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节日文化之守正创新

顾　农

我们中国历史悠久,节日很多,这是我们精神家园里的一些景点,非常值得珍惜。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传统的节日中也多有变化:有些曾经比较重要的节日后来不再流行,现在大概基本没有人过了,例如上巳,又如盂兰盆节。上巳后来大抵为清明所取代,盂兰盆节本是佛教徒的节日,当佛教不是那么最流行之后,它也很自然地就被淡化了。

始终没有被淡化,一直最受重视而且时间跨度最长的是春节。按旧时风俗,进了腊月门就要忙年了,腊月初八尤其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一直要到过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甚至二月初二)才算结束。民国初建时国家规定只过阳历的元旦,阴历年被取消,政府机关照常上班;但民间并不买账,还是很隆重地过阴历年,不过阳历年。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一开头说得好:“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民俗的力量是很巨大的,行政命令取消不了它。到1934年,当时的政府明令撤消关于废止阴历年的规定。

过年以外其他节日也就一天。经过多少年的考验和淘汰,春节之外有两大节日,这就是端午和中秋,加上春节合称“三节”,家里的小孩子和仆人在这三节可以领到一点奖金(赏钱);如果有什么外债,到节下一般来说应当还掉。鲁迅有一篇小说《端午节》,其中说,兼做教员的官员方玄绰因为学校和政府全都欠薪,弄得经济紧张,其时正是端午节的前一天,他打发仆人到酒店去赊一瓶“莲花白”来,“他知道店家希图明天多还账,大抵是不敢不赊的,假如不赊,则明天分文不还,正是他们应得的惩罚。”方先生还不禁动了一下买彩票的念头。过节还钱,我不大清楚现在是否还有这样的习惯。应该说这是个好习惯。

“三节”之外还有一个清明。二十四节气中清明最受重视,因为这是扫墓祭祖的传统时机,中国人特别尊重祖先,每年是非扫墓不可的。

过去只有春节才放假;现在端午、中秋再加上清明,四大传统节日都由国家明确下来了,这是很得人心的。假期有了,怎么过这些节日很值得研究。单是吃粽子还不是端午,随便哪一天都可以吃,快餐店里天天有得卖。大而言之,乘此几大节日的机会改善一下伙食当然是不言而喻完全可行的,对拉动内需也颇有意义;但只是大吃一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想改善伙食哪一天不行,何必一定都挤在这里?这四大节日最好都能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值得留恋的文化内容,而且要让老、中、青、幼各有所得。节日要有节日独特的魅力,非得好好过不可,不能变得可过可不过,成为鸡肋似的东西。

为了让传统节日富有魅力,起到文化认同凝聚人心的作用,“守正创新”是完全必要的。

所谓“守正”就是要继承悠久而且优秀的传统,让这些节日继续保持强烈的中国色彩。过年舞狮子,端午赛龙舟,中秋赏月,清明上坟都是好传统。还有些更细微的东西也大可发扬,例如唐人过清明(以及寒食)喜欢赛球(“蹴鞠”)、拔河、斗鸡、荡秋千、放风筝,如此等等。王维诗云“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寒食城东即事》),杜甫诗云“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清明》),可见这两项运动最为流行。现在也不妨在清明这一天举行传统体育项目运动会,大家走出家门活动一下。

继承优秀传统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消解一些不良的不合时宜的传统。清明扫墓祭祖,慎终追远,本来是很有意义的,只是古人习惯于在家门口或坟墓边烧纸钱,那就不必继承了。在古人的观念里人死后仍然过着与活人大抵类似的生活,无非是在另一个世界里,所以也要花钱,烧一些纸钱就等于给汇过去了;此外还有烧家当的,用纸扎成房子家具,也在坟前烧给逝者。这个传统就不科学,没有道理,完全可以取消。宋代诗人高翥《清明》诗云: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颈联二句说白天扫墓时坟地里固然显得人气很旺,一旦太阳落山,祭扫者离去,就变成一片冷清,狐狸们就睡在这里;扫墓者回家,恰恰可以享受一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这是很残酷的对比,也是常见的情形,诗人由此逼出尾联来,自有他的道理,并不完全是消极。同样的道理,烧纸钱也毫无用处,一分何曾到九泉,只是污染空气,而且容易引发森林火灾。有这份孝心,不如平时多给家中老人多一些关心,如有必要就多送上一些钱。钱只对活人有用。

扫墓而烧纸,在今天应视为不文明的行为。我曾经偶尔见过几种上面印有“冥国银行”字样的纸钱,面值很大,纸质甚劣,上面且有错字。现在也还有扎家当烧家当的,不单有房子家具,还有电视机、冰箱、电脑……好像很现代化的样子。热中于烧这些高级家当的人在器物层面确实是现代化了,而思想却十分陈旧,坚持的是古代落后的东西,头脑还不如高翥清楚。此种古风亦可以稍息矣。

过年放爆竹放烟火当然也是传统,但恐怕要适当加以限制,加强管理,严防火灾发生,这一方面教训很多,弄得乐极生悲,岂非大背初衷。

在传统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完全靠行政命令,除了最必要的规定之外,主要得靠启蒙,靠教育,靠引导。

如果说守正还比较简单的话,创新则相当不容易。这不是关起门来策划可以奏效的,我想可行的路径有三条:

一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如果发现哪里有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愿意参加或实行的过年过节的好办法,就通过媒体加以宣传、推广,供大家参考。

有一次在电视里看到某地在中秋之夜举办街舞大会,月光下充满了欢乐的人群。这是个好主意。群众的首创精神是无穷无尽的。

二是加进一些比较新潮的内容,试验一下,看是否行得通。例如端午节,因为纪念屈原的关系也叫诗人节,不少地方举行诗会、诗歌朗诵会,除了写旧体、诵古诗以外,是否也可以写些新诗,朗诵新诗,也可以唱各路新旧之诗。清明扫墓固然很好,但还有不少无墓可扫的人,要为他们考虑些适当的活动才好。现在农民工等流动人口数量很大,节日活动如何适应他们的胃口,很值得研究。没有民俗内涵的节日,总是少了些什么。

过去,过年过节总是以家族、家庭为基地;现在传统的大家庭已经很少见了,小家庭怎么过节?怎么能让小孩子(他们在小家庭中处于某种中心的地位)喜欢过节并从中受到传统的熏陶?社区怎么安排节日的活动?这里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过节日既要守住传统,又要赶上时代,否则就很容易渐渐淡化、萎缩,让人找不到感觉。

三是加强风俗史的研究,看看这些重大节日古人是怎么过的,其间有些什么变化,从而了解古人怎样不断创新,从中汲取营养和启迪。

例如过去过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要祭灶,先送灶王爷上天,过几天又把他接下来,继续呆在灶间里贴有一小副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神龛里。我小时候多次参加这样的活动,至今记忆犹新,因为祭品特别简单:没有饭菜,也不烧香,只有一碟干草,上面撒几粒豆子,下面压一张用纸剪成的马;另外一碟是几小块麦芽糖。大人解释说,纸马和干草是灶王爷的坐骑和它的食料,麦芽糖给灶王爷吃,这样他上了天以后就不好说我们家的坏话了。只须磕一个头,我就可以吃那麦芽糖,牙也并没有被粘住;大人们则并不磕头,连躬也不鞠一个。敬神没有比这送灶更简单而有趣的了。

这一套奇怪的办法,读过鲁迅先生的《送灶日漫笔》(后收入《华盖集续编》)一文以后才有比较多的了解,该文开头两段道——

坐听着远远近近的爆竹声,知道灶君先生们都在陆续上天,向玉皇大帝讲他的东家的坏话去了,但是他大概终于没有讲,否则,中国人一定比现在更要倒楣。

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还卖着一种糖,有柑子那么大小,在我们那里也有这东西,然而扁的,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那就是所谓“胶牙餳”了。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话。我们中国人意中的鬼神,似乎比活人要老实些,所以对鬼神要用这样的强硬手段,而对于活人却只好请吃饭。

原来这级别本来就比较低的灶王爷竟是这样一位最好糊弄的神仙,难怪只给他吃这种低级的糖。按先前他的待遇并不是如此,宋人范成大《祭灶词》云:

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

云车风马小流连,家有杯盘丰典祀。

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团。

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

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嗔。

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

乞取利市归来分。

宋朝时他还是有好饭好菜的,人们真的希望他“上天言好事”,“乞取利市归来分”;而后来不知道怎么一来,竟对他不抱积极的美好的希望,变成降格以求,只希望他不要说坏话——或干脆不要说话,于是就请他吃麦芽糖粘住他的牙。

从请灶君享用“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团”到只有“胶牙餳”,从希望“乞取利市”到但求无过,古代老百姓的要求越来越低了。这中间具体是怎么变化而来的,很值得民俗学家分析研究。我也查过一点材料,始终未得要领,只有向专家请教。

民俗学不能只限于静态的描述,而须作动态的跟踪和分析。现在已经不祭灶了,大家用燃气灶,灶君已无安身之地。如今好像只是用诸如此类软硬兼施的办法对付上面来的检查团,请他们上去以后多说好话,至少不说坏话——完全不说话,像吃了“胶牙餳”之灶王爷似的,显然已不可能。

又如贴春联,这个风俗前后也有变迁,据说这要到明朝以后才通行,更早的时候并不普及或根本没有这回事。又如门神,起先是神荼、郁垒这两位能够捉恶鬼的勇士,后来则改用唐太宗手下的两员大将: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用历史的长镜头看,民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古代社会进展缓慢,节庆文化尚且与时俱进;现在社会发展很快,民俗文化生活创新的余地应当是很大的。如果完全是老一套,年轻人很可能兴趣不大,而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节日就火不起来,单是几个怀旧的老年人忙着过节,那还有什么大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