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着众多中小企业　却频繁遭遇压榨盘剥

研修生困境让日本蒙羞

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蒋丰 林梦叶　本报记者 钟玉华

在号称“日本瑞士”的长野县，有个远近闻名的“蔬菜之村”——川上村。这个4000多人的村子里生活着一个700多人的特殊群体，他们是来自外国的研修生。共同社这样描述这群人的生活：一名来自中国吉林的男子和一个同伴一起住在用三合板围起的6块榻榻米大小的房间里，平日里他们决不可以无故走到宿舍半径100米以外的地方，除了干农活，大部分时间他们都要在这个小房间里度过，否则就会被罚款2万日元。那名中国男子说：“大家都知道是苦活，只是来日本打工赚钱而已。”像这位中国男子一样的日本研修生，有16万之众，而中国人占了3/4。在这个外表光鲜的发达国家里，本为填补日本劳动力短缺同时赚些辛苦钱而来，却常遭雇主盘剥而艰难生存的研修生群体，几乎成了日本国家形象中一块“难看的疮疤”，以致美国官员曾直接建议日本废除这一制度。

中国研修生日本做“苦活”

“研修生”，这个听上去颇为高雅的词汇，在日本却可能等同于“现代包身工”。共同社报道中提到的那位吉林男子，在川上村干农活，拿的不是工资而是不受日本《劳动法》限制的“研修补贴”，每月约8万日元（1元人民币约合13日元），不到日本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川上村共有702名研修生，其中500多人来自中国。

这位中国研修生所说的“苦活”并非每个人都能理解。就在11月8日，日本熊本县发生一起血案。警方在一农户家发现了3具尸体，经过调查，死者为一名中国研修生和他的雇主夫妇。警方初步认定，这名研修生杀死了雇主后畏罪自杀。《每日新闻》报道说，在这名研修生的房间内，贴着他的奋斗目标，提醒和鼓励自己好好干，实现自己的理想。周围邻居也都对他评价很好，但在事发前，曾听到雇主训斥过他，双方因为工作时间等问题发生过争吵……在日本，研修生往往不仅要忍受超强的劳动强度，还要承受生活环境的孤独枯燥以及文化冲突，处理不好就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从10月2日到11月8日，日本已经连续发生了3起研修生杀人事件，3起事件中都有中国人死亡。

中国研修生有时所遭受的剥削甚至可以用“残酷”来形容。10月底，《朝日新闻》报道了日本长崎县5名中国女研修生因无法忍受被强迫超长时间加班而状告公司的事件。这5人在长崎县一家女性内衣缝制公司工作，她们在申告书中陈述，生产任务多的时候，她们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深夜12点，有时候一个月一天休息时间都没有。有时候一个月要加班200多个小时，一年的加班时间大约为2000个小时。按照日本《劳动基准法》规定，加班费应该按照日常工资的1.25倍到1.6倍支付，即便是按照长崎县的地方法规，当地最低的工资也是每小时不得低于629日元，但她们的加班费每小时只有350到400日元，而且钱也一直被公司“保管”着。最让5名研修生忿忿不平的是，她们工作中上厕所的时候，那名年过花甲的日本社长都会掐表计算时间，把上厕所的时间从应该休息的时间中扣除。

“可以依靠的中国研修生”

许多中国研修生是满怀期望和梦想来到日本的。来自辽宁的农业研修生伍先生向《环球时报》记者说：“每月6万日元的津贴，对我们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当初我在大连争取这个名额并不容易。来面试的日本人大着嗓门告诉我们，到日本干3年，最少可以带回国20万元人民币，还可以学习日本的先进技术，学习一些日语。这样的好事，我们怎么可能不抱有期望呢？”但是现实并不是这样理想，一旦踏上日本的土地，许多人才意识到研修生在日本地位的低下，被强迫加班却拿不到加班费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有的研修生人权根本得不到保障，护照和工资存折都要由雇主代为“保存”，研修生对不平的待遇稍有不满，雇主还会以让其回国相要挟。许多研修生为了来日本要支付10万元人民币左右的巨额押金，如果被强制送回，不仅赚不到钱，可能还要赔上押金。

《环球时报》记者在日本大田原市采访期间曾偶然遇到两名来自中国的女研修生。她们正在往箱子里装蔬菜。当记者问她们在这里生活是否习惯时，她们嘴上说着“很好”，但是脸上的表情却悲伤。因为见到中国人感到亲切，眼中还闪着泪光。原来她们到这个偏僻的农场已经半年有余，却只外出游玩过一次，宿舍周围除了牛场就是田野，几乎见不到人烟。两名女孩能接触的人只有农场主的家人，但她们不会日语，过得很孤单。

日本的研修生制度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日本企业为适应海外发展需要，把海外日企的当地雇员派到日本进行技术、管理培训，然后再派回原企业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于是，一直拒绝外国劳动者的日本在签证类别上设立了“研修”类，允许企业以“研修生”的名义接收外国劳工。1993年，日本政府在研修生制度基础上，又设立了技能实习生制度。日本法务省当年第141号告示宣称，技能实习制度是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担负经济发展的人材而设立。与研修生不同，技能实习生属于劳动者范畴，所以适用《最低工资法》等劳动法律。

由于日本劳动力短缺，来自中国等国家的研修生在日本许多领域颇受欢迎。据统计，目前在日本的外国研修生、技能实习生有16万人左右，其中中国人大约为12万。近日，日本共同社等媒体发表了多篇对中国研修生的特写报道，较为全面、积极地报道了中国研修生在日本一些行业成为“可以依靠的力量”。在长野县川上村，一名接收了2名中国研修生的农户称：“日本人不行，说好打3个月的工，可3天就走了。蔬菜要从凌晨开始收割，劳动量非常大，月薪20万日元已经招不到日本人了。”

据《朝日新闻》报道，在日本仅从事农业的中国研修生就超过了1万人。在中国研修生帮助下，许多农户扩大了农作物生产规模，销售额大大提高。茨城县旭村有大约500家农户，年销售额为80亿日元，其中30亿日元是有中国研修生的大约100家农户创造的。“如果没有中国研修生，这里是形不成农业产业的，”当地农业行会会长坂田熏表示。

熟悉日本外国人研修生问题的日本新华侨法务事务所负责人菅谷爱子向《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研修生对弥补日本中小企业和地域产业劳动力不足起了重要作用。目前，分布在日本北海道的中国研修生主要从事水产加工和畜牧业，在日本长野、群马、茨城县的中国研修生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在日本中部地区的中国研修生主要从事汽车配件生产，在九州地区的中国研修生主要从事服装缝纫。“他们几乎都集中在日本中小企业里，这些企业离开他们就难以生存。”

研修生制度存在漏洞

日本知名华人作家莫邦富近年在维护中国研修生权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研修生在日本不断与资方发生冲突的事实凸显出研修生制度存在的问题与漏洞。日本许多通过这项制度获益的中小企业希望利益最大化，就在工资、加班费等方面做手脚，把中国研修生彻底当作了廉价劳动力。近年来中国研修生与日方企业发生的多次冲突，原因大都在此。按照有关规定，研修生第一年没有工资，每月只能领取约6万日元的津贴，同时不允许加班。在第二年进入技能实习生阶段后，每月可以拿到11万日元左右的工资。但是，一些企业利用这种差距钻漏洞，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研修生的权益。

一名熟悉研修生运作情况的业内人士1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研修生开始大量进入日本。这之前研修生制度还是以培养和交流人才为主，这之后研修生实质上成了一种劳务输出形式。研修生制度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研修生个人收入增加，国家也可以创汇；其次，研修生确实能够学到一些技术操作、管理经验和语言知识；第三，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劳动力就业问题和日本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后，压榨中国研修生的案件增多，并导致一些极端恶性事件，但总体来说，这还不是主流。该人士说，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不愿意接收太多的外国工人和外国移民，但同时劳动力短缺以及脏累差的活儿本国人不愿意干等原因，会使研修生制度长期存在。对中国来说，劳动力大大富余，很多人愿意去日本做研修生，总体来说，收入还是比国内高。所以对两国来说，这种劳务交流总体上是有利的。

改革呼声越来越高

研修生制度的问题也引起国际社会的注目。今年7月，美国非政府组织“北极星项目”专门到日本福井县展开调查。他们实地观看了中国实习生被迫逃出的宿舍和企业，并倾听了两名中国研修生的遭遇。他们调查后称：“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发现了日本企业中存在着把劳动者不当人而进行榨取的现状。”其实，早在2007年，美国国务院官员就建议日本废除低报酬、侵害人权的外国人研修生制度。

日本国内对研修生制度的争议也越来越大。《日本经济新闻》在题为“必须改革有关单纯劳动力的虚幻制度”的社论中说，以培养发展中国家人才为名而设立的外国人研修及技能实习制度的矛盾日益突出，与所打的旗号相反，该制度已成了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最佳捷径，变成了侵害人权的温床，对此国际舆论的责难声不断高涨。社论称，厚生劳动省的调查表明，2005年接收研修生的企业中有80%是存在违法行为，“考虑到大多数企业违法操作和一浪高过一浪的国际舆论责难，应尽快废除该制度，让事态走向正常化”。

事实上，日本政府也意识到了研修生制度的缺陷。今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入管法》修正案，规定从明年7月1日开始，外国研修生进入日本以后，将被作为正式劳动者对待，聘用企业都要支付工资，研修生将受所有与劳动相关法律的保护。不过分析人士表示，这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实际操作中存在的问题还不好说。中国研修生要保护自身利益，一方面应该适应、尊重当地的文化，另一方面也应该加强法律维权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