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者无碍

张未民

这些年断断续续地读过不少谷长春的杂文作品,但直到近日他最新的《少见多怪集》出版,才将他先前的七部杂文集一并找来读,才整体地觉得,谷长春的杂文写作早已成就气象,就国内杂文界言之,是很有特色,别具意义的。

杂文写作的本质,我以为应该定义在“公民写作”上面。作为一种文学写作形式,它是文学知识分子体现公民社会责任感最为简捷有力的载体。现代性的公民身份是杂文向社会发言的第一块基石,只不过作家们将这发言又渗透了文学的色彩,搞成了一种“文学”。但无论如何,对于杂文写作来说,公民身份的自觉和作家身份的自觉,这种双重叠加的身份意识,这种角色自觉的清醒感知,从来都是最重要的。没有身份和立场,模糊身份和立场,杂文岂能见针见血,又岂能见性见情,更遑论见人见心了。由此来看谷长春的杂文写作,其别具的特色和意义,也孕育在他的角色之中。

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杂文写作,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在于从极左的“阶级性”立场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了公民身份和知识分子身份及其社会性立场。杂文得以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新时期所提供的广阔社会舞台上展开,自觉地寻找位置和创造价值,回归一种社会性写作和文学性写作相统一的方向。三十多年来,杂文的发展于今已有目共睹,谷长春在这期间更是写作了八百余篇的作品,用他第一部杂文集《知曙集》中引用过的诗句说,是“万物知曙天”,是“感应的神经”又逢上一个杂文的时代。几篇小试锋芒的杂文作为重要的因素,使上世纪50年代的青年干部谷长春获罪成为“右派”,是新时期重新给予他正常公民身份和重执文笔的权利。然而此时他却“没记性”,重操旧业,继续杂文。其实他本可以不这样选择,多少“老右”归来,噤若寒蝉已成定势,弃文谋生看穿人生者实在不少,即使重返文坛,也大都弃杂文而去弄些高雅的“文学”,岂不更妙更稳妥。而如谷长春这样的杂文“执迷”者,只能说他太珍惜来之不易的公民权利及其社会责任,太不能忘情于一个文学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叫本性难移。尤其是,谷长春的新时期杂文写作是在他长期为官的任上所为,他的“高官”生涯——甚至官至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却并没有使他身为执政者而舍弃杂文。通过写作,他的心始终以一个执政者的官员身份而与一个公民角色、知识分子角色相融通,三重角色如何结合而形成统一的局面,我想这正是谷长春杂文写作的难度、高度和基本面貌所在。

杂文这一现代文体自它诞生于那个严酷的战争年代起就具有鲜明的左翼倾向,“鲁迅风”曾经倾倒了无数的革命者。然而来到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时代,长期以来我们却一直未能解决好杂文与执政者、执政党的关系。从延安时期的王实味、丁玲,一直到50年代的反右,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杂文几乎在惯性的阶级斗争思维横扫与打压下偃旗息鼓。这造成了那个时代巨大的杂文焦虑。一方面是现代报纸副刊对杂文文体的客观需要的不能满足;另一方面是每个革命的知识分子身上都不曾泯灭的“鲁迅风”的杂文情结与言说的魂灵。最终又有几个“不怕鬼”的人,邓拓、吴晗、廖沫沙,这几位都是党的高级干部,以为高官者的身份而亲自出来写作并倡导杂文,其结果是“三家村”的全军覆灭。这当然不是历史的终结,真正的结局是物极必反,是杂文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被重新激发潜能并调整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化关系,杂文的公民写作成为一个正常的健全的社会文化功能不可缺少的一翼,形成了走向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价值的张力。然而视野所及,当代杂文写作在公民的底色上大多是热情的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及其言说,这当然很重要也很正常,我们的文学和作家终于以杂文的方式附丽于大众媒体取得了自己的社会担当,杂文写作的主流也自然或主要地成为一种知识分子写作。在此背景下,谷长春的杂文写作又几乎是新的杂文时代的一个少有的案例,我们似乎很少看到这样一位为高官者同时又是杂文写作者的例子,大约除了他及少数者之外,邓拓们的身影早已远去,仿佛已成当代绝响。为官者同时又写作文学的人在当代固然不少,但他们大都写作诗歌或散文等文体,将其作为仕途生涯的有益补充,这也是古来所有中国官员文学家的既定模式。那些杂感式的辩议言辞确为做官者讳,避之而趋向抒情适志的诗词散文,也符合一个现代社会文明所需要的专家治理和他们的多元兴趣的庄谐互补,乃至行有余力才为文养性的人性发展需求。谷长春杂文在当代文坛的指标性意义正于此处凸显出独特的意义来。谷长春的独树一帜的杂文实践,我愿意看做是他探求我们这个现代公民社会的文明尺度的一种努力,他探求为官者和社会和公民写作如何有机地统一起来,探求知识分子如何与社会生活与官员仕途有机地结合,呈现了现代公民责任实现的多种可能性,文学的社会实现的多种可能性,以及公民生活和文学生活的丰富和多元发展的前景。更为重要的,是谷长春作为党的高级干部,通过杂文写作而保持的那样一种平民和公民的自觉意识中的生存状态,那样的一种有机知识分子式的人文情怀和社会意识,是令人尊敬的。在此,杂文构筑的社会批评成为民主社会的有益因素,并使文学精神益发光彩耀人。为官者和杂文也并不势不两立,谷长春的杂文写作就表达了一种文明的进步诉求,可以看成是当代发展中的宽容而厚实的文明生态的一个标志。而他以这样的杂文方式向文学表达的敬意,使我们明白,他终究不是一个文学的闲情逸致的爱好者,他也许从未想过要使自己的文学和自己的社会身份、社会角色分裂开来,在一个公民的基石上,他知行合一,文即其人。

由此谷长春虽为高官者,但其杂文写作却一直秉持着普通公民的视角和立场。他不会有语言上的知识分子腔,也没有学院式的理论或西方化的理论教条;他的思想资源大都来自他的公民感受,也包括他为官执政的经验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精微把握。借瞿秋白的话说:“这不是社会科学的论文,这只是直感的生活经验。”写真实的生活经验,就要凭身心直感去说话,就是说大实话,其杂文的所有议论,虽有思想逻辑,却表现为借题发挥,有感而发。谷长春杂文的主题所抓住的思想立意,都是严肃的,而经他杂文式的议论风生,感兴而发,就变成了“严肃的闲话”。“严肃的闲话”是他一本杂文集的名字,用来说明他杂文的风格特点,我想是很恰当的。可能由于他的公民感受,也与为官生涯有关,他的杂文题旨的严肃性,大多来自对社会大局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兴趣、思考路数和观察感应,敏锐而起点高,经他杂文式地“闲话”道来,风生水起,直抵要害,解惑爽快。比如80年代末他写的一篇《说软道硬》,从石硬水软说到人的灵与肉的统一,把我们的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有关“软硬”的社会大辨证举重若轻地点拨一下,即见精义,这个精义他最后只是轻声地说一句“克服一手硬一手软,仍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却可以看出他对当代中国问题的实质的精微把握。“严肃的闲话”的价值,在于社会主流意识话语的杂文化表现,在于其闲话式的文学感性方式,也即对时代大势和全局的主流表述话语平凡化、平民化,变成高头讲章之外的亲切的日常性议论言说,这无疑是谷长春杂文公民写作立场所带来的。虽为官,心亦民,行文在社会大局话语与民众生活之间,搭建辩驳、对话、沟通的桥梁之后,这个改革开放的文明进步时代及其杂文将被视为社会全体的共业。有“严肃的闲话”,当然就有“闲话”的“严肃”。作者的更多作品则是抓住生活中的某个思考点、现象点而展开杂文进路,像《“戴红帽子”析》《主乎?奴乎?》《也谈摆阔》之类,都能小处着眼,而达严肃且高远的命意,将生活资料、思想资料升华至理性和社会大局的高度,体现对社会理性和社会大局的精微理解,从而生成一股正气,自然开阔心胸而富于启迪。

谷长春杂文也可以读史的眼光来读。由于作者以公民的责任心而切近社会大局视野,其杂文写作三十多年下来,便可构成一部他一个人视角下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活观念史、思想演变史、社会经验史。关于解放思想的主题,80年代写有《“杯中风暴”及其他》《要触动一下陈旧的观念》《关于反思的反思》,90年代写有《解放思想与正名》《反正与过正》,2000年后写有《为“解放思想”正名》等等;关于社会民主建设的主题,80年代写有《止步与起步》《官本位》《有感于民主化进程》,90年代写有《假相、真人与民主》,2000年后写有《官本位痼疾的文化根源》《闲话民主与公民意识》等等;关于改革的主题,80年代写有《关于“国营人”》《从改革到发财》《话说“经济脑瓜”》,90年代写有《“能人”辨》《也说下海》,2000年后写有《人才观小议》《个税改革小议》《都要管和都不管》等等。其他如反腐败的主题,文化教育的主题,政风与官僚作风的主题等,都是作者历经三十多年一贯关注的主题,其间可见作者本人思想观念的演变发展线索,也可见社会思潮和人们的认识波澜起伏,看出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变迁。80年代的局限被90年代,被新世纪所不断地超越,语境的变化在话题的议论、角度的拿捏、语词符号的更新与转注之间,意味表达可以说十分丰富,差之纤毫却是时过境迁别有一番洞天了,历史的往复与回环,裂变、连续与吐故纳新,都会使人有生动而沧桑的体验。诸如“积木学”、“学会学”、“新鲜空话也是空话”、“能人”、“跑官风”、“公关”、“小气候”、“纪念品”、“形象工程”、“公款追星”、“职务消费”,作者几乎是无话不谈、不议、不辩,涉及当代生活史的五花八门,整体观览,像一部生活档案和历史辞典,又像一部观念与现象的触角留下的缕缕斑痕,在品味之余便觉很有价值。这样的杂文写作是作者的公民岁月、思想演绎、经验杂感、文学守望、时代观察、生活记忆的结晶。正如前所述,这些结晶体可能带有不同历史时期的印痕甚至局限,但它真正是历史性的,是一个人观念的历史蜕变与进化,折射出三十年来时代的历史变化细节,是历史和观念的真实地图。三十年我们这样走过,中国这样走过。谷长春始终站在历史中思想解放再解放,退一步与进两步或退两步进一步,可作为历史的人生见证,整体言之,大概也实现了杂文的历史功能,是我们认识历史的一笔财富。今天我们读鲁迅的杂文,也仿佛借以重返那段特定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说,杂文给人的历史感和生活感是不可替代的,那是我们的意识和观念的故事。

综观谷长春的杂文写作,其杂文方式还可以用一个“辩”字来概括。作者说到自己杂文的写作心理基础:“确是疾恶、好辩的本性难移,肚里有话憋得慌,不说出来觉得有些郁闷。”作者又说:“我赞赏‘刀刀见血,令人振聋发聩,以‘狠见长的杂文,但可能由于性格与经历的关系,我写不来。我写了多年的杂文自认为一直在追求杂文的思辨性,把理说清了辨明了也不失为尖锐。”以此求证于作者的杂文作品,我觉得这话说得是甘苦自知颇为清醒的。三十年来的中国杂文,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杂文时代。虽说这个时代的杂文依然应该是以批判见长,依然需要以尖锐、敏锐的思想锋芒穿越世事浮沉的复杂景象,公民责任和抵抗虚假,清醒的现实主义,都应是今日杂文的写作要义。但这毕竟已不是一个“战斗”的年代,而是一个“反思”的时代,反思的时代意味更加注重自我的反省与批判。其实这也是鲁迅杂文关于解剖自我批判自我的固有的文风传统。因此作者所说的思辨性的追求,则正是符合当今时代语境的杂文艺术方法。两千多年前,《礼记·中庸》中就提出了抵达“至诚”人性的君子境界的五种修养方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而在这个序列中,“明辨”需要“博学”、“审问”、“慎思”为基础,“笃行”为其旨,但“明辨”作为一种人生思想和行为方式之一,具有独立价值。而今,辩(或辨),有辩驳,也有辩论,更有辨难与辨证,它的总的基调应置于一个多思的年华,一个反思的时代,一个解放思想的历史阶段,一个从来未有过的中国现代理性建设时期的大背景下。其实作者是有些自谦的,他的作品中很多都是针砭时弊和有的放矢的,爱恨锋芒明如电光之作不在少数,如《贪官皆披画皮》,就是抓住贪官披着的伪装及其手法予以揭穿,应该说洞若观火,是非常解渴解气的。当然,作者也有许多篇章注重论理,多角度、多头绪、多机锋、多思路、多语式、多资料、多情感地围绕一个主题加以辩解、辩白、辨析,有时并不以说一时痛快语见长,也不以时时出新语、新见,而唯新为尚,自然更加平实而厚道、敞亮,常得辩趣,易于被普通的媒体受众接受,也显示了作者的社会大局观和对人性、人事,对历史和现实的发自一个公民内心的温情。如作者所写的《闲话秘书》,就充满对“秘书”的辨证理解,酸甜苦辣,作者是真正置身于其中才能写出如此的文章来,所谓“批评的理解”渗透其中,而不片面地漫画化,应该是一篇辨证思维而又客观合情入理的佳作。作者的很多作品都是这样的一个“辨”的格局,甚至很多篇名就直接用“辨”,如《书生气辨》《成熟辨》等就是。辨,或辩,或眼明雪亮,或头头是道,都是理性和感性的熔铸,是社会责任感和知识的融汇,是思想的对话和意识的戏剧化,是作者需要不断克服的杂文艺术的难度与亮度。在这个偏重于理性和反思的时世,贯通杂文写作与辨证法的隐秘的思维通道,最大地努力着去实现辩者无碍的自由境界,谷长春的杂文写作是尽了力,出了彩的,应引起同行与读者应有的关注。辨,或辩,无论是反诘批驳,还是辨证求理,在杂文写作中都是一种克难。艺术就是克难,克难才能辩者无碍。而谷长春所要克服的,还有执政为官的角色,需要他葆有平民的意识,公民的责任心,而将执政为官与公民身份统一起来,我们知道这是很难的。读他的杂文,我们又知道他的杂文写作的意义,正是他在这方面的人生努力和奋斗的一个缩影。杂文是他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人生辩论,祝他辩才无碍。

责任编校 郭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