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男性主体与没有敌人的战争

李　阳

一定型化的男性英雄

90年代末以来,电视荧屏中军旅剧陡然升温,《和平年代》(1997)、《突出重围》(2000)、《DA师》(2003)、《垂直打击》(2006)等等都获得了较高的收视率。这似乎说明,军旅题材的电视作品在既往“主旋律”的叙事困境中获得了某种突围,突围的成功之处可以在观众的评价中见出端倪:“有血有肉的电视剧”[1],“最具男儿气魄的开年戏”[2],“和平年代召唤英雄主义”[3]……这些评价似乎都围绕着同样的男性化的英雄主义。紧接着,这种对男性英雄主义的建构深入到革命历史领域,并获得更大的成功。《激情燃烧的岁月》(2002)、《长征》(2002)、《亮剑》(2004)、《历史的天空》(2004)、《狼毒花》(2007)、《我的团长我的团》(2009)、《我的兄弟叫顺溜》(2009)、《人间正道是沧桑》(2009)……在这些收视异常火爆的电视剧中,男性英雄主义不断得以凸显,并最终形成了固定的叙事模式。首先,这些男性英雄都具有强烈的征服欲。《激情燃烧的岁月》播出之时,张纪中便对主人公石光荣(孙海英饰)做出这样的描述:“这部剧讲的是一个叫石光荣的永不言败的人,永远在追求,前半生他征服敌人、征服朋友、征服一个女人,后半生他甘愿被这个女人(他的妻子褚琴)征服。”[4]《亮剑》中的李云龙(李幼斌饰)也充满征服的欲望——“像条饥饿的龇着牙的老狼”[5]。但还不止如此,这些男性英雄还具有以往英雄所不具备的特征,但正是这些看似“额外”的特征,反倒使这些英雄更易于被当下的语境所接受。石光荣有些“粗鲁”,总是保持着农民的“陋习”,不讲卫生,在家里用粪种菜。李云龙则满口脏话,无组织无纪律,从不做亏本买卖。同时,作者还有意强调李云龙部队的“非正规性”和“游击性”,这是一个连正规番号都没有的队伍,因此“哪像主力部队?和游击队没什么两样”。[6]而李云龙也只是一个“没进过军校的泥腿子”[7]。这种英雄特征到了《狼毒花》那里被进一步发展,主人公常发(于荣光饰)甚至调戏妇女被当场抓获,野性难改犹如“狼毒花”。在最近的《我的兄弟叫顺溜》中,顺溜(王宝强饰)仍然具有这种“流匪习气”,他永远被排除在纪律之外,在战场上也可以不听排长的指挥。而叙事人“我”——六分区司令陈大雷(张国强饰)则和李云龙颇有几分相似。但是,尽管这些男性英雄具有种种陋习,他们却仍然作为“英雄”而被观众接受,这是因为这些“劣迹斑斑”的英雄都是战场的常胜将军,他们或善于谋略,或具有一技之长,因而都是最后的胜利者。于是,这些“土匪式的胜利者”成为一种不断复制的叙事模式,一时间充斥了人们的视野,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男性化的霸权表述,在长期有关国民性自我压抑的表述之后,这种男性化和菲勒斯的文化表述似乎预示着某种社会的深刻转型。问题也相应地出现:为什么新世纪突然出现众多充满英雄主义的革命历史书写?在这些文本中,男性英雄为什么被固定化为“土匪式的胜利者”?这些表述在何种意义上成为可能的和有效的?在此,笔者试图通过对于90年代以来思想脉络的梳理,给出一种可能的解释。

二 反现代的现代性:进入世界格局的新想象

为了探讨当下的革命历史剧的症候性,似乎不得不回到90年代以来思想界的种种讨论。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现代性问题始终是重要的症结之一,它也构成了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论争的核心问题。但这一论争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一种悖论和困境,这就是汪晖所说的:“中国现代性话语的最为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诉诸‘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的语式来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8]在这种二元对立的语式之下,无论据守一方(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还是合二为一(中国现代化与西方无异)都无法最终躲避二元对立的陷阱,这种二元对立之所以无法跨越,其症结点再如汪晖所言,因为一个问题始终无法被证实:“关于中国道路的独特性的讨论最终回答的是如下问题:有没有偏离资本主义的历史形式而产生的现代社会,或者对现代化具有反思意义的现代过程?”[9]

对于这样的疑问,汪晖在其90年代重要论文《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给出了相当肯定的回答。在汪晖看来,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借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思想资源,但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并不仅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事实上代表了“上世纪以来的整个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本问题的解决”。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现代化意识形态”。汪晖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这首先因为中国现代性包含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内容的价值取向”。这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将自己存在的意义与自己所属的特定时代相关联的态度”,它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在于中国传统的特殊性,而且在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具有的一切负面特征的排斥——殖民、帝国主义,不一而足。因此,汪晖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10]是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另类现代性。

汪晖的这一观点在2006年翻译出版的《反思现代性》[11]一书中得到进一步说明。一如汪晖,这本书的译者(旷新年、王爱松)借用以色列思想家S.N.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观念再度重申现代性的多样性:“现代性不等于西化;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不是唯一‘真正的现代性,尽管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享有历史上的优先地位,并且将继续作为其他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参照点。”[12]在这个意义上,译者认为,不能以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或任何单一的标准来分析现代性问题,而应当强调文化方案的“多样性”,将现代性视作复杂的系统(而不是单一逻辑),其间可以存在“作为一种独特文明的特殊性”,其中的具体制度和文化模式也可以存在“巨大的可变性和易变性”。[13]毋庸讳言,无论是汪晖所说的“反现代的现代性”,还是这里所强调的“多元现代性”,都旨在逃脱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逃脱其间蕴含的西方中心主义,进而突显中国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异质性”。

然而,这种观点似乎立即就遭到另一批思想者的批判。徐友渔在其“三评90年代新左派”的系列文章中探讨了关于“中国现代性”的问题。在徐友渔看来,汪晖所谓的“反现代的现代性”无非是打着“异质性”的旗号行“反现代性”之实。徐友渔认为,现代性只有一种,这便是西方现代性,对社会主义的标榜只不过体现出这种“反现代性”的立场,因为“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几乎永远是反现代化思想家们思想中的构成部分”,中国20世纪所有重要的思想家都曾经提倡过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却“几乎无人提倡任其自为的资本主义”。接着,徐友渔指出,汪晖所援引的理论(包括现代性的概念本身)基本上都来自西方 ,这些批判理论本身便是西方现代性内在的组成部分——“在已有的和现有的各种结构中,只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才是唯一为批判自身提供条件的结构。”[14]因此,既然无法证明“西方某派”的论述与中国特殊语境的相关性,用它来分析中国问题特殊性的做法便是存在疑问的。

在此,似乎不难看出二者论争中二元对立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死结。如果说汪晖试图做一次悲壮的努力,试图建立西方中心之外的多元化的价值系统,借以避开现代化似乎不得不面对的单一标准和路径,那么徐友渔则四两拨千斤地招回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轻而易举地将汪晖带回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之中。究竟是反对现代性还是另类现代性?一个问题似乎无法解决,这便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统识之下,在基本的理论和能指(现代性)都来自于西方的大语境下,是否可能建立另一套价值系统?这似乎使人联想到崔之元探讨毛泽东时所提到的困境:“由于毛泽东没有彻底与正统马列的‘话语结构脱钩,从而给各派力量从自身利益出发,操纵‘资产阶级一词的含义,留下了充分的空间,并最终使各派斗争的结果完全违背了他发动文革的本意。”[15]横贯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困境却如此相似,“没有脱钩”的悖论时至今日也未能挣脱。

直到近期,刘小枫仍然在其2007年出版的《儒教与民族国家》一书中收录的《游击队员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中延续了这一探讨。刘小枫援引了德国哲学家卡尔·施密特的对于毛泽东游击战理论的探讨,阐述了游击队自身“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悖论。首先,游击队的出现同时涉及到现代性和反现代性。游击队是随着现代性的正规战争而出现的,但它内涵着反对正规化战争殖民性的因素——“游击战的出现恰恰针对的是普适性的战争,在这个意义上,游击战是反现代性的”。其次,游击队的战术方式也不同于(对抗于)现代性战争:“游击战则采用小规模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不与敌人面对面对阵,总是躲在暗处放冷枪,破坏了打仗规矩,跟土匪行为差不多——在这一含义上讲,游击战是‘非法的战争形式。”同时,游击战的人员构成上也是“非正规”的:“游击队出身于农民,农民坚守自己的土地,抵抗现代化敌人的入侵——游击队与正规军的战争,有如传统农民与现代技术人的战争。由农民的自发反抗形成的游击队,不是散兵游勇,而是反现代性的政治代表。”但是,尽管游击战具有“反现代性”,但它又是充分“现代性”的。这首先因为逼出游击战的正规战是现代性的产物,因此,游击战和正规战无异于现代性的一体两面。同时,游击战在“固守乡土”之外,也同时包含着现代性的普适理念,比如反资本主义,反技术理性,解放劳苦大众等等,从而也就同样拥有着现代性的诉求。在刘小枫看来,这种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一矛盾是急需解决的:“在后现代的处境中,游击队员……如何澄清、化解自身非常现代地反现代这一内在矛盾,看来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关键。”[16]

毋庸置疑,刘小枫事实上延续了此前一直存在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争论,尽管这一争论已经进行了十年,但此时的刘小枫仍然未能给出任何别出心裁的答案。刘小枫的结论仍像当年的徐友渔,从他所定义的“真正的游击队员的政治品质”来看(即“依托乡土的政治品质所内含的反对资本主义和解放劳苦大众的理念,规定了真正的游击队员的政治品质”[17]),他同样不认同“多元现代性”的说法,而是将“真正的游击队”纳入现代性的脉络之中,同时将不符合现代性的其他部分(比如文中提到的游击队第二代)视为“非真正的”而不予讨论,于是,“真正的游击队”也就成了现代性的。从这条论争的脉络来看,现代性、反现代性、非现代性、多元现代性……几乎成为难以厘清的谜团,人们似乎不得不一次次重返二元对立的陷阱,一次次在能指的纠结中迷失自身的主体位置。又或者,这一论争本身便表征着某种结构的存在,论争的双方正构成了维持这一结构的意识形态的两端,需要等待结构的转型,论争的胜败才会豁然显现。

如果说当下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具有强大的症候性,那么这种症候性正在于对上述论争的回应。如果考察当前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出现的语境,首先映入视野的便是与这些电视剧相伴生的世界史和国别史的重写,这包括以“大国”为名的一系列历史文本,先是电视剧《雍正王朝》(2001)、《康熙王朝》(2002)、《乾隆王朝》(2003)、《汉武大帝》(2005)、《贞观之治》(2007)……继而是出版物:《大国崛起》[18]、《天命所归是大国》[19]、《大国之魂》[20]、《大国的兴衰》[21],甚至英国历史学家威尔士撰写的原名为A Short History of the World(《世界简史》)的著作,中文版的名字也被改成《大国的崛起——世界上从成功走向辉煌的大国启示录》[22]。从这些短短几年一拥而上的“大国历史”来看,一种以“大国”为表征的全新意识形态正在生成,毋庸讳言,这背后的现实支撑是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转变,这一转变随着汶川地震强有力的整合实践,以及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屹立不倒的事实而大为增强。作为一个有趣的结果,这种转变也带来了上述思想论争的意想不到的断裂,并引发了革命历史电视剧的潮水。

在某种意义上,当下的革命题材电视文本充满寓言性,它可以被视为在“大国”的全新语境中,中国的民族主体进入世界格局的新的自我想象。如果说,在上述关于现代性的思想论争中,多元标准还是单一标准,现代性还是反现代性,在二元对立和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中成为无法解决的问题,那么,在当下的革命历史电视剧中,这一问题似乎被解决了,或者更为准确地说,被悬置了。问题不再纠缠于现代性还是反现代性,不再纠缠于这种二元对立的困境,而是相反的,“反现代的现代性”恰恰被作为中国主体出现在世界格局中全新的想象性姿态,或者说,结构性位置。当然,这并不说明思想论争的某一方获得了胜利,因为此时“反现代的现代性”已经不同于彼时。它既不同于新左派所诉求的“异质性”,即在一种多元标准的语境中,建立一种不同于/超越于西方现代性的另类现代性,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诉求的,反现代的现代性无非是一种充满自我标榜的反现代性(或者前现代)的立场,应当走一条西方现代性的道路。在当下的革命历史电视剧中,原先的种种论争和立场忽然变得失去了意义,彼时刘小枫所强调的关于现代性和反现代性这一“中国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似乎不再成为矛盾,却转而赋予中国主体一种当下格局中的独特的“属性”,这种属性的优越性在于,它既不诉诸重新回到50到70年代实践的困境,又似乎可以避免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所遭遇的质疑,它仿佛成为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先后遭遇危机后的幸存者,这种自我想象的有效性在于,它既回答了问题,又回避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南方周末》所采用的逻辑就变得颇有代表性:“1949到1978年的全盘苏化,彻底消灭民营企业,完全不符合中国自己的传统。”同时,“西方对国企的私有化和放松经济管制”,即“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也“从来不是中国的传统”。[23]那么读者便会问,“中国的传统”是什么呢?是什么使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而具有独特性?当下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给出了一个十分响亮的回答:反现代的现代性。

在这个全新的“反现代的现代性”中,“反现代”和“现代性”之间并非矛盾深重、剑拔弩张,而是构成了一体两面、和谐统一的整体。因此,革命历史剧已经没必要像从前那样生怕露出“反现代”的踪迹,而是相反的,它们总是毫不手软地展露“反现代”/“前现代”的部分,甚至不惜显露主人公的“土匪”气质。首先,历史背景总是选在土地革命或抗日战争时期,这显然能够更好地突出“游击战”的“非正规性”。我方部队(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等等)总是“泥腿子”出身,他们常常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军事教育,《亮剑》中的李云龙所带领的部队什么配给都没有,一切都需要“白手起家”。刚刚播出过的《我的兄弟叫顺溜》也是一样,六分区司令陈大雷带领着一直编制不全、缺斤短两的部队,这支部队不仅无法与国民党的正规军媲美,甚至在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中也极端边缘。此外,李云龙和陈大雷并非依靠军队中的身份而得名,李云龙的队伍甚至没有被列入编制之内,他们都是在战斗中凭其神勇和谋略令敌人闻风丧胆,这种“李家军”、“陈家军”式的叙事框架也与任何现代性的正规军队相距甚远。在战略战术上,他们都凭借其军事“天才”或者“鬼心眼”,换言之,凭借其不按常规出牌的能力而撇开正规战的打法,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一如《我的兄弟叫顺溜》中,吴大疤拉对于陈大雷的描述:“当我们以为陈大雷跑远了的时候,他往往就藏在眼皮底下!每当我们以为陈大雷就在眼皮底下的时候,他又远在天边啊!”[24]在另一个层面上,就这些文本的主人公而言,这些被观众视为“真男人”的主人公都带有土匪气质。李云龙总是充满“陋习”,爱打小算盘,满口脏话,霸道野蛮,从来不吃亏,小说作者曾将他称为“土狼”。陈大雷与李云龙一样爱吹牛好显摆,很多鬼心眼,热心于战利品。而与陈大雷称兄道弟的神枪手陈二雷(顺溜)同样不服从指挥,充满“流匪习气”。不仅如此,电视剧作者还着力在现代战争中表现“兄弟义气”,级别相差甚远的陈大雷和顺溜结成了生死兄弟,而顺溜身为军队的战士却只听陈大雷一个人的,对其他领导的指挥充耳不闻。应当说,上述种种不够现代(反现代/前现代)的元素,都构成了当下中国想象性民族主体的“特性”,这种特性不仅无需遮掩和回避,而且成为一种象征资本,并构成了今天举世瞩目的大国地位的想象性支撑。

在另一个层面上,反现代的现代性也不在任何异质性的意义上被使用,它被纳入了现代性的脉络。在早先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中,敌人往往是不被正面呈现的,而是被作为政治化的他者而多多少少受到禁忌,革命历史故事被书写为穷苦人翻身做主人的故事,一旦涉及战争的对峙,则或者敌人不堪一击一败涂地,或者干脆采用插曲和蒙太奇快速剪辑的方式一带而过。而在当下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敌我双方都是直接在场的,敌我双方的博弈过程成为被正面呈现的奇观。李云龙和楚云飞,陈大雷和日本部队、吴大疤拉、国民党师长李欢,无不你来我往,各不相让,其间不乏李云龙楚云飞的称兄道弟,也不乏陈大雷和李欢之间的暗自敬仰。这种敌我双方直接正面的呈现提示我们,二者更像是同一系统中的两极,其间并不存在被禁忌的异质性。不仅如此,叙事建立了非正规和正规的等级,李云龙和楚云飞分别获得了非正规军和正规军的重新排序,在这一技术和装备的等级之下,李云龙不得不称楚云飞为“大哥”。然而,在这一系统内部,楚云飞或者李欢并不代表民族主体,这是因为他们占据着现代性的高端而失去了“反现代”的特性。在这些文本中,李云龙和陈大雷才代表着民族主体(民族英雄),在他们身上凝聚着的不那么现代的特征(反现代/前现代)正是其占有这一位置的象征资本:固守乡土,流匪习气,或者像前现代社会中的侠客,这些因素造就了最终的胜利者——真正的民族主体,它们是李云龙而不是楚云飞,是陈大雷而不是李欢。这种逻辑似乎与当下的时髦话语不谋而合:“重点可能不在于所有制色彩,而在于是否‘民族企业。”[25]在不存在异质性的语境中,现代性的种类已经不那么重要,那些不断强调“乡土”、“民间”和“传统”的中国企业像李云龙一样,成为民族主体(民族英雄)。

如果说革命历史电视剧不再是异质性的隐喻,而是同一系统中对立双方的谋略之战,那么这些文本几乎很自然地成为当下商战的呈现,正如这些文本的作者常常带有商人身份(例如《亮剑》作者都梁),而这些文本也时常被商人们评价为“亮剑精神就是商人精神”,甚至还有人“从《我的兄弟叫顺溜》透视‘销售聚焦战略”[26]。而李云龙、陈大雷这种出身草根,白手起家,熟稔游击战法的师长司令,更是成为民营资本家的表征。一如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在评价《狼图腾》时所言:“很多难以置信的战法很值得借鉴……最佳时机出击,保存实力,麻痹对方,并在其最不易跑动时,突然出击,置对方于死地。”[27]这里所说的无疑正是游击战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争双方(李云龙和楚云飞,陈大雷和日本小分队)的博弈和僵持才在当下语境中备受关注。人们曾将《我的兄弟叫顺溜》中的“三道弯战役”做如下比喻:“‘三道弯战役在《我的兄弟叫顺溜》中最具代表性。面对强敌压境,在‘合作伙伴国民党临阵‘撤资,新四军又不能马上‘注资的情况下,陈大雷司令指挥的六军区(实际上只有一个连的人马)却把日军打得人仰马翻。”[28]这种比喻将革命历史战争直接比作商战,而商战中采用的游击战法(反现代的现代性)则体现了商战的“民族性”,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被重新衔接起来,50到70年代历史成为当下的时髦话题,而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则成功地承载了历史书写的断裂与延续。

三 从《桥隆飚》到革命历史电视剧

应当说,当下革命历史电视剧对于历史的成功重写,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了一系列压抑和改写。这种“土匪式的胜利者”也并非当下语境中的原创,而是在50到70年代历史中始终存在的一条脉络。当然,这条脉络始终处于一种被禁忌的状态。

一个例子是曲波在1966年出版的小说《桥隆飚》。小说描写了一个名为桥隆飚的爱国土匪,身怀绝技,仗义豪侠。他领导着一支“抗日救国斩奸反霸飙字军”[29],打家劫舍,扶弱济贫。他和李云龙等人颇有几分相似,没文化,不懂得革命的理论,只是怀着朴素的爱国情怀,以及对于“下九流”的同情。在小说中,这个颇像中国传统武侠小说的主人公,最终受到共产党赵颖政委的启蒙,进入到革命的理念之中,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士。然而,这个与李云龙相似的人物并没有李云龙的幸运,这部小说刚刚出版便被批为“中间人物论”而被查禁,直到新时期才获得再版。如果说,批判“中间人物论”是彼时历史唯物主义霸权建立中的一环,那么,桥隆飚的被禁正体现出“历史唯物主义”所内在的历史目的论。一如上文曾经提到的,毛泽东的政治实践是“上世纪以来的整个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本问题的解决”,这种政治实践同样格外强调“现代化”的诉求,不仅如此,它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础上,要求更加进步的现代性。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共产党军队从建立以来便不断面临着来自现代性正规战争的质疑,被斥为“游击主义”,不具备“正规军”的条件。毛泽东曾经这样回应这种质疑:“统治着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流动性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因此,毛泽东认为:“从这个上面规定我们的方针,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30]如果说,彼时还尚未成为“大国家的统治者”的毛泽东,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方式来适应红军置身的语境,那么当新中国成立之后,重归“正规”和“现代化”便成为摆脱这种游击性的途径和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新中国对于自身的革命史进行了重写,完成了对于革命史的“现代化”过程,这一过程包括:首先,一切前现代的因素都被作为禁忌而遭到压抑,共产党人总是被呈现为无需启蒙的先验主体,他们从在场的那一刻起,便已经成为革命理念的忠实拥护者。有一些作品,诸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致力于游击队历史的书写,这些游击队都在党强有力的领导之下,无论是平原游击队队长李向阳,还是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李正,都早已树立了抗击侵略者,解放穷苦人的信念。游击队员们也训练有素,不见任何“流匪习气”。在新中国早期的电影《耿海林回家》中,作为八路军队伍中唯一一个带有“流匪习气”的耿海林,却是在国民党军队中沾染的,耿海林最终接受了革命的理念,流匪习气也一扫而光。应当说,新中国电影将国民党军队划作穷苦阶级的他者,而毛泽东曾经提到的“游击主义”、“流匪习气”也被赋予他者而被他者化了。在另一个层面上,彼时历史重写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剿匪。《林海雪原》中的座山雕,《新儿女英雄传》中的李六子等土匪也都成为前现代因素的承载者,不仅如此,他们还是与国民党串通一气欺压百姓的“坏人”,并因此成为共产党军队征缴的对象。在这些文本中,土匪与同样常见的民兵、游击队在阶级属性上有本质的区别,他们从未也不可能接受革命的理念。与国民党军队一样,通过将土匪视作穷苦阶级的他者,土匪所具有的一系列前现代因素都被他者化了。在某种意义上,将土匪他者化的行为显露出新政权力图改写“流匪习气”的记忆,并将自身纳入“正规”(现代)范畴的努力。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剿匪才成为50到70年代不断被复制的主题。曲波的《桥隆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遭到批判和拒斥,而桥隆飚这样的土匪人物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在50到70年代的现代化诉求中,桥隆飚式的人物成为集体无意识被遗忘和拒绝的层面,而多年之后,这条50到70年代被压抑的线索却在电视剧中大放异彩,这种转变之所以发生,不能跨越的另一个脉络是80年代去政治化的思潮对于革命历史的再度改写。在此,笔者以莫言的小说为例。80年代中期,莫言发表了小说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31]。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重构了大跃进的历史,描述了一个与历史现实格格不入的“黑孩”。此外,与50到70年代“又红又专”的政治诉求不同,在80年代反思“文革”的人道主义语境中,那个以满嘴酒味、翻着眼皮的“刘太阳”为代表的“红色世界”被描述为一处荒诞异常、凶残异常的世界,而被这个世界所排斥和唾弃的“黑孩”却心怀对于奇异景象的美好憧憬。他希望看到“萝卜在阳光照耀下……晶莹剔透,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32],并为了这个美好的愿望不幸遭遇了“捉一个(虫子)捏死,再捉一个还捏死”的看园子的老头。名为“黑孩”的孩子却成为黑暗中的一道人性曙光,重要之处不仅在于作者颠倒了红与黑的价值判断,更在于通过赋予“黑孩”以一种人道主义的主体价值,“刘太阳”的世界被剥夺了合理性,“透明的红萝卜”以其最为“自然”的远离政治的人性之美,战胜了它所置身的政治世界。

同年发表的小说《金发婴儿》[33]进一步伸展了这个主题。小说描述了某市警备区七连指导员孙天球,这个不断接受“政治学校学习”、“受领导器重”的指导员却在高度的“觉悟”重压之下变成了性压抑和性变态。他禁止军人在裸体女人塑像前逗留张望,自己却不断在望远镜(一个颇具象征性的道具)中窥淫,妻子的照片成了他的恋物对象,但他却见了妻子“就翻白眼珠子”。终于,妻子和另一个男人生下了金发婴儿,孙天球愤怒而恐惧地杀死了孩子。在此,孙天球成为被“政治学校”阉割的男人,成为一种政治化历史的受害者,并进而成为这种政治阉割力的象喻。非常有趣的是,一如50到70年代历史书写中的“土匪”,“指导员”在80年代作为一种政治的隐喻而被单独提出,在孙天球所在的部队中,连长和战士都是正常的,只有指导员这个承载着政治“觉悟”的特殊身份被列入“非正常”(被阉割)的行列,通过将“指导员”他者化,历史书写完成了去政治化的过程,在将部队军事主官(与技术和军事更紧密连结)作为男性主体呈现的同时,指导员总是被呈现为“非男性的”,直到相当晚近的电影《集结号》中,指导员王金存仍然延续着这一脉络,被呈现为战场上最无能的胆小鬼。这种政治阉割力的寓言在90年代末的另一篇小说《牛》[34]中得到更为直接的表述。这部小说干脆直接将“老董同志”这一颇具50到70年代特征的人物描述为一个专门阉割动物的兽医,并以整部小说的长度讲述了老董同志以强大的阉割力将一头最富生命力的牛害死的过程。应当说,从《透明的红萝卜》到《牛》,渗透着一条80年代反思“文革”的基础上形成的去政治化的脉络,它致力于将50到70年代历史中的异质性视作“压抑人性的政治”,无论是老董同志还是指导员孙天球,都是在这一脉络中被“去掉”,或被剥夺主体合法性的元素。在这些男性主体纷纷倒塌,红与黑的价值内涵截然颠倒之时,换言之,在50到70年代的现代性遭遇危机之时,莫言重新启用了50到70年代遭到压抑的桥隆飚式人物,作为新男性主体的表征。

同一时期,莫言发表了小说《红高粱》。“我爷爷”余占鳌同桥隆飚一样是个土匪,与桥隆飚一样有着爱国情怀,并且在抗日战争中成为“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在此,作者一改往日作品中的反讽,从未有过地由衷赞叹:“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在莫言此前的作品中,主人公常常是无父的,《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不仅无父,甚至拒绝彼时的语言系统,而《金发婴儿》中的指导员并不是婴儿的亲生父亲。如果说,这些被剥夺合法性的男性主体不再能被呈现为“父”,那么在《红高粱》中,叙事人却真诚而直接地找到了新的父亲,他大喊:“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有趣的是,80年代自由主义脉络使得50到70年代的现代性遭到巨大危机,但他们并没有能够提供另一种原创的“父亲”,而是选择了始终潜匿在后者之中的“他者”,并将这个“他者”重新认同为“自我”。当然,在启用“他者”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必要的改写。余占鳌已经不再等同于桥隆飚,他不再像桥隆飚那样向往和接受革命理念,恰恰相反,他拒绝“政治”,崇尚“自然”和“生命力”,叙事者显然陶醉于余占鳌和“我奶奶”不加规训、没有惧怕的豪情:“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余占鳌已经脱离了桥隆飚的时代,逃脱了孙天球的政治阉割力,成为自由主义的表征。

当我们沿着这条脉络审视当下的革命历史电视剧,审视李云龙、常发、陈大雷,不难发现这种对于革命历史的重新书写事实上接续了80年代的脉络。首先,这些电视剧对于军队指导员的处理是极端慎重的。《亮剑》中的指导员赵刚同时拥有神枪手的技能,才幸运的得以“豁免”,而《我的兄弟叫顺溜》中,无论是六分区还是营连排,都只有军事主官(司令、三营长、排长等),政委和指导员纷纷不知去向。而在上文提到过的《集结号》中,王金存再度复制了80年代《金发婴儿》式的指导员书写。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文本再度成为去政治化的文本,如果说,在这些文本中,革命历史人物重新具有了菲勒斯,成为男性主体,那么他们所凭借的是对于技术和战术谋略的强大亲和力(神枪手、狙击手、军事谋略家),而不再是“政治”。也就是说,它们延续了80年代建构的远离政治的男性主体,并将这种男性主体放置在革命历史的语境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当革命历史再度成为荧屏的热点,历史书写却已经历经了关键性的转换。

[1]《军旅题材类型片叫好又叫座,<垂直打击>等一批“有血有肉”电视剧热映荧屏赢得较高收视率》,《文汇报》,2006年12月8日。

[2]《盘点1998—2008央视十年开年大戏》

[3]《和平年代召唤英雄主义》,《人民日报》,2008年7月21日。

[4]《激情燃烧的岁月》,CCTV.com,2002年8月1日。

[5][6][7]都梁:《亮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14、17页。

[8][9][10]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见公羊主编:《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6、8、9—10页。

[11][12][13][以]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一版,

[14]徐友渔:《二评90年代“新左派”:中国的现代性与批判》,见公羊主编:《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274、276页。

[15]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中国与世界》,1997年第2期。

[16][17]刘小枫:《游击队员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选自《儒教与民族国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95-224页。

[18]唐晋主编:《大国崛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9]王小东:《天命所归是大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20]邓贤:《大国之魂》,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

[21][美]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

[22][英]威尔士:《大国的崛起——世界上从成功走向辉煌的大国启示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23]《央企凶猛》,《南方周末》,2009年8月20日。

[24]《我的兄弟叫顺溜》对白。见朱苏进:《我的兄弟叫顺溜》,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

[25]《中粮:全能央企“狼”性扩张》,《南方周末》,2009年8月20日。

[26][28]何冰:《从<我的兄弟叫顺溜>透视‘销售聚焦战略》,中国酒业新闻网,2009年7月15日。

[27]见《狼图腾》封底。姜戎:《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29]曲波:《桥隆飚》,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35页。

[3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229-230页。

[31][32]莫言:《透明的红萝卜》,见《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

[33]莫言:《金发婴儿》,见《钟山》,1985年 第1期。

[34]莫言:《牛》,见《东海》,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