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撼地　浩气贯虹

李金坤　李　莹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国殇》)

《国殇》是《九歌》中的一篇。《九歌》原是传说中的古曲名称,屈原在此基础上吸收楚地民间的神话故事,并利用民间祭歌的形式改编加工成一组风格清新优美的抒情组诗,共11篇,除最后一篇《礼魂》是送神曲外,其余各篇均以祭歌的形式歌颂某神,如《东皇太一》写天之尊神,《云中君》写云神,《湘君》与《湘夫人》写湘水配偶神,《河伯》写河神,《山鬼》写山神,《大司命》写主寿命的神,《少司命》写主子嗣的神,《东君》写太阳神,所有这些都是祭祀天神地祇者,而唯独《国殇》,所祭乃是人鬼,风格独特,别具异采。所谓“国殇”,是指为保卫国土而战死的英勇将士。戴震云:“殇之义二:男女未冠(二十岁)笄(十五岁)而死者,谓之殇。殇之言伤也。国殇,死国事,则所以别于二者之殇也。歌此以吊之,通篇直赋其事。”(《屈原赋注》)要之,《国殇》是一首追悼为国捐躯将士的挽歌。全诗在祭祀过程中由男女巫觋装扮演唱,气势宏大而悲壮。作者饱含深情,以铺张扬厉之笔描绘了楚军将士不畏强敌、英勇拼杀的悲壮场面,热情颂扬他们刚毅勇决、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与爱国精神,深切表达了诗人对阵亡将士的沉痛哀悼与由衷的崇敬之情,千百年来,一直具有强大的鼓舞作用与教育意义。

楚国历史悠久,是周代的一个属国,所谓“以属诸夏”。他们在南国的长江流域艰苦卓绝地繁衍生息和持续发展,他们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和团结御敌的精神,英勇善战,不怕牺牲,最终蔚为大国,成为堪与秦国对峙的战国七雄之一。然而,到了楚怀王、楚襄王时期,由于楚王内惑于郑袖等奸佞小人,外欺于张仪等游说家,排挤打击屈原等忠厚义士,无端背弃联齐抗秦的联盟主张,因此,楚国军队的战斗力日益衰退,版图日削。《史记•楚世家》载:“(怀王)十七年,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大将屈匄,遂取汉中郡。楚悉国兵复袭秦,大败于蓝田。韩、魏闻楚困,袭楚至郢,楚引兵归。”“二十八年,秦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取重丘”。“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败楚军。死者二万(《六国年表》作三万),杀楚将景缺”。此类记载,史籍尚多所可见。屈原生活于楚怀王、楚襄王时代,楚与秦等国多战而败的惨痛史实,于诗人自是历历在目而痛心万分。由于史料记载缺乏,诗人所作《国殇》,究竟是对哪一场战争中阵亡将士的追悼与歌颂,我们现在已无从确考。但《国殇》本身鲜活的文字告诉我们,楚国将士们英勇顽强的抵抗与拼杀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们却是“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他们奋不顾身的战斗精神,弃身锋刃端的英勇气概,则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可歌可泣,彪炳千秋。由此,我们可以将《国殇》当做是屈原对楚国将士与敌军历次战争的典型概括,颇具积极的代表意义。

《国殇》全诗由十八句组成,每句均为中间带“兮”字的七言句,句式整齐,声韵铿锵,笔力雄浑,悲壮淋漓。诗人以史诗般的笔触,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楚国将士们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奋勇杀敌、洒血疆场的壮烈画面。既有对楚军之惨败、将士之牺牲的沉痛哀悼,又有对将士们舍生忘死、为国捐躯爱国精神的尽情歌颂。它既是一首悲壮慷慨的烈士祭歌,又是一曲浩气贯虹的英雄赞歌。其中,也寄寓着屈原崇高、伟大而深挚的爱国主义精神。

全诗可分为两大层次,第一层次,由开头至“严杀尽兮弃原野”,主要以白描手法,直接铺叙紧张、激烈而悲壮的金戈铁马、拼死鏖战的战斗场面。诗人以一系列极其鲜明的名词“吴戈”、“犀甲”、“车”、“短兵”、“蔽日”之“旌”、“若云”之“敌”等构成了一幅火药味极浓的战场立体透视图。同时,诗人又采用一系列动词“操”、“被”、“错毂”、“接”等,使整个画面呈现出激烈战斗的动态情景。这就是开头四句“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所强烈渲染出来的战争形势图景。在这幅图景上,我们清楚地看到,楚国将士虽然佩带着“吴戈”与“犀甲”等这些精良的武器装备,在战车交驰、短兵相接的战斗中,他们也都表现得异常奋勇当先,置纷纷飞射如雨的利箭于不顾,但面对着旌旗蔽日、敌众如云的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严酷军事形势,其战争的悲壮与惨烈也就不言而喻地显现于字里行间了。紧接着,诗人以极其集中的笔墨生动细致地刻画了楚军将士与敌人的白热化战斗的悲壮场景。敌人如黑云压城,来势凶猛,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凌”、“躐”二字,极写敌人的凶残与横暴行径。楚军的队伍被无情地冲散了,而战车战马也都遭到了惨重的毁坏与伤亡。然而,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楚军的主帅们则毅然埋牢车轮,系住战车,以防惊马翻车,便于有效指挥,“援玉枹兮击鸣鼓”,激励士气,以求破釜沉舟、决一死战。这简直是一场面对面的凄惨无比的肉搏之战!如此惨烈的激战场面,连天地都震惊了,感怒了,真所谓“惊天地泣鬼神”是也。最后“严杀尽兮弃原野”一句,犹如一幅摇转的广镜头,将楚国全军将士壮烈牺牲、横尸遍野的悲惨情景凸现了出来。令人不禁顿生悲凄之意,深表敬悼之情。这场战争,楚国虽以惨败而告终,是一个悲剧结局,但读者并不因此而感到悲哀沮丧,而是对阵亡将士表示高度的崇敬仰慕之情。诗人集中笔力深刻揭示了楚军将士顽强的战斗意志和豪迈的英雄气概,其着力点不在渲染战争的恐惧情绪与失败的悲哀之情。读者面对悲惨的战争场面与凄惨的失败悲剧,从阵亡壮士们身上仍然感受到他们那种虽死犹荣、精神不朽的悲壮美与崇高美。第二层由“出不入兮往不反”到结尾,共八句,诗人以抒情、议论的笔调,着力描绘出为国捐躯将士们的精神世界,“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在这四句中诗人追忆楚国将士们初征时的一去不返的战争心态与至死不屈的爱国壮志。“出不入兮往不反”二句,与荆轲《易水歌》高唱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句,皆为以身许国、振聋发聩的豪言壮语,可谓异曲同工,震撼人心。“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此谓阵亡的楚国将士们死后仍然带着吴剑与秦弓,他们至死不忘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最后四句,诗人以极其崇敬的心情,高度赞扬楚国阵亡将士们勇武刚强、凛然无欺的顽强斗志,由衷称颂他们死为“鬼雄”、永垂不朽的爱国精神。至此,诗人已将楚国人民与生俱来的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坚贞的民族气节淋漓尽致地彰显了出来。全诗以“鬼雄”二字作结,掷地有声,震撼千古,充分表达了诗人对楚国阵亡将士们的最为虔诚的崇仰之情。诗人的追悼之怀,歌颂之情,至此已臻极至。

《国殇》将楚国阵亡将士的战争场面描写得如此悲壮激烈,惊心动魄;将他们的爱国精神刻画得如此义薄云天,浩气长存,从而成功地创作了这首将对阵亡将士的赞颂与祭悼完美结合的壮丽诗篇,其主要还在于诗人成功地运用了独特的艺术创作手法。概而言之,特色有三:

第一,描写手法灵活,结构明晰完整。

《国殇》前部分十句,主要以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的对比角度,铺陈描写战争的激烈与悲壮的画面。其中,巧妙地穿插了明、暗交错的描写方法。例如,敌军进攻的凶猛气势,以“旌蔽日兮敌若云”的两个比喻来暗写。又以楚军战马伤亡,车轮陷地等加以衬托。楚军的装备,主帅击鼓,士卒争先等则是明写,正面歌颂楚军将士奋勇当先的英雄气概。最后“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两句,则为暗写,以天神惊怒、将士尽亡来凸显战争的激烈与残酷现实。在具体战争场面的描写中,既有士卒的奋勇当先,又有主帅的顽强指挥;既有“短兵接”的小规模冲杀,又有“敌若云”的大军压境;既有近景的叙述,又有远景的展示;既有“旌蔽日兮敌若云”的鸟瞰式大场景扫描,又有“操吴戈兮被犀甲”的细部特写镜头之聚焦。写得波澜壮阔,层次分明,犹如电影“蒙太奇”的艺术手法,不断变换战争场面,给人以紧张激烈、荡气回肠之感。《国殇》后部分八句,由前面的叙事转而直接抒情与议论,表达诗人对楚国阵亡将士视死如归之爱国精神的高度赞美之情与沉痛追悼之怀。如果说前部分战争场面的描写是感性的,动态的,那么,后部分精神世界的刻画则是理性的,静态的。而这两部分之间,其思想逻辑结构又是甚为严整完密的,前部分战争场面描写与后部分精神世界刻画恰好构成因果关系。诗人对楚国阵亡将士们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气贯长虹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热情歌颂,是建立在前部分楚国将士们奋不顾身的顽强战斗场面的描写基础之上的。前面的叙事是因,后面的抒情与议论则是果,前因后果,文脉清晰。戴震《屈原赋注》论析《国殇》诗之结构,“(前十句)此章言其战”,“言其阵亡”;(后八句)“此章闵其情,壮其志”。十分明确地指出了此诗叙事与抒情、议论相结合的艺术特征。层层写来,自成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