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诗语言艺术的若干思考

白长鸿

振兴中华民族伟业的时代,呼唤着诗歌的繁荣。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是现代诗歌繁荣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这里,不揣浅陋,就唐诗的语言艺术作一些探究和思考,以飨同好。

一

唐诗传诵至今并为大众耳熟能详,其艺术魅力何在?原因固然很多,诸如有优美明快的语言、琅琅上口的韵律、回味深长的意蕴以及贴近生活的内涵等。其中,语言是具有承载作用的。这里,就唐诗的语言风格和语言运用技巧作以简要分析。

——唐代诗歌既有质朴的语言,也有华美的语言,是以文质相兼的语言为主要特征。初唐诗作大多辞藻华丽,是为六朝典雅绮靡之余绪。自初唐四杰王、杨、卢、骆起,注意关注社会生活,诗歌语言也开始平易明快,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中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杨炯《从军行》中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对四杰评价“词旨华丽,沿陈隋之遗,气骨翩翩,意象老境”。宋之问、沈佺期的同题之作《奉和晦日幸昆明池应制》是唐人笔记和后之诗话常提话头,其实这种宫廷体虽然用辞藻丽,一派富贵气象,但艺术性并不高。他们反映社会生活的一些诗反倒语言清新,如宋之问《渡汉江》中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陈子昂倡导汉魏古风,语言古朴苍劲,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宋代刘克庄《后村诗话》称其“一扫六代之纤弱”。

李白、杜甫是唐代诗人的杰出代表,一个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一个属现实主义创作,他们的语言风格都是有质有文,文质相兼。李白的《将进酒》语言直白精当,诗意自然流畅;《蜀道难》多有渲染夸张,笔法变化莫测;《梦游天姥吟留别》既有平直的描述,也有藻丽的修饰,营造出缥缈瑰丽的艺术效果;《静夜思》《早发白帝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短诗,语言朴实凝练,直到今天仍妇孺皆晓。杜甫的“三吏”“三别”,写的是民间疾苦,无论叙事、写景、抒情,都用质朴无华的语言,是一种感人至深的倾吐。而他居蜀后的诗作极讲格律,语言也多雕琢。

盛唐诗人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等,诗作大多文质并茂。中唐诗人韦应物、卢纶、刘禹锡、孟郊、贾岛、李贺、张祜等,以元和体著称的元稹、白居易,诗歌语言大都有质有文,呈现百花齐放的气象。晚唐诗作又多有造语婉媚,以李商隐、温庭筠为最,但也不乏平白易懂的佳构。

——唐代诗歌既注重对语言提炼,又注重对诗句修饰,常采用多种修饰手法增强语言效果。杜甫是锤字炼句的大师,“语不惊人死不休”,《春夜喜雨》中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前一句的“潜”字是神来之笔,形象传神;后一句体贴物情,细致入微。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俯拾皆是。卢延让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贾岛的“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都是唐代诗人提炼、推敲字句的例证。

在对诗句的修饰方面,唐代诗人借鉴前代,采用渲染、铺陈、剪裁、描摹、模想、象征等多种形式,使诗歌语言富有感染力。这里分析一些主要修饰手法:一是渲染手法,李白的《蜀道难》是用赋体写作,诗中多有渲染,如“飞湍瀑流争喧豗,砅崖转石万壑雷”等;二是铺陈手法,白居易的《长恨歌》是长篇叙事诗,在叙事、抒情中多有铺陈,如“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等;三是夸张手法,李白《北风行》中的“燕山雪花大如席”、李贺《雁门太守行》中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等,都极有夸张力。四是模想手法,李白《望庐山瀑布》中的“疑是银河落九天”,《月下独酌》中的“举杯邀明月”,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忽闻海外有仙山”,都富于想象。五是象征手法,李商隐的《锦瑟》名为咏物,实则以物抒怀,他的许多爱情诗都有象征色彩,《无题》中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以蚕和蜡炬的意象隐喻相思痴情。

——唐代诗歌既有以物比兴,也有以事比兴,用典现象较为普遍。自《诗经》后诗作多以物作比兴,晋代有些诗人采取以事比兴,至唐而盛。以事比兴即用典,刘勰《文心雕龙》解释:“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初唐诗作用典偶一为之,中唐后用典较为普遍,至李商隐、温庭筠几乎每诗必用典故。用典过多,会让不熟悉典故的后之读者有生僻晦涩之感。施蜇存先生在《唐诗百话》中说:“唐宋以后的诗人,以用物作比为肤浅,用事为高深渊博,于是用事的手法愈来愈复杂,……诗本来是抒情言志的文学作品,用了典故,就等于给读者设置了语文障碍,不能一读即懂。今天我们读汉魏诗,反而比读某些唐宋诗容易了解,大多是由于汉魏诗不用典故,而唐宋人爱用典故。”这个分析较为中肯。

——唐代诗歌既注重字句的对偶、又注重语言的和声、叶韵,讲究语言的音韵美。对偶工稳是唐代格律诗的基本要求,一些古体诗也有对偶。王维《终南别业》中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杜甫《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温庭筠《商山早行》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等,都是流传千古的名对。

《文心雕龙》说:“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即平仄相从是为和声,同声相应是为叶韵。对偶、和声、叶韵,构成了律诗的基本要素。南北朝时周顒的《四声切韵》、沈约的《四声谱》,是平仄和声的理论基础。谢朓、王融等人的永明体,是格律诗的雏形。至唐代宋之问、沈佺期等人,五言律诗基本成型。唐代律诗由于对偶工整、和声相从、叶韵有律,形成一种内在韵律,读起来琅琅上口。由于对语句、平仄、韵脚有严格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诗歌创作,一些诗人力图突破字句、音韵限制,作出许多探索。李白《远别离》起始几句是:“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突破了每句固定字数的约束。《蜀道难》的基本句式是七字句,但开头为“三、四、四、五。五、五”句式,中间还有九字句、八字句、五字句、三字句、四字句、十一字句,几乎是一种自由体诗。阎朝隐的《采莲女》,句式是“三、三、七。五、五。七、七。”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基本句型是三句一韵。杜甫以吴音为基础,创造了吴体诗。沈佺期、王维、刘长卿等人都作过六言诗。此外,张志和的《渔歌子》、白居易的《忆江南》、刘禹锡的《竹枝词》、温庭筠的《菩萨蛮》等新创长短句,后来发展成为曲子词。

——唐代诗歌常通过语言塑造形象、意象,传递特定的情感和意蕴。杜甫《春望》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以花、鸟反衬作者“国破山河在”的悲痛心情,感人至深。杜牧的《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后二句是一种假设,假如赤壁之战时没有东南风,杜牧不去说东吴可能国破家亡的厄运,却说“铜雀春深锁二乔”,用一幅很美的画图,把曹操修的铜雀台与东吴的两个美女联在一起,形象性强,又有浪漫色彩,这种艺术手法是高超的。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没有细述当时金陵的颓废,而是通过穿梭厅堂间的燕子引发感慨。清代施补华《岘佣说诗》评价:“如此则感慨无穷”。

此外,唐代诗歌还有一些语言现象,如化用前人诗句、俚语入诗、以文入诗、打油诗等,由于不是唐诗语言艺术的主流,这里不予细说。

二

诗歌的语言现象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本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也受前代诗歌语言现象的影响。

古人作文,无论韵文还是散文,大抵文质二端。文,指修饰的语言;质,即质朴平白的语言。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孔子看来,过于质和过于文都不可取,“文质彬彬”才是君子之道。孔夫子讲的是礼义之道,后代文人大都也把“文质彬彬”视作为文之道。唐代殷璠《河岳英灵集》选录了开元、天宝间的二百多首诗,多为盛唐精粹,其“集论”说:“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所谓“文质半取”,反映了盛唐诗歌的语言特色。其实,有质有文、文质并茂,不仅是盛唐也是整个唐代诗歌语言运用的基本特色。唐诗语言实际上是以质朴语言为底色,经过提炼、修饰形成特定的诗歌语言,它比同时代散文的语言相对易懂,更贴近百姓。诗歌语言的质朴平实,使唐诗具备了大众性特点;对语言进行提炼以增强感染力,又使唐诗具有艺术性特点。大众性、艺术性,是唐诗历经千载仍具魅力的根本原因。

上古民谣留传不多,从《弹歌》《蜡辞》《孺子歌》等少数遗存看,最早的诗歌语言是朴实的,如《击壤歌》中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诗》约成书于公元前六世纪,被后世尊为“经”。其中《国风》是从不同地区采集来的民谣,语言质朴。《国风·关雎》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国风·硕鼠》中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国风·蒹葭》中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等,都是用语通俗的佳句。《小雅》《大雅》也有一些句子较为通俗,如《小雅·鹿鸣》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楚辞”源自楚地民谣,语言质朴又追求华美,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离骚》中的一些诗句,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等,句末都使用“兮”,强调诗歌的口语化和咏叹性;并采用铺陈、渲染、描摹、象征等手法,追求诗歌语言的华美。

古人多把《诗经》、楚辞视为诗之源,把“风骚”(即《国风》和《离骚》)视为诗歌的最高境地。《诗经》的赋、比、兴手法,为唐诗所继承。楚辞中的修饰手法在唐代有了极大发展。唐诗中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风格,无疑是源自“风骚”的。

汉代古诗、乐府,“建安七子”风骨遒劲的诗作,两晋的游仙诗、田园诗,南北朝民歌和山水诗、边塞诗,无论是创作手法还是语言风格,对唐代诗人多有影响。由于相距年代较近,齐梁以来诗歌对唐代的影响更为直接,“四声八病”理论、永明新体、梁陈宫体诗,成为初唐诗歌的直接源头。

唐代诗歌继承的,就是这样一种前代诗歌传统。唐诗的语言风格,不可避免地带着前代诗歌的痕记。可以说,唐诗的语言运用,上承《诗经》、楚辞,下接两汉、魏晋、南北朝各代诗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和完善。

语言是内容的载体,唐诗的语言运用是本时代社会生活的折射。宋代阮阅《诗话总龟》记载:“尝有人问:“相国(指唐代相国郑棨)近有新诗否?”曰:“诗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中安可得之?”诗意和灵感是来自生活的,又需要提炼升华,使之高于生活。我们看李绅的《悯农》之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是对生活的观照;“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对生活的感悟。从留传下来的唐诗看,大多数诗作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边塞将士、闺中怨妇、鸡黍农家、风中茅屋、夜泊客船、松下童子、秦淮歌女等,都是唐代诗人笔下的题材。由于大多数唐诗取材于社会生活,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因此其诗歌语言是生动的,是充满生活气息的。

唐代诗歌的语言艺术,对宋以后诗歌创作有广泛影响。宋初一些诗人学习晚唐,被称为西昆体。苏东坡等人倡导学习杜甫、韩愈,黄庭坚创立了江西诗派。其后的永嘉诗派、江湖诗人都以唐为师。金、元、明、清各代也都注意学习唐代诗歌。可以说,唐诗语言艺术上有源,下有流。

三

五四新诗运动开启了由古典诗歌向现代诗歌转变的新时代,经过几十年实践,新诗创作在借鉴外来诗歌创作思想、反映时代精神、挖掘主体意识、张扬现代人文精神、强调诗歌本体意义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并着眼于现代诗的未来发展进行了许多理性思考和反思。

中国现代诗歌是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新的诗歌艺术,无疑要以现代语言为基础,从现实生活中获取语言营养;要学习国外有益的诗歌语言艺术,增大与国际诗坛的交流;同时,也需要学习以唐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优秀的传统诗歌语言艺术。唐诗语言运用的一些做法,例如采用平白易懂的诗歌语言、对诗歌语言进行提炼、采取多种修辞手段、塑造意象和形象来蕴意传情、讲究语言音韵感等,对于现代诗歌创作仍然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新诗运动早期的一些诗作,是以白话语言为基础,并适当吸取古代诗歌语言的营养,使作品增添了形象性、生动性。胡适是新诗运动的倡导者,他的《鸽子》有这样的诗句:“回环来往,/夷犹如意,——/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十分鲜丽!”其中的“夷犹”出自屈原《九歌·湘君》的“君不行兮夷犹”,“忽地里”也是古代常用语汇。再如,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中的“西天还有些残霞”,汪静之《时间是一把剪刀》中的“把满地残红踏入泥沙”,闻一多《荒村》中的“四合的峦嶂龙蛇虎豹一般”,饶孟侃《山河》中的“原野,望烟瘴外的津关”,于庚虞《长流》中的“今夜荒漠冷明的古寺前只有我在听长流禅语”,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中的“春天,堤上繁花如锦障”,卞之琳《尺八》中的“独访取一枝凄凉的竹管”,臧克家《难民》中的“满染征尘的古怪的服装”等,都是在白话诗的基础上有机地融入了传统诗歌语言要素,平添了诗歌的语言魅力。今天再读这些诗句,丝毫没有晦涩之感,反倒觉得亲近贴切。

中国现代诗歌是在全球文化不断加大交流的大背景下走向世界的中华民族的诗歌艺术,需要我们立足于中华文化之根基,汲取中国几千年诗歌艺术之精华,宏扬本民族优秀的诗歌传统,并且学习借鉴国外诗歌有益的创作经验,才能以其独特的民族性和日益增大的国际性特点屹立于世界诗歌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