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衰功过说“牙行”

区达权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房地产开发曾高潮迭起，从事房地产租售业务的代理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代理商，或称中介、经纪之类，并非新生事物，它们的祖宗应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曾盛极一时的牙行。

何谓牙行?牙行就是中国古代和近代市场中为买卖双方介绍交易、评定货品质量和价格的居间商，是“凭口齿伶俐撮合成交”并从中牟利的中间商行。牙行出现之前先有“牙人”，这是一种特殊的商人。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人在商品交换领域充当中介，时称“质人”。西汉时称作驵侩，初为马匹交易的经纪人，后泛指经纪人。以“牙”冠称交易中介人，始见于唐开元年间。((旧唐书安禄山传》载：“安禄山……为互市牙郎。”《资治通鉴》卷二一四也说，史思明与安禄山“皆为互市牙郎”。此后还有以“牙子”、“牙仔”称呼中介人的，这种称呼延至今日在甘肃一些地区仍有存在。据清代梁章钜《称谓录》说：今人谓驵侩者为牙郎，本谓之互郎，谓主互市事也。唐人书(写)“互”似“牙”，因讹称为牙矣。况且“牙”有相错之义，此后遂约定俗成了。《温公诗话))也认为牙郎当作互郎，并说牙郎是处于供给者与需要者之间，以代客买卖货物而收取牙钱(佣金)为目的的特殊商人。唐代还有称作牙、牙人、牙侩的，宋、元、明则有牙纪、牙商、经纪、行老等称呼。

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牙商人数大增，形成了专门的行伍，于是出现了牙行。“牙行”一词最早见于元代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八月中书省(掌管最高政务的中央机构)的咨文，有“除大都……买卖人口、头匹，庄宅牙行，依前存设”之语。初时，牙行以经营牲畜、农产品和丝绸布匹等手工业品为主。也有居间包揽水运雇船的，称作埠头。明代之前的牙行多属个体经营，它们在各居商停客的店铺和堆放货物的仓邸之间“拉纤说合”，其中专门撮合某商品的，就称作经纪，如“牛经纪”、“驴马经纪”等等。牙行逐渐发展，就有了自己的铺面、堆栈、客房，并雇用帮手、看货(即仓管)、账房、庄客等等。到了清代，牙行的职能又发展到自营买卖、代客垫款、收账、代收商税、代办运输、起卸、报关，以及对农民和手工业者进行预买、贷款等等。牙行的收入日见增长，除佣金外，还有商业利息和服务报酬。此时，已是商牙合一了。其资本组织形式主要为独资、合资与合伙三种。那些经营放贷业务的牙行，其商业资本已向生产领域渗透了。

开设牙行需具备相应的资格，必“选有抵业人户充应”，即要有家业可以抵押客货。还要通过申请取得官府发给的“牙贴”，即所谓“印信文簿”，方可合法经营。有了“营业执照”，还要定期缴纳牙税。牙行有官牙与私牙之分。官牙由官方直接或间接开设。明嘉靖年间，广东市舶司中的客纪、客纫等就属于官牙。另外，在其他一些市镇中，地方政府为检查税收、管理市场，也设有官牙。在中国牙行历史上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著名的广州十三行，更是专门经营乃至垄断进出口商品的十分特殊的官牙。

广州西关文化公园北侧有一条十三行路，这一带就是清代官牙十三行所在地，在一段较长时期内是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十三行原指清代对外贸易的洋行，有说最初因有十三家而得名。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则在《广州十三行考书评》中认为：“广东洋行也许恰好是前明所留，三十六行中之十三行，故即称之为十三行。”清政府既要对外通商，又要防止外商与中国人接触，就需要有中介商人专门同外商进行交易，这些中介商行便被称为洋商或洋行。十三行实际上是一个唯一拥有进出口特权的官牙集团，其对外贸易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其实，一百多年间，这里的牙行数目并不固定是十三家，时有增减，雍正时有四五十家，乾隆时也有二十六家，分为外洋行、本港洋行和福潮洋行三种。十三行责大权重，有包销外来商品、代缴关税等多种职能。由于十三行是特殊的官牙，受海关控制，牙商要加入其中，须花巨款贿赂海关官吏，方有可能获准，否则只能望“行”兴叹。

十三行垄断外贸延续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长达一个半世纪，其间出现多个富豪巨贾，著名的有潘启官、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号称四大家族。他们创办的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和成义行，是十三行中的佼佼者。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引广州竹枝词日：“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足见其富有。

潘启官家三代以经营丝绸、茶叶为主，财雄势大，连续多年被选为十三行首领。1842年法国有杂志报道，潘氏财产总额逾一亿法郎。潘家在珠江南岸的豪苑，金碧辉煌，有无数的古玩及金银珠宝等。潘氏自称其花园为“海上神山，仙人故居”，连清政府也常常借此地接待外商及高级嘉宾。另一巨富伍浩官(对外商号)全盛时，行主伍秉鉴，绰号“伍穿鳃”。他经营怡和行后来居上，成了首富，世界少有。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称他为一千多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包括超过360亿美元的文莱苏丹哈志哈山纳柏嘉。入选的中国人有6名，出现时间前后跨800年，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坤、太监刘瑾、商人伍秉鉴、宋子文)之一，连美国第一艘商船下水亦取其名为“浩官”。

十三行在鼎盛时期，广州珠江河面樯桅林立，彩旗飞扬，一派兴旺景象。但随着鸦片战争的进行，广州长达83年的“一口通商”和垄断特权被取消，十三行很快就衰落了。1856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滚滚硝烟中，愤怒的广州民众焚烧了外商居住的夷馆，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官牙群体十三行也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结束了它长达156年的对外贸易特权的历史。这个著名的官牙群体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缩影，代表了一个时代、一种制度，承载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涵，与国运兴衰息息相关，远非一般牙行那么简单。

牙行的出现和兴盛，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市场扩大、交换频率增加的必然结果。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国农民和手工业生产者的商品零星分散，资讯又极不发达，生产者不熟悉行情，而有了牙行作为中介，就可以方便地进入流通领域了。牙行对新产品市场的正常运作曾有过不可否定的积极作用。

由于牙行在经济活动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清代为当时朝野普遍承认。乾隆的内务府总管大臣傅恒对牙行作了较肯定的评述，他奏陈道：“治圃生理，均系愚氓，自行艺莳不能自行货卖，全赖商人贩运归于牙行，商人即得现钱而去。牙行总汇货物，然后零星发于小贩，自行讨账归本。小贩始行肩挑至各巷内，零星卖于民间食用……若无牙行为这转运疏通，恐大商贩上市既难立时出售，又不信任小商贩，货物必致拥滞。”“宁可支付牙费，可安坐而转运。”当时各省的藩臣也鼓励民间“设立牙行，所以便商民而通财货”。由于时势造化，官倡商和，“买卖不直接，牙商可图利”，一时牙商成为逐利者趋之若鹜的热门职业。到了晚清，牙行数量之多，渗入各行各业之细，无理垄行霸市之恶，已呈畸形状态。

牙行的两重性，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消极作用，到晚清尤为显著。

据史载，在康、雍、乾三朝，中国商业经贸“无行业无牙(商)”，“牲畜、烟包、布、花、酒、曲等税，交易之所收也，例有牙行经纪，评价发货”，甚至于连“贱业”亦有牙行控制：“大都有粪市粪牙(商)”；“市民殇葬殡抬，有经纪操持”。而且除上述经官府批准纳税营业的“官牙”之外，还有为数更多的“私牙”遍布全国，大肆霸市索佣。牙行的坐大，严重地损害了国计民生。

清代的牙行，很多系土豪恶霸勾结贪官污吏倚仗权势而设。他们亦官亦商，徇私枉法，欺行霸市，敲诈勒索，个中事例罄竹难书。连乾隆皇帝也觉得其“作为过分”，与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相冲突。乾隆谕示道：“衙门胥吏多有更名捏姓兼充牙行者，此辈依势作奸，垄断取利，必致鱼肉商民。”乾隆指示对奸牙应予严惩，并定为“律例”。凡官府人等化名冒充牙行者，一律勒令歇业，照例杖一百，徒三年；凡地方官对此禁令奉行不力者，罚俸一年，有意循纵者降二级调用，“如受财故纵计赃，从重以枉法论”。

由于牙人多数狡猾，存在着侵渔百姓、欺行霸市、讹诈哄骗、钻营渔利、收取高额佣金、损害交易双方利益的行为等诸多危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不鼓励牙行和牙人的发展。随着规范的交易所的建立，多数牙行被取缔或自行消亡。在现代，代替牙行的商业中介组织主要为各种交易所、信托公司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