唱——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化为了不朽的音乐形象，冲天而起，激荡寰宇!

《义勇军进行曲》成为聂耳标志性的作品，也是他短暂生命的永远的绝唱。他对歌词的天才的音乐处理，完全印证了田汉对他的信任。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后来，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