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舞台剧别模仿百老汇

本报记者 高 颖

林奕华是谁？他是香港的专栏作家，虽然自称最喜欢看八卦杂志，但他笔下的香港娱乐圈却充满了对香港文化的反思；他还客串过电影编剧，《红玫瑰与白玫瑰》捧走了当年金马奖的最佳改编剧本奖；他也是电台主持、大学老师……当然，被多数人所熟知的，还是他导演的舞台剧，总能拉来张艾嘉、梁咏琪、吴彦祖、刘若英等明星，在长达3个小时的演出之后，让观众收获睿智感悟和轻松笑声。这样一位植根于香港的文化人，却对香港文化的现状持批评态度，对香港文化的未来抱悲观心态。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林奕华说，“香港文化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永远在重复自己成功的模式”。

香港文化越来越缺少个性

环球时报：您不看好的香港文化，在很多内地人看来，仍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林奕华：内地人对香港文化的景仰可能是距离造成的美感，是因为香港成功地制造了很多普及文化。这恰恰就让上世纪80年代重新开放的内地，在香港身上找到了很多投射的影子。香港常能给内地人一个向往：思想自由、物质文明非常发达。但如果真的要说香港物质文明很丰富的话，香港现在也不会弄到像今天要歌手没歌手、要明星没明星、要电影没电影、要电视剧也没有很多有趣的电视剧。所以我觉得，香港文化在最风光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做得最不正确的一件事情是，它永远在重复自己成功的模式。

制造这些普及文化的大佬，绝大部分都没有为将来考虑，他们都是赚现在的钱。他们永远有一个蛮可惜的态度：低估观众。他们以为，观众要的不过是图一个开心，所以，快比好更重要。这样一来，香港电影文化没办法往前走。

环球时报：但这些并不妨碍香港文化在内地很有市场。

林奕华：香港和内地的差异是：内地人愿意了解香港的语境，但香港人并没有掌握内地人的语境。比如赵本山在香港远没有周星驰在内地有名。香港人不太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如果你到香港报亭去看，一份报纸成功的话，所有报纸都模仿它；一份杂志成功的话，所有杂志都模仿它。这根本就是不尊重个性，也不追求个性的表现。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小市民心态。

现在的香港人越来越没有一种大都会市民的心态，大家觉得，我们能够互相取暖就够了，安定很重要，没有必要凸显自己跟别人的不同。香港人在心里也蛮悲观的。因为很多人看不到可以怎样掌控自己的人生，自己的人生怎样才能和别人不同。所以他们才那么相信有钱很重要。因为人生最好不是由自己创造，而是由钱来帮忙。

环球时报：您说的这个心态，也是内地一些年轻人的观念。

林奕华：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用港台的观点，通过自己的经验，展示香港文化的过去。希望内地年轻人看了，他们会想到，这有可能就是我们的某一种未来。我有时觉得，中国人还是受困于一个“穷”字。中国人常把“穷”看成是物质的问题。的确如此，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精神问题。我不觉得钱可以解决所有事情。

环球时报：您曾旅居英国多年，如果要学习英国的创意文化，您觉得值得借鉴的是什么？

林奕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在英国生活。这段时间刚好是英国创意产业发展的时候。英国的创意文化之所以做得那么成功，相对来讲，是因为英国人比较有生活的空间。英国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现代化，生活对英国人来讲，是随手可得的一种学问。生活，就是有一定的休闲度，有一定的敏感性，不会太谋利。

所有创意都需要生活作为一个条件。我亲眼看着，英国几个很重要的品牌在上世纪80年代快速发展。比如美体小铺，那时已经看到女人愿意把钱花在身体上。它还想到了如何结合环保，并照顾到世界上比较落后的地区。它使用这些地区提供的一些材料，让消费者对自我感觉的良好不仅是因为购买了几个这样的产品，而且是自己也成了一个新时代的人。

与其模仿百老汇，不如创造点什么，让别人来追随

环球时报：《风声》和《杜拉拉》都有电影版和舞台剧版，这就是您曾表示过“戏剧变成影视的附庸”的担忧吗？

林奕华：这是一个消费时代，非常在意品牌效应。这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美国的百老汇也这样。同时，如果观众已经带着一个基本印象，坐到了观众席，他只需用眼睛去看，而不需要用脑袋去思考。所以，用现成的电影，除了品牌效应之外，它还比较容易使观众可以没有负担地享受过程。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打造中国的百老汇、伦敦西区，目前来看有可能吗？

林奕华：中国每年生产的剧目，绝对不会输于欧美等大城市。事实上，能不能成就另一个百老汇，并不只是说有多少戏剧产品，而是在讲一个很基本的事情：有没有个性。我觉得，与其说，我们能不能做成百老汇，倒不如想想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做出来，别人想复制的。

中国人用艺术做生意，在戏剧方面还是刚起步。跟美英相比，我们的文化没有特别尊重戏剧。而且，有时大家一窝蜂说音乐剧、歌舞剧之类的。理论上说，中国人喜欢热闹是真的，但中国语文从来不是表达歌舞剧最好的一种语文。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回到自己的文化中去思考，找出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环球时报：您导演的舞台剧探讨的常是大众话题，您是如何在娱乐性之中注入自己的文化思考？

林奕华：我称自己的作品为“智慧娱乐”。一个娱乐产品，必须要有聪明，观众才能看下去。但它不能只有聪明，还必须有智慧，要把观众想到却没想透彻的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说，一部舞台剧作品除了具有应有的吸引力之外，还得有一些意在言外的涵义。观众不仅可以作为一名旁观者来看戏，还可以像照镜子一样，有一定的代入。拿《男人与女人之战争与和平》来说，有个朋友看后就说，剧中好多台词他也讲过。同时，作为一个现代戏剧人，你还要提供一个水晶球，观众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男人变成男孩，女人变成男人

环球时报：今年底，您的新戏《男人与女人之战争与和平》将在内地巡演。您为此提过一句很有趣的话：“男人变成男孩，女人变成男人”。

林奕华：这句话在中国文化里一直存在，或者在全世界都有一个基因。因为男人并没有一个成长的目标。男人的成长目标比较空泛，比如说成功。但成功之后什么样，没有人会用看女人的眼光去评估他是不是一个成功的男人。女人则不同，女人一生中很重要的三部曲：在少女时代被人追求，成熟后成为一个好太太，然后再当一个好妈妈。这就标志着一个女人成长的心路历程跟男人不一样。

问题是，现在的女人遇到了很多社会现实的挫折。第一，现在的男人相对比较被动，所以你需要男人追求你的话，不一定因为你是女生，你就一定可以享受到这个权利。第二，在结婚问题上，男人希望延长自己比较自由的时段，女人想要在以往所谓的黄金年龄结婚，也没那么容易。而且，以前的人，如果要结婚，男方的经济状况即便不太稳定，女人仍会愿意辅助他，或者当他精神上的支持；现在女人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提升，女人就会判断，这值得吗，与其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倒不如等一个好点的。这些就让男女在婚姻的时间点上的差距越来越大。第三，生小孩。结婚都越来越晚了，高龄产妇只会越来越多，女人越来越觉得要由自己掌控命运。这就是所谓的女人变成男人。

女人变成男人后，有一个东西依然存在，那就是她的母性。因此，在现代女性身上有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我称之为“现代童养媳”。“现代童养媳”就是你的男朋友、你的老公，他们的心智年龄跟你还有差别。你要帮他想，要照顾他，同时不能忽略他的感受。比如，你赚钱给他花，还要照顾他花这些钱时的感受。所以，女人既要当男人的老公、当男人的老婆，还要当他的妈妈。也就是说，男人变成男孩，就是他不用上课；女人变成男人，就是她的责任更大，对家庭、对自己，更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