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贾艳艳

摘 要: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关键词:个人;整体;英雄;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5—0236—05

“新时期”文学中,“英雄”叙事与悲剧性题材的结合具有特别的意味。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关于“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得不面对着多重的尴尬与困难:首先是传统英雄人格与“新时期”不断增长的个体化“自我”诉求之间的冲突。在此基础上,由于悲剧性英雄是对面向“失败”、与现实产生某种“分裂”的英雄的价值建构,英雄个人的悲剧就容易被指认为集体压抑甚至牺牲个体的结果。为了抵消集体压抑个体的性质,叙事总是不得不刻意加强主体人格中的集体性、整体感,然而悲剧性的命运和结局又使其更加凸显出“历史主体的失败”的尴尬含义。于是,叙事需要通过各种策略转移和抹平主体与现实/历史之间的分裂感,文本却又因此陷入叙事逻辑的矛盾。比起“新时期”文学中大量的被动、弱小的“受害者”和走向最终胜利的正剧英雄,“英雄悲剧”的创作实践在个人与整体之间的重构与探寻无疑更为艰难,也更深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隐隐预示了当代文学叙事由“英雄”走向“反英雄”的结构性变迁。

一

英雄主义曾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个长期占据着核心地位的主题。从“十七年”到“文革”,英雄人格的塑造经历了一个愈来愈绝对的中心化、概念化和神化的历程。“英雄性是指个体为群体而行动时所显示出的超乎寻常的能力、勇气、毅力、胆识。英雄性中主体动机是义务、责任,目的是‘为他、为群体。这种以‘为他为目的行为所显示出的超人的能力、意志和生命能量叫英雄性。”①普通意义上的“英雄”,涵盖着这样两层基本的涵义:(一)其行为应显示出超乎于常人的能力、意志和生命能量;(二)其自我欲求的目标应具有一定的“为他”性、集体性。正如崇高的不一定是悲剧的一样,英雄性的也不一定是悲剧的。与英雄性对应,“崇高”也被美学家们赋予了两种基本涵义:超常感和伟大感。前者指向自然界与人的力量的极端性与超常性,它以主体和客体的分裂为前提,如康德认为,崇高的力量在于“把心灵的力量提高到超出其日常的平庸,并让我们心中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抵抗能力显露出来,它使我们有勇气能力与自然界的这种表面的万能相较量”②。后者则指向道德的高尚,如最早把“崇高”明确纳入美学范畴的郎吉弩斯就认为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③,“它一开始就在我们的灵魂种植有一种所向无敌的,对于一切伟大事物、一切比我们自己更神圣的事物的热爱”④;美学家列•斯托洛维奇也认为“‘崇高一词本身表明的显然不仅是高耸着的东西,而且首先是令人高尚的东西”⑤。悲剧中的“英雄”与悲剧中的“崇高”相对应,要求主体在不可避免的灾难面前表现出超常的能量,这种能量乃是主体作为生命个体的人格与能量的显现,强调一般意义的“英雄”的第一层涵义。需要指出的是,个体的人格与能量本身已然包含着社会意义,“与每个人的个性发展相应的是,每个人都将变得对于自己更有价值,因而对于他人也能够更有价值。”⑥,随着个体和个体自我意识的历史确立,近代以后的西方悲剧中,悲剧英雄的行为的直接的“为他”性和道德崇高感进一步地衰落了。因而,面对必然的困境时,主体表现出的人格与生命能量的超常感而不是“为他性”的道德感,才是“悲剧英雄”和“崇高悲剧”的首要和基本的语义指向。在此基础上,悲剧英雄和悲剧中的崇高也常常包含着“为他”的道义崇高,两者并无矛盾,某种意义上,“为他”只是把个体人格和生命能量中包含的社会性的“有他”,由自在转为自觉。

1950—197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从梁生宝到高大泉的的正剧英雄形象序列,“英雄”和“崇高”的所指均强调“为他”性、集体性,它根本地覆盖了英雄个人的人格和意志。“个人”作为“主体——他者”这种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范畴中的一个概念,相对于“民族”、“国家”、“阶级”、“党”、“人民”,永远是相对于整体性主体的一个被贬抑的“他者”。“英雄”作为个体表现出的超常能量只是群体力量衍生出来的一个必然结果,甚或只是群体力量的一个象征符号,“英雄”因而成为一种“非我”、“无我”的存在。

以悲剧性形式出场的“伤痕”、“反思”文学对此前的当代英雄传统进行了一定的反拨,“个人”由空洞的能指开始被正面地“造成肉身”,大量作为受害者的普通人的形象在中国当代小说中被首次纳入叙事的中心。王晓华、谢惠敏、叶辉、卢丹枫、李红刚、白慧、娟娟、严凉、吴忡义、许茂、王老大、月兰、盘青青、邢老汉、沈存妮……“新时期”文学最初向我们提供的这些被害的“个人”形象,多是弱小、被动的,以这些并不具有多少个性“自我”内涵的人物形象,来还原和强调“个人”的存在,暗示着对人格建构提出更高要求的“英雄”叙事在与悲剧性题材结合中的难度。“为他”所代表的整体性价值意味着一种神圣的历史本质,因而只能通向最终的胜利,这种难以逾越的思维定式深刻地影响着“新时期”文学对“悲剧英雄”的塑造。如《神圣的使命》《小镇上的将军》《惊心动魄的一幕》《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小说中,英雄主人公在斗争中的受难和死亡皆像我们熟悉的革命历史小说中的英雄人物被引向必然的胜利,成为一段光彩夺目的战斗历程。如何实现“为他”的英雄范式和个体自我的人格能量之间的结合,几乎成为“新时期”文学唯一可能的僭越之途。

张一弓发表于1980年初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在这方面可称得上是作为“新时期”初期不多见的、较为成熟的英雄悲剧。小说中,面临断粮的严峻形势,作为大队书记的李铜钟与公社的“带头书记”杨文秀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当争取上级帮助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为了拯救全村人,李铜钟把自己推向绝境。他擅动公仓,挪走粮食,在死前被国家法律命名为“勾结靠山店粮站主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抢劫国家粮食的首犯”。李铜钟这种自我牺牲的殉道精神,不仅是同杨文秀所代表的“左”倾的错误路线的主动决裂,更重要的是,他敢于把自我的反抗意志和理性认知凌驾于社会规范与秩序之上,敢于面向必然遭到否定的命运而坚持自己。

乍看起来,李铜钟的形象着实与被马克思成为“哲学史上最高贵的圣者和殉道者”的普罗米修斯有几分相像,同样背负着崇高的使命,也同样表现出自我承担的非凡勇气.然而,在古希腊悲剧中,不仅悲剧主人公从自我的欲求和觉识出发,去选择和行动,而且文本对主人公行为的评判,也以人自身的生命能量为绝对尺度。悲剧英雄的行为的神圣性虽然往往来自于神谕,但诸神是人以自我来想象和塑造的,人以自我来评判神,决定人与神的关系,人的个体自我才是“万物的尺度”和衡量主体人格价值的绝对秩序。而这一绝对秩序对于《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这一“新时期”的英雄悲剧中,李铜钟的行为过程虽然充分表现出个体自我逆进的精神力量,但其“英雄”身份的确立根本上仍有赖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小说一开篇就对李铜钟作了这样的命名:“出生在逃荒路上、十岁那年就去给财主放羊的小长工,这个土改时的民兵队长、抗美援朝的志愿兵,这个复员残废军人、李家寨大队的‘瘸腿支书”。这一与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等正剧英雄相似的命名,以对当代英雄传统的继承,成为“新时期”确立英雄形象的前提。而李铜钟死后19年被平反,作为历史的再次命名,在对英雄人格的确认中更为重要。小说结尾这样写道:“记住这历史的一课吧!”田振山在心底呼喊:“战胜敌人需要付出血的代价,战胜自己的谬误也往往需要付出血的代价。活着的人们啊,争取用自己较少的代价,换取较多的智慧吧!”历史的天空不再是阴霾散尽的胜利和光明,个体的生命被记取为惨痛而沉重的代价,然而“争取用较少的代价,换取较多的智慧”的归结,却终止了问题,回归了历史整体的结论,削弱了悲剧的力量。“自我”虽开始了觉醒,但却不能成为价值评判的绝对尺度。

二

倘若没有历史的直接命名,个人如何能在失败中继续承担起英雄的使命呢?悉尼•胡克指出:“每逢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尖锐危机,必须有所行动,并且必须赶快行动的时候,对英雄的兴趣自然就更强烈了。”⑦以现实经济改革为题材的“改革文学”,表达了强烈的重建现实英雄主体的愿望,因而也必然要承接对这个“新时期”悲剧创作难题的思考:怎么把握英雄的失败和毁灭?如何在不损伤群体价值的前提下肯定失败的个人?

水运宪的《祸起萧墙》可谓是“改革文学”中一个最具悲剧意味的文本。小说中,主人公傅连山在供电运行遭遇可怕事故的危急时刻,为避免更大损失而不得已采取了触犯法律的非常措施,使自己的毁灭悲壮地成为“对封建残余的强有力的控诉”,表现出了同李铜钟一样的自我承担的精神。应当说,傅连山这一形象在“改革”文学所塑造的英雄形象中,并不十分独特,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车蓬宽(《开拓者》)、霍大道(《机电局长的一天》)、李向南(《新星》)等“改革文学”中的正剧英雄们,无一不是有着非凡的才干、强烈的责任感和意志力量的锐意改革者。只是与乔光朴们力挽狂澜的气势大相径庭,傅连山遭遇的重重阻力与困难却成为一种无法克服的障碍,使得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改革抱负而节节败退、步入绝境。这里的区别其实只在于改革阻力的范围和程度的区别。傅连山、乔光朴等英雄们的改革行为动机,与李铜钟一样,所代表的都是“绝对正义”和整体价值,改革遭遇的阻力则来自落后、保守势力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局部利益而对改革进行的阻挠和破坏。对于整体——局部的斗争来说,光明和胜利的结局自不待言,但随着阻力的范围扩大、程度加深,文本叙事结构内的由改革者及其支持者和反对势力所构成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没有了类似《新星》中的李向南被群众高呼为“青天”的众星捧月的场面,英雄主人公在实际的斗争中接近于被孤立的“个人”的状态。因而,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争议,当时的论者认为在《祸起萧墙》所描写的改革中,“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基本没有干四化的,不是‘绊脚石就是‘拦路虎‘变色龙‘小爬虫,惟一的实干家还被押上了审判台。这样的描写使人对四化描写丧失信心,感到失望”⑧。小说的悲剧结局表达了作者和那个时期的人们对于社会改革现实的焦虑,这种焦虑在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中已经十分突出,只不过郑子云还没像傅连山一样陷入绝境。没有了历史的命名,虽然英雄的人格仍一如既往地代表着绝对的正义,然而,却无法保证现实斗争的胜利,这无疑使塑造悲剧英雄陷入这样的两难:如何在失败中赞美英雄的价值,同时不让人感到现实“黑暗一片”、令人失望?

《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的作者李存葆在谈到这篇小说的创作时,特别提出了“分寸感”,他说:“描写那个特定历史时期部队生活矛盾的复杂性和尖锐性,并把那种客观存在的阴暗和丑恶揭示出来(既不去回避,也不搞“黑幕”展览),艺术上有个分寸感问题……只要这个分寸感把握得较准确,是无损于我军的伟大形象的,相反更能揭示出这支人民军队无敌于天下的坚实性和强大感。在写《坟茔》时,我时时注意把自己的情感倾注在代表正义的社会力量方面。”⑨与《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西线轶事》(许怀中)、《兵车行》(唐栋)等“新时期”军事题材小说相比,《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表现出更为自觉的悲剧追求。同样是英雄主义主题,这部小说写的并非英雄献身正义事业的悲壮,而写了有价值的英雄主义怎样被推上野心、权术、邪恶和愚昧构筑的祭坛,英雄的牺牲不再是历史斗争的必然代价而仅仅是无谓的毁灭。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结尾处,在历史峰回路转、“真相大白”之后,几位幸存的人物也并没有被叙事用以进行对光明的憧憬和对历史总体性的修复:彭树奎撕毁了盼望已久的提干表、递交了复员报告;陈煜转业到地方文化馆,把师党委派来采访其事迹的新闻干事断然拒之门外;殷超升对自己灵魂曾有的阴暗彻底悔悟,拒绝了晋升为政治处主任的任命,转业后也拒绝搞政工。自我的觉识拆除了对历史的迷信,与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发生了明显的分裂,正是这一点使小说对乐观的悲剧模式有所突破。然而细究起来,叙事中遭到毁灭的“英雄”更多的是一种对群体形象的指称,而具体到每个个体,如为保卫“宝椅”而死的刘琴琴,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写成“一怕不苦二怕不死”的憨厚朴实的孙大壮,死于恶性事故的王世忠等人,在其生命被毁灭的过程中,仍被还原为普通的、可悲的受害者和牺牲品。最具英雄气质的郭金泰是在导洞塌方之际,为抢救殷超升而死。这种“为他”的死亡,使人物保持了完整的英雄气质,沿袭了当代正剧英雄“为他”的崇高。

即使如此,由于小说表现的是“无谓的毁灭”,势必面对着如何缩减和化解“毁灭”所具有的整体意味,作者因而格外强调“分寸感”。与这种“分寸感”的要求相适应,小说把所有人物纳入明显的“忠”/“奸”对立的二元模式,悲剧的发生直接根源于少数坏人的阴谋和野心,人物在实际行为中处于被动受害的地位,却由于在精神层面联结着更广大的群体——人民(如小说中以龙尾村百姓的哀哭祭拜和对英雄的怀念来确证英雄的价值),也就改变了冲突双方的力量对比,间接分享了历史斗争的最后胜利,叙事因而获得了“适度的分寸”。然而,把悲剧归结于“忠”/“奸”斗争,和人物在结局中表现出的自我觉识无疑构成了叙事逻辑的内在矛盾:既然恶人已得到历史的惩除,为什么还要离开部队、拒绝政治?

三

谌容发表于1980年的《人到中年》,没有从历史的尖锐矛盾,而是从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表现悲剧性——以日常生活作为悲剧性的领域,本身意味着“新时期”文学把个人还原为民族-国家积极因素的努力。然而,依赖整体与局部的相对转换来把握主体形象和暴露的“分寸感”,还原的结果却是陆文婷对个人自我的遗忘。

小说中,当陆文婷累倒在病床上时,对自己有过这样的自责:“我太自私了,只顾自己的业务。我有家,可是我的心思不在家里。不论我干什么家务事,缠在我脑子里的都是病人的眼睛,走到哪里,都好像有几百双眼睛跟着我。真的,我只想我的病人,我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也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家庭属于更私人化的一方;而在家庭和个人之间,个人属于更私人化的一方。在整体与局部的相对转换中,更私人化的一方永远处于应该退让的被动地位。这样的形象,正是“十七年”时期的林道静们所倾心向往的知识分子的历史主体理想,本应与林道静一样成为正剧英雄,然而,出现于1980年代的陆文婷却是把身体累垮、被社会遗忘的形象,令人无法回避其中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性被当时的语境归结为中年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需要“抢救”,乃是因为“‘四化需要大批的科技人才”⑩,而陆文婷正是个有着“公而忘私的高尚品质”(11)、“无视自己,一心只求以自己的鲜血输进祖国的身躯”的“生活的砥柱”和“事业的骨干”(12)。作者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特别是作领导工作的人,更多地了解当代的中年知识分子。这对于‘四化,不会是没有好处的。”(13)对个人作为社会群体的工具价值的强调意味着陆文婷越无视自己、遗忘自我,才越有资格被解决待遇问题,然而,陆文婷的悲剧性却正是因为她所献身的东西在把她抛弃和遗忘。为了说明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人对于社会的抗议,作者强调陆文婷作为当代知识分子之普通一员的群体意义:“陆文婷不是高大形象,她是一个极平凡的人。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正是由这些平凡的人在推动。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星星,组成了我们祖国灿烂的夜空”(14),又对陆文婷从死亡线上被抢救过来的小说结局作出这样的解释:“陆文婷是不应该死的,人民需要她”(15)。陆文婷“无我”的“自我”形象,只有从“他者”的参照中来发现和界定,因不堪承受生活压力而选择出国的姜亚芬夫妇,正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他者”的形象。于是,陆文婷的“自我”形象清晰浮现出来:绝对的“为他”,同时也绝对被动地陷入“社会问题”。

事实上,陆文婷式遗忘“自我”的英雄在“新时期”小说中有相当的代表性。罗群、金冬水、钟亦成、何荆夫等有着坎坷命运和悲剧性经历的“历史主体”式英雄,多具有这种“自忘”的精神特征。这种“自忘”在不同的小说中,还被演化为不同的具体形式,如曹千里(《杂色》)对自我的贬低和嘲弄,章永麟从“食”“色”上寻求满足后的忏悔与自虐,秦书田(《芙蓉镇》)把苦难转化成游戏的自娱自乐……这一切都使主体在面对灾难和困境时遗忘自我,获得心理平衡,从而接受而不是抗拒命运。“自忘”导致了主体的悲剧性命运,同时“自忘”又使个人获得与整体的表面同一。

如果说“自忘”在陆文婷那里,尚且能以自责代替感伤,到了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知青英雄主义”的小说中,这种“自忘”则表现得十分强迫与压抑。为了能在被历史判定为“必定是一场以‘失败告终的运动”,“一场荒谬的运动”之中,抽绎出“知青英雄主义”精神,以证明他们是“极其热忱的一代,真诚的一代,富有牺牲精神、开创精神和责任感的一代。可歌可泣的一代”(16),而不是一代可悲的“受害者”,个体的生命与青春都成为代表着“整体”的理想主义的工具。作者也力图按照“十七年”“为他”的正剧英雄理路设置死亡:《今夜有暴风雪》中刘迈克为保卫库房的献身;《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摩尔人”雪野与狼的搏斗;而裴晓芸被冻僵的站姿也成为被讴歌的英雄精神的象征,这个刘琴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的翻版人物,在此实现了从“受害者”到“英雄”的跃迁。然而,死亡又必然带来感伤,尤其是最亲近和最完美的人的毁灭。小说的叙事不得不拼命抑制感伤,渲染无怨无悔的豪情。主要人物接踵而至的死亡之后,“我”却带着“垦荒者的胜利”赶到这些死去的垦荒者的墓前凭吊:“我们经历的北大荒的“大烟泡”,经历了开垦这块神奇土地的无比艰辛和喜悦,从此,离开也罢,留下也罢,无论任何艰难困苦,都决不会在我们心上引起畏惧,都休想叫我们屈服……啊,北大荒!”“我”强迫性的压抑作为个人的自我,试图将外在于“我”的观念意识作为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这意味着要在“自我”意识的内部结构中,设立一个他人投射给“我”的对象化他者——一个每时每刻都在凝视着自己存在的“自我”。这样,他人之看就成了“我”自己的看,“我”由此摆脱“被看”的命运,而成了“看”的理想的主体。讲述故事的“自我”与“革命理想主义”也由此获得同一。然而,文本中压抑不住的感伤,却使作者对人物的人格结构和认知呈现得极为矛盾。如《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我”对李晓燕的认同,恰恰是其身上不能被革命理想主义所涵盖的、甚至是与之相抵牾的因子。尽管作者的动机是把李晓燕作为一个为了理想而献身的英雄来赞颂和讴歌的,然而文本中“我”对李晓燕的认知,却尽可以使读者得出这样的观点:一个在特殊年代中为了政治的激情而不得不牺牲真实自我的知识青年形象,在她献出自己生命之前,她早已为那个膨胀的政治热情献出了灵魂,尽管她是不得已,甚至是不自知的。这个坚定的实践着自己理想与诺言的垦荒者的生命最后一刻,用“忘忧果”点破了深藏于她内心深处的虚弱与疲惫,从而颠覆了她此前的英雄主义激情,虽然她临死还力图保持视死如归的英雄本色。

四

对自我的遗忘和压抑,使陆文婷、李晓燕身上的英雄性明显削弱了,前者被指认为普通人,后者的英雄意味则仅仅是用理想主义反观“忘我”之“我”的镜像。与此同时,叙事动机中的悲剧意识也被有意淡化:一面要表现价值主体所受的摧残与毁灭,一面又要抹平其中的个人与整体的分裂感。小说的叙事因而呈现出“英雄”与“悲剧”的同时衰落:被肯定的人格价值与其悲剧性命运是完全脱节、没有因果关联的。到了郑义《老井》(1985年)中,叙事借由家族神话试图对“个人”与“整体”之间的裂隙进行缝合,然而,“英雄”的人格便也由此进一步衰退,陷入彻底的被动和价值的游移,更加展露出“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写作困境。

孙旺泉作为英雄的形象在小说中是借助打井精神为代表的家族神话构造的。孙家始祖和村民的神话显示了家族神话与“井”的神话的同一;偷龙、绑龙的祈雨神话,意在点明寻找水源或打井乃孙家的家族精神,必须代代相传,因此孙旺泉想要出走意味着软弱的逃避,他的妥协恰恰意味着家族精神获得新传承;小龙再生的神话中,有关英雄祖先的回忆与孙旺泉本人的梦的叠合表明旺泉乃小龙再生,家族精神由此完成交接;扳倒井神话则暗示着孙旺泉的科学打井精神与家族精神达成同一,以家族打井精神为依托方能实现现代化。这样的“英雄”是被其家族身世所先天决定的,英雄形象的主体意义只在于摒弃和割舍个人自我中一切与这种先天规定性不符的因子。然而,在文本中,即使这种排除个性自我的主体性,在孙旺泉身上也并没有体现出来。每当孙旺泉想和赵巧英一起走出老井村,是万水爷为代表的家族权力一次次降服了旺泉的个人爱情追求,逼迫他与赵巧英断绝关系而与段喜凤结婚,留在村里领头打井,万水爷才是使这个英雄神话得以承接的主体。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新人”总是和传统家长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如曹禺的《雷雨》、巴金的《家》,又如《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同恶霸地主父亲“最彻底的决裂”、《创业史》里的梁生宝公然无视养父梁三老汉的父亲权威……孙旺泉对传统家长万水爷的服膺与顺从,使家族血缘亲情的幽灵再度弥漫开来。1980年代以后,公共化的阶级感情开始逐渐失势,亲情、友情、爱情等更为个体化的人伦情感,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全面获得了表达的合法性。然而,这种始终停留于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诉求,无法取代“阶级情感”成为新的信仰神话,于是,家族血缘亲情以其贯通个体与群体的优势,使传统文化的“家国同构”、“家国统喻”在《老井》为代表的“寻根”小说中再度复活。然而,“新时期”的这一家族神话毕竟又是作为现代化的方案设计的,因而它无法取消和否定个人对于爱情和自由的追求,作为“小龙再生”的孙旺泉始终也没有放弃对恋爱自由和城市生活的渴慕,尽管家族神话的自我基石使他只能抑制这种渴慕。于是,孙旺泉这个以家族神话缔造的当代自我的英雄形象,不可避免地需要以削弱甚至出让主体性为其人格基础。在孙旺泉与赵巧英的爱情关系中,赵巧英永远是主动的一方,她与旺泉重修旧好,屡次策动旺泉出走甚至私奔,大胆藐视和对抗以万水爷为代表的家族权力。一部《老井》写出了孙旺泉如何被万水爷和赵巧英争相摆布的故事。L.T.霍布豪斯说:“自我是由包括他所特有的感情、情绪和感觉成分的一串串个人的记忆和期望合起来构成的一个连续统一体。”(17)孙旺泉的自我欲求却被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两种力量,彼此都以拆解对方为自身存在的必要前提,两者都不乏存在的合理性,又都缺乏独立存在的充足理由。

郑义在谈到《老井》的创作时说:“提笔之先,我自然是偏爱赵巧英的。不料写来写去,对孙旺泉竟生出许多连自己亦感意外的敬意。诚然他有许多局限,但现实的大厦毕竟靠孙旺泉们支撑。若无一代接一代找水的英雄,历史之河便遗失了平缓的河道,无从流动,更无从积蓄起落着,在时代的断裂处令人惊异地飞跃直下。”(18)在认同的转换中,孙旺泉与赵巧英的爱情破灭所蕴含的悲剧性,与其说来自打井的家族神话的规定,不如说来自孙旺泉本人对家族精神的自觉皈依。小说的结尾,在巧英跳上拖拉机离开孙旺泉的一瞬,小说写道:“孙旺泉意识到自己永远失去了巧巧,永远失去了爱情。他撕心裂肺地狂喊一声,蓄集已久的孤独、苦痛、彷徨、压抑象血,象岩浆一样喷发出来!但他咬紧牙关,并未喊出声来。他只是感觉自己在心里狂喊一声。于是,种种令人无法忍受的痛苦,便在他五脏六腑中熬煎,冲撞,真正的撕心裂肺!”然而,随着拖拉机一消失,撕心裂肺的痛苦忽然不见,代之而起的却是一种由外及内的无比的安宁与祥和。仅仅因为巧英淡出视线,痛苦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孙旺泉人格的被动性又一次显露出来。巧英的身影将消失之际,“小得宛若一只瓢虫”的拖拉机的影子与“千万重大山”的对比中,“家族传统”以绝对优势击败了“现代个人”。孙旺泉也只能在他左右为难、无所适从、行动延宕之际,完成他的“英雄”自我。

历史命名的自我解构、崇高牺牲与被动受难之间的游移、自我的压抑与遗忘、行为的被动与延宕、价值的相对转┗弧…这些被用来塑造悲剧性英雄主体的叙事策略,无一不与个体捍卫自我的主体性及个人生命能量相抵牾,自我始终没有成为独立的价值主体。“新时期”小说英雄悲剧创作的艰难步履集中反映了个人自我的生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困局。压抑个我的悲剧性英雄延续至“寻根小说”,已然在宣告着“英雄”叙事传统行将终结的命运。世纪末转型期(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英雄”渐渐消隐,充斥于悲剧性题材小说文本中的,是大量的“反英雄”的形象。意识形态中心话语丧失意义整合功能之后,各色各类的“反英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英雄”的缺失所留下的空白的填充。如果说“为他”的悲剧性“英雄”们始终难以正视的,是自我与现实给定性的分裂;从极端个体情结或者纯粹生物欲求出发的“反英雄”们难以获得的,则是社会价值的认同;同时,与“英雄”由于“为他”而被卷入悲剧性的无辜与被动相反,“反英雄”们往往以自我的原欲和恶行加剧着自己的毁灭。从“为他”的完美与崇高,到“反英雄”的委琐与偏执,当代文学悲剧性人格的建构在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中展露出疲惫与低迷。

注释

①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华中师范大学,2000年,第8页。

②[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

③④[罗马]郎加纳斯(通译为郎吉弩斯):《论崇高》,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25、129页

⑤[苏]┝•思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凌继尧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27页。

⑥[英]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⑦[美]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王清彬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页。

⑧刘英传:《请不要贬低党的各级领导》,《作品与争鸣》1982年第7期。

⑨李存葆:《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后记,昆仑出版社,1985年,第209页。

⑩朱寨:《留给读者的思考》,《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

(11)丹晨:《一个平凡的新人形象》,《光明日报》1980年3月26日。

(12)梅朵:《我热爱这颗星》,《上海文学》1980年第6期。

(13)谌容:《写在<人到中年>放映时》,《大众电影》1983年第2期。

(14)参见马立诚:《静悄悄的星》,《中国青年报》1980年7月26日。

(15)谌容:《从陆文婷到蒋筑英》,《光明日报》1983年2月3日。

(16)梁晓声:《我加了一块砖》,《中篇小说选刊》1984年第2期。

(17)[英]L.T.霍布豪斯:《形而上学的国家论》,汪淑钧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5页。

(18)郑义:《太行牧歌》,《中篇小说选刊》1985年第4期。

责任编辑:凯 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