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里侗族生育文化的人类学思考

李钰靖

摘 要:我国不同地域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孕育了各民族多元共生的文化形态,也孕育了不同的生育文化。这些生育文化对中华民族的人口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我国贵州省从江县占里侗族关注生命的发展,将人、自然、社会置于和谐共生的文化圈内,将其朴素的自然观内化于本族成员的生育文化自觉,并保持着自身的动态平衡,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生育文化。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思路,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即通过将外显的人口控制政策内化为人们的文化自觉,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生育文化;生命教育;和谐发展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5—0145—03

“中国计划生育第一村”——占里是位于我国贵州从江县大山深处的一个侗族村落,它从1952年到2000年的48年间创下了人口增长几近为零的生育奇迹。①这一生育奇迹与其独特的生育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了30多年后,人口问题依然是影响中国现代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占里侗族生育文化内涵与价值的深刻揭示和解读,将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一、占里侗族的生育文化解析

波普诺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不同的,因为它们要适应特定的环境条件。”②占里侗族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促发着与之相适应的生活与生产方式,进而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其他地域的文化形态,其生育文化尤为突出。

1.寨规中有关生育的规定

寨规是规约占里人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它由村民一起制定,对村民具有较强的约束力。早在我国大规模推进计划生育政策之前,占里人就已从历史变迁中意识到控制人口数量的重要性,并将其明确写入寨规。最早提出控制人口数量的是生活在清朝中期的一位学识渊博、受人敬重的寨老。他根据占里的实际情况立下寨规:按占里的土地和产量计算,全寨不能超过160户,人口总数亦不能超过700人;男不外娶,女不外嫁,实行“寨内兜外”的婚姻缔结制度,女方婚后不落夫家;每对夫妇最多只能生育两个孩子,有50担稻谷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有30担稻谷的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这些主张经全寨人的讨论同意,以整个侗寨血酒盟誓的方式予以坚决执行,永不翻悔。对于违规的村民,轻者其饲养的牲畜可以强行被杀掉烹煮给全寨人吃,以谢其罪;重者则被逐出寨门或由其亲属处以重罚。随着人均占有耕地的相对均衡,由另一位寨老主持修改了原有的寨规,依据新的寨规,所有夫妇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

2.男女平等的财产继承制度

在占里,男孩和女孩拥有平等的继承权。依据习惯法,男女根据分工分别都有继承权,一般是女孩占麻地,男孩占田塘。麻地即棉地,田塘即稻田和鱼塘。除此而外,女孩还可以继承布匹、金银首饰、缝纫工具等,少数女孩还有陪嫁的“姑娘田”。男孩继承房子、房基、畜禽、菜园、家具等。对于女孩多的家庭,财产实行平均分配;但男孩多的家庭长子则具有优先继承权。这一规定主要用于平衡男女性别比例,以防有些家庭由于多生孩子造成经济困难所带来的一些男子终身不娶、女子终身不嫁的情况。总体而言,这种男女平等略有倾斜的财产继承制度,有效地控制了人口数量,并对平衡男女性别比例起到了积极作用。

3.“亲从嗣名”的命名制度

不同于汉族的父子联名制,占里侗族实行亲从嗣名制。这种命名制度以每个家庭新生的第一个孩子(不论男女)的名字为准,从而使其父辈、祖辈的名字也相应发生变化,即以辈分和孩子的名字覆盖原来的名字,成为“朴某”、“奶某”或是“公某”、“哈某”,即“某之父”、“某之母”、“某之爷”、“某之奶”之意。这种命名制度本身没有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之意,对家庭所生子女的性别也没有特别的偏好或歧视。

4.控制性别的药物支持

占里侗族在人口结构上,绝大多数家庭都是一儿一女,三胎以上的很少见到。这种家庭构成,据说是得益于一整套完备的药物和手术治疗方法,能够有效控制人口数量并保持性别均衡。占里侗族使用的自制草药中,有避孕药、绝育药,还有一种可以调节婴儿性别的植物药,占里人称之为“换花草”。这些药物从避孕到孩子的性别选择、从人工流产到产后的调理等,十分系统和完善。

综上所述,占里侗族独特的生育文化正是在传统生育习俗和制度保障中得以代代沿袭。到今天,占里侗族生育文化的本质和价值取向对人类的发展依然具有重大意义,它是对生命的思考,是对生命教育的关注,也是对人类社会和谐的美好期盼。

二、对占里侗族生育文化的人类学思考

占里侗族独特的生育文化,是用最朴素的自然观将教育的空间与更大的时空背景相连,并成功地拓展到生命的孕育、诞生和成长过程。占里人对个体生命发展与他人和谐的关注,是践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理念的最好例证。

1.占里侗族生育文化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自然资源是维系区域内各民族成员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个人及族群最为基本的生存之道。费孝通先生曾深刻地指出:原始土著文化具有“一种在自然环境中发展出来的原生态文化的特性”,对于土著居民而言,“他们的直觉和非理性化的思维特征使他们能直接感悟到大自然的许多规律”。③占里侗族的先民正是在生活与生产中体味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积累了丰厚的生存智慧,并透过其生育文化,告诫子孙后代“人与自然”要和谐融通。

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King为代表的麦多斯学派就提出,如果人口的数量规模在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容量之内④,那么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可能的。占里寨规中所确定的全寨不能超过160户、人口总数不能超过700人的规定就属于该时空范围内可承载的人口容量。由此可见,占里人对人类自身的繁衍和自然环境的保护之间彼此制约的发展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并形成了崇拜和敬畏大自然的朴素自然观。他们将大自然的万物视为一种神秘而不可侵犯的力量,认为大至山川日月,小至鱼虫花草都有神灵依附,自然与神灵相互作用决定着人的处境。这种“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念和情感依托衍生出占里人日常生活与生产活动中的诸多习俗、禁忌,对保护自然环境有着重要的作用。正是立足于对自然的敬畏与珍惜,占里人以“山河为主人为客”这一寨训竭力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将人口数量严格控制在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容量之内,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从而获得生存繁衍的权利和发展富足的机会。

2.占里侗族生育文化体现人与人的和谐

在占里的口传史和祖训中,有一些关于人口增多引发人与人之间冲突和战争的重要内容。几百年前,占里的祖先曾因人口急速膨胀、资源匮乏所导致的冲突和战争而几度迁徙,这种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日子深深烙在占里人的记忆中。他们开始对控制人口数量和促进人与人和谐之间的关系进行理智而深刻的思考,并最终形成了控制生育的理念。这种理念带给占里人举世瞩目的成绩,有效地促进了占里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相对富裕,进而为人与人和谐相处奠定了物质基础。

此外,占里人在公共事务上拥有平等的话语权,他们共同讨论决定寨内事务,并“弑血为盟”,形成内隐于心的自律行为。占里人豁达、宽容、守信、诚挚等民族性格已升华为普遍的人际交往准则。寨内的各兜以结亲的方式构成庞大的社会网络。这些均使得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和睦稳固,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3.占里侗族生育文化体现人与社会的和谐

人类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人口,在理论上都有一个最优的人口数量。占里人因历史条件的限制,虽然没有从更深的层次来考虑在数量、质量、分布、构成等方面同物质资料生产条件相匹配的最优结合的人口数量,但是,他们早已意识到构建人与社会和谐要以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财富为基础。占里人以“船”的理论来解释“人与社会”的关系。他们把自己居住的村庄看做一条船,是一个流动的居点;把村里的人口视为船上的载客和舵手;将村庄的房子等自然物质比喻为船身,土地、森林比喻为流水。“船”要不断前行,村寨才不断兴旺。而“船”前行的条件就是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其内涵就是“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协调发展。通过“船”的理论,占里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独特的生育价值观得到了发展。人们遵纪守法,具有高度的社会自觉,道德力量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定的社会秩序成为占里这个侗族村寨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根本保障。

综上所述,占里侗族生育文化的价值在于它将人、自然、社会置于和谐共生的文化圈内,并保持着自身的动态平衡。其核心要义是关注生命的发展,其本质是一种与生命相关的教育。

三、占里侗族生育文化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我们可以从占里这一个案的解析中得到启发,借鉴其生育理念的精髓,探索出一条构建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思路,即处理好制度与文化、有限与无限、封闭与开放三对关系。

1.处理好制度与文化的关系是改变中国人口问题现状、促进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

中国人口问题的症结不在于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缺陷,而在于我们没能将这种外显的政策内化为人们对生命发展的思考,内化为一种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自觉。占里人将对生命平衡发展的关注植入人们的潜意识,透视生命的繁衍生息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制衡关系,引导人们形成高度自觉的生育价值观。这些生育文化的精髓我们应予以借鉴、汲取和融合,将计划生育的政策外壳转化为一种自我约束的内动力,规范生育行为。为实现这一目标,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我国应大力推动生育文化学的传播和普及。这不仅能为优秀的区域生育文化传播到其他地区开辟渠道,促进不同地域间生育文化的接触、撞击和融合,还将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以新型生育文化为核心的新风俗、新道德的形成,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二是要建立灵活融通、适应新形势的人口控制政策来引导人们观念的转变。我们应该看到,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在有效降低人口出生率的同时,也给家庭的稳定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对人口控制政策做出及时调整,才能正确引导人们的价值导向,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2.要平衡资源有限性与人类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强化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并对其智慧利用

一方面,自然资源是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源泉,不能用单向度和简单化的思维对其为所欲为。虽然我国自然资源的绝对数量多,但人均占有量少,质量不高,且破坏和浪费严重。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自然资源的供需矛盾越发凸显。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均衡性主要表现在一定时间内利用能力的有限性、一定空间内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可利用“量”的有限性。因此,破坏性地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不仅降低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性,而且直接导致部分资源的耗竭,生态环境的再生能力也随之衰退。目前,全球化的温室效应、大面积的海洋污染、湿地枯竭等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一直在给人们敲响警钟。另一方面,我们在意识到人类不是自然的主宰、懂得敬畏自然的同时,还要善于智慧地利用自然。只有限制人口的快速增长,合理利用资源,才能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和谐发展。

3.保留内生文化,理性处理开放与封闭的关系

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的时空观念,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地球村”成为网络世界的真实写照。这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开放的外部环境,成为促进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资源。然而,在我国全面对外开放、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不断遭遇到外来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冲击,这使得许多内生于中国的本土文化和价值取向受到质疑或颠覆。占里在接受现代化影响的同时,很好地保留了本民族的草根文化,其独特的生育文化仍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通过对这种内生文化的保留和发展,形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终于斯的情结,强化了民族成员根的意识。正是这种共同的民族认同感,构成了社会和谐发展的心理基础。

注释

①从1952年有准确的人口统计开始至2000年48年间,占里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几近为零。据记载,1952年占里村共有156户人家,人口总数为729人。到2000年人口普查时,占里户数为154户,人口总数为739人。此数据资料源于从江县高增乡办公室。

②[美]波普诺:《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6页。

③费孝通、方李莉:《关于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对话》,《民族艺术》2001年第1期。

④即从生态学、资源或环境等角度通过引申一系列指标来确定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资源能够维持生存的人口数量。

参考文献

[1]陈牧.从依生走向共生——生态视阈中的侗族和谐文化[D].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007.

[2]敖曼.计划生育“天下第一村”——探析占里侗寨数百年人口、社会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原因[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7.

[3]沈洁.社会结构与人口发展——基于侗族村寨占里的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7.

[4]刘宗碧.从江占里侗族生育习俗的文化价值理念及其与汉族的比较[J].贵州民族研究,2006,(1).

[5]姚丽娟,石开忠.侗族地区的社会变迁[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6]余达忠.侗族生育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7]从江县志编委会.从江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

[8]杨军昌.侗寨占里长期实行计划生育的绩效与启示[J].中国人口科学,2001,(4).

[9]张诗亚.西南民族教育文化溯源[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

[10]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随 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