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图:从瞬间化为永恒

陈红彦 王 杨

海内庋藏中文图籍之富且珍者，首推国家图书馆。国图建馆百年来，皇家秘籍、民间珍藏、流沙劫余、考古出土，直至近当代出版的书籍报刊，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海。其中善本特藏以其经典、宏富的面貌折射出华夏五千年文明的轨迹。建国60年来，从13万册件增加到27万册件的善本古籍，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政府调拨，二是公私捐赠，三是员工的努力搜购，公私捐赠是几十年来古籍汇聚国图的主要渠道之一。

现在的人们或许无法想象，当年藏书家将自家毕生所聚甚至几世珍藏化私为公，捐献国家的心情，但今天当我们置身书的天地，为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自豪的时候，应永远铭记周叔弢、傅增湘、张元济、郑振铎、潘世滋、赵元方……是这些收藏家的义举让更多的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安全传承，让文明的光芒照得更加辽远深长。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国家图书馆善本古籍的收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北京双鉴楼傅氏、天津周叔驶、常熟铁琴铜剑楼瞿氏、无悔斋赵元方、宝礼堂潘氏等藏家在建国初期纷纷慷慨捐赠，大量古代典籍如百川归海，汇入国家图书馆这娜嬛洞天——

傅增湘捐赠藏园秘笈

傅增湘(1872—1950)，字沅叔，四川江安人，著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版本学家。取苏东坡致子由诗“万人如海一身藏”之意，自号藏园、藏园居士。因藏有宋刻本《资治通鉴》、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故名其藏书楼为“双鉴楼”。民国初年曾任教育总长。1919年五四运动后，北洋政府内阁要解散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傅先生以辞职表示反对，后定居北京，以藏书、校书、研究目录版本为业。傅增湘先生搜书之勤，藏书之富，版本之精，在近代藏书家中颇负盛名。傅先生在家藏许多宋元版书上都亲笔题跋或书写校记。他撰写的题跋，编写的目录，《藏园群书题记》《双鉴楼善本书目》《藏园群书经眼录》等均正式出版，为后人研读古籍流下了珍贵的参考资料。更可贵者，傅先生不以自己的藏书作为奇货可居的私有财产而密不示人，而是致力于推广传布，不仅自己曾集资出版经过自己精心校勘的古籍，还将自己的珍藏借与涵芬楼等出版机构，作为底本影印出版。

傅增湘先生目睹珍贵典籍聚散得历史，慨叹“物之聚散，速于转轮，举吾辈耽玩之资，咸昔贤保藏之力，又焉知今日矜为帐秘者，他日宁不委之覆瓿耶!天一(阁)散若云烟，海源(阁)躏于戎马，神物护持殆成虚语。而天禄旧藏重光黎火(指故宫图书馆)，液池新筑突起岑楼(指北京图书馆)，瑶函玉笈，富埒螂嬛，信知私家之守不敌公库之藏矣!”于是决意将自己的珍藏化私为公。藏园老人病重时嘱家人将藏书分别赠给了国家图书馆和四川大学图书馆等公藏单位，其中的善本部分多赠国图。傅增湘先生辞世后，长子傅忠谟先生又遵其遗命将其最珍爱的双鉴——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和宋刻本《资治通鉴》无偿捐赠国图。傅家后人还为珍贵善本书的聚合留下一段佳话。曾藏周叔弢先生家的宋浙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在周叔瞍先生捐赠北京图书馆时仅缺—册，1992年，傅熹年(傅增湘先生之孙)得知家藏一册可补其缺，和家人一起慨然将珍贵家藏捐赠国家图书馆，使此书合为全帙。

周叔瞍捐赠自庄严堪藏书

周叔弢，原名周暹，字叔弢，以字行。著名实业家、藏书家。1891年生于安徽至德县，1914年迁至天津，1919年开始经营实业。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第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副主席等职。

周先生少年时受家庭影响，酷爱书籍，16岁开始购求古籍，研究版本。因得清官旧藏宋本《寒山子诗集》，遂以“拾寒堂”“寒在堂”命名书斋。周先生一生经营所得大多用于购图书文物，聚书4万余册，其中很多是宋元明精本。周先生对流失国外的古籍也多方努力，不惜以高价购回，如曾流入日本的宋本《东观余论》《山谷诗注》等。周先生收藏善本书籍，除了个人爱好外，更重要的是为国家保存民族文化遗产，不致因水火兵虫之劫化为云烟，更不要流落海外。他从历代私家藏书聚散无常、甚至顷刻化为乌有的教训中，意识到只有由国家政府统一管理、珍藏，古籍善本才能得到妥善保管，传之久远。1942年，周先生计划将所藏古籍善本捐赠国立图书馆，他在手定的书目上写下：

生计日艰，书价益贵，著录善本或止于斯矣。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家相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倘困于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则取平值也可。勿售之私家，至作云烟之散，庶不负此书耳。

1952,年周先生将其毕生所聚，全部捐献，其中715种善本，其中400种无偿捐赠国家图书馆，移交前，周先生一一摩挲，亲自装箱，爱书爱国之情交融在一起的情景，令所有爱书的人感慨万端。

周先生对善本古籍真知笃好，收书的标准高，选书很严格，到晚年时曾经给善本总结了五好的标准：版刻好，不能是邋遢本，这好比先天体格强健；纸张好，印刷好，这好比后天营养好；题跋好，这好比此人富有才华，有学问；收藏印章好，这好比美人淡妆；装潢好，这好比衣冠整齐。

周先生爱书如命，与旧时藏家习惯书上遍盖藏印不同，他在最好的书上只钤一枚极小的印章“周暹”，唯恐藏印伤及原书，印泥的选择也很讲究。

在周先生捐赠的书中有倍受瞩目的《永乐大典》，也有南宋刻印，南宋起即藏于宫中的皇家藏书《文苑英华》，还有海源阁散出的四经之一婺州市门巷唐宅刻本《周礼》，元刻宋词双璧《东坡乐府》《稼轩长短句》。

1995年，周叔驶先生儿媳方缃女士代表丈夫周珏良及全家又向国家图书馆无偿捐赠了宋刻本《东汉会要》，捐赠仪式后，在任继愈馆长、冀淑英先生的陪同下，方缃女士和周先生之子周景良先生瞻仰先父捐赠。把父亲生前最珍视的善本再次送到国家图书馆，周家后人续写了共和国古籍捐赠史上的神话。

张元济先生捐赠涵芬楼烬余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戊戌政变后离开京城，赴上海商务印书馆，先后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由于张先生经营方略得当，商务印书馆成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张先生对古籍利用不便深有感触，对文化断层充满忧虑，恰逢当时石印技术传人，铅印也开始使用，便顺应当时社会文化的需要，开始对古籍进行影印出版。影印古籍需要大量的善本作为底本，张元济四处访求，在东南一带搜罗很多善本古籍。为此，商务印书馆成立东方图书馆，将平时常用的图书对大众开放，宋元旧刻、抄稿本、名人手稿等作为善本在楼里专辟一处存放，此为涵芬楼。经

张元济四处访求建立的善本书藏，成为印行整理古籍的基础。经商务整理出版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古逸丛书续编”等收了当时很多传世孤本，在抢救孤本古籍上成绩卓著。

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被烧。涵芬楼部分藏书因存放在银行得以幸存。张先生编成了《涵芬楼烬余书录》。其中宋刻97种，元刻89种，明版书156种，抄校本192部，稿本17部，总共547部，另还有70多种明活字本的唐人集。这些藏书建国之初均捐献国家，后拨交国家图书馆收藏，在当时很轰动。

5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还曾率先将珍藏的《永乐大典》21册，捐给国家图书馆。其中有四册可辑出几近失传的宋本《水经注》的前半部分。北京大学得知后，将所藏4册《永乐大典》也捐赠给国家图书馆，这里含《水经注》的另外一半。一部濒于失传的重要典籍重新聚合还原，那个时代私家捐赠让珍贵典籍化私为公的意义已无需华丽的语言去描述。

2001年，张元济先生的侄孙女张祥保女士在张元济孙女张珑女士的陪同下，又将珍藏多年的一册张元济先生信札在“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展览的开幕式”上郑重地捐赠给国家图书馆的名家手稿专藏库，一时又传为佳话。郑振铎先生家人捐赠西谛藏书郑振铎(1898—1958)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也是古籍版本和文物收藏、鉴赏家。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1949年以后，郑振铎历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民间研究会副主席等职。

郑先生对国图古籍收藏的贡献可从两方面描述，一是抗战时期，为避免珍贵文物沦落异域外邦，郑振铎以一介清贫书生，不惜举债与实力雄厚的国外公私收藏机构相比争。遇到好书时，他想方设法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蒋复璁等先生联系，请他们筹款、汇款，为国家抢救珍贵文献。这一时期抢救的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是杂剧集大成之作，其中一半过去未见流传，历经脉望馆馆主赵琦美、江南大藏书家钱谦益、钱曾、季振宜、何焯、黄丕烈、汪士钟、赵宗健、丁祖荫等著名藏家递藏，价值极高。发现此书时，上海已经沦为孤岛，郑先生一方面和袁同礼馆长联系，商筹书款，一方面积极运作，将书先送到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郑先生认为这是他在劫中所得最好的书。另一方面，郑先生本人是位眼光独到的收藏家，他的收藏特点或许在他的《劫中得书记·新序》中所表述的最为恰切——“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的。有时连类而及，未免旁骛；也有时，兴之所及，便热衷于某一类书的搜集。总之是为了自己当时的和将来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计划所需的。”他主要收藏特色为词、曲、小说及书目、版画戏曲及清人别集。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殉职。夫人高君箴将郑先生的藏书9万余册全部捐与国家图书馆。

西谛藏书中，明万历刻《程氏墨苑》彩印本，为当时名画家丁云鹏的画稿；《水浒叶子》为明陈洪绶画稿；清顺治的《太平山水图》是萧云从的画稿。还有《十竹斋笺谱》《十竹斋画谱》等，均为古代版画、彩印的代表作。

潘氏宝礼堂的捐赠

潘宗周，字明训，广东南海人，年青时曾供职洋行，后任上海租界工部局总办，因早年以10万两银子从袁克文处购得曲阜旧藏宋刊本《礼记》，深以为宝，适值潘氏新居落成，便名其藏书室为“宝礼堂”。得《礼记》后又请来江南著名藏书家董康募工锓刻，印了一百部，化一为百，使千百年来深藏秘府、外人不得一见的珍本秘籍得以公诸士林，甚得世人赞赏。袁寒云旧藏宋元古本、孤本、善本，十之六七流入宝礼堂。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岌岌可危。宝礼堂内多达111部的宋元孤本藏书由其子潘世滋(开明人士，曾在剑桥读书，后任复旦大学外语系教授、图书馆馆长)运往香港汇丰银行保险库，每年支付高昂的银库租金，存放达10年之久。其间，美国人和日本人曾多次设法高价收购这批藏书，潘先生始终不为所动，直到解放后捐给新生的共和国。

潘宗周收藏特点是重宋版，他的藏书中有一些非常好的版本，如藏书楼因此得名的宋绍熙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礼记正义》，有黄唐的刻书跋及校正官衔名，版本学上称“越州本”，又称为八行注疏本，曾藏孔子后代孔继涵家，又传至袁克文，终为潘宗周巨资购得；再如绍熙二年余仁仲万卷堂刻本《春秋公羊传解诂》，为建刻中的精品；而宋刻巾箱本八经，小字密行，精美至极，傅增湘称“字细如发”。袁克文得此书后，命其书室为“八经室”。

铁琴铜剑楼的捐赠

清代末期国内著名藏书楼堪称“南瞿北杨”。北杨是指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南瞿则是指江南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瞿家书经四代收藏。最早是瞿绍基，号荫棠。其时还没有铁琴铜剑楼之称，藏书处名“恬裕斋”，地点在常熟罟里村。第二代瞿镛，号子雍，承父业继续收藏善本古籍。当时因收得一架铁琴和一柄铜剑，便有了铁琴铜剑楼的称谓。瞿镛还编纂了《铁琴铜剑楼书目》二十四卷。瞿镛的两个儿子瞿秉渊、瞿秉浚。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带着家藏古籍避乱，保全了铁琴铜剑楼藏书。第四代瞿启甲，号良士，藏书为三子(瞿旭初、瞿济苍、瞿凤起)所承。后由三弟兄将家藏全数以出售和捐赠的方式转与国家图书馆。

明清以来，苏州为刻书、藏书中心之一。瞿氏得于天时地利，清中叶黄丕烈士礼居、汪士钟艺芸精舍、张金吾爱日精庐，陈揆稽瑞楼等散出的珍籍，多收入囊中。

瞿家藏书是分批入藏国家图书馆的，在到馆之前曾有少量散出。在第一批出售304种时，瞿家随之捐书52种。捐的书中有宋乾道六年姑孰郡斋刻《洪氏集验方》、淳熙十一年南康郡斋刻《卫生家宝产科备要》、万卷堂刻本《新编近时十便良方》、明朝洪武十六年内府刻本《回回历法》、钱谦益圈点《宋史》等珍贵善本。第二批书出售的123种中很多是传世孤本，如元刻本《契丹国志》(黄丕烈跋)、宋绍定刻元修《绍定吴郡志》、元刻本《重刊宋朝南渡十将传》(黄丕烈校跋)、福建漕治刻本《龟山先生语录》、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李丞相诗集》、金刻本《萧闲老人明秀集》等都是非常著名的版本。第三批售书300多种时铁琴铜剑楼又捐赠97种。捐赠的书中有淳熙九年江西漕台刻本《吕氏家塾读诗记》、宋刻本《周礼》、南宋绍熙二年会稽郡斋刻本《战国策》、元抄本《翠微先生北征录》(顾广圻跋)、明弘治十四年涂祯刻本《盐铁论》、汲古阁刻《宋名家词》等。三批后，瞿家还又捐了一批非常难得的“乡邦文献”。

其他各家的捐赠

邢之襄，号酂庭，河北南宫县人，解放前经营实业，解放后是文史馆员。以收明本见长，兼收清本。他收书特别注意书品，收的都是纸墨精良的本子。他收书的习惯是买了一本书后，如遇书况更好的本子，则将旧的出手，换更好的，在他的书中有特色的，如：明天顺游明刻本《史记》，常被误认为是元中统二年平阳段子成刻本，后人也以游明本挖改后冒充中统本，游明本在序下有一行牌记“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新增”，有这一行的极少见，邢之襄先生捐的这一行保留完整，为我们提供了标本。又如《史记》三家注本，一为嘉靖王延喆刻本，初印精湛，是据建安黄善夫刻本来的。此本在书林清话中记载了很多故事。特点是牌记非常多。一为嘉靖四年金台汪谅刻本，汪谅在北京开有书铺，在《昭明文选》的牌记上有广告性质的语言。刻梓精良，常有人用他冒充元张伯颜的本子。嘉靖十三年秦藩朱惟卓的刻本。邢之襄先生捐的书《后汉书》也印的非常好，常有人用此本去掉正统年号，作成蝴蝶装，冒充宋版。还有《正德武功县志》在当时很有名，后来翻刻的也比较多。另外还有几个大部头的书，质量非常好。万历二十三年刻《古今说海》、嘉靖三年司礼监刻《文献通考》等。吴梅，字瞿安，号霜崖，苏州人，以词章学著称，曾留学日本，东吴大学教授，也曾担任北京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山大学教授，长于戏曲、词研究，还能创作曲子，还能够表演，i939年病故。任二北、赵万里等曾是吴老先生的学生。吴梅的藏书也以戏曲为主，解放初，他的儿子将他的藏书分两批捐给北京图书馆。一次80种，一次92种，除整批外还零星捐过。这些戏曲书很多是有吴梅先生批校和跋的，价值更高。除了戏曲书，他收的书里还有明清人的诗文集，他的室名叫“百嘉室”，意思是收进一百种明嘉靖本。

朱偰，朱希祖之子。朱希祖，浙江海盐人，光绪时留学日本，后任北京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教授。朱希祖的藏书重点是南明史料，到晚年，还收集了各省的地方志，他很注意这些实用资料。他的藏书有36种由子朱偰捐给北京图书馆。

赵元方，原名赵钫，字元方，后以字行，号无悔，藏书室名“无悔斋”。赵先生是满族贵族，在银行工作，他买书较多的时候是抗战以后在北京，那时琉璃厂有很多书，如没人收购，很可能被日本人买走。赵先生卖了一所房子，专门买书。他对目录版本学功夫很深，藏书也精，书品极好。1956年曾把家藏一部分精品捐赠国图，如宋代曾巩《南丰曾子固先生集》三十四卷，是金刻本，孤本。他还捐了一批明代的铜活字和木活字印本，如明代弘治八年华燧会通馆铜活字印本《容斋随笔》、弘治十五年华理铜活字印本《渭南文集》；正德八年华坚兰雪堂铜活字印本《白氏长庆集》等都是早期的铜活字印本。

还有几部明铜活字印的唐人集，如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的集子，还有嘉靖三年安国铜活字印本《吴中水利通志》《颜鲁公文集》《古今合并事类备要》等都是明朝从隆庆、弘治以来，较早、较有名的铜活字印本，书品非常好，虽非宋元版，但非常难得。1951年他还将收藏的一部《永乐大典》捐赠国家图书馆。

刘少山，山东人，生平资料不详，曾从事银行业。其藏书大部分都是海源阁旧藏。他捐赠给国图的书26种中有24种是宋元版，2种明版，其中海源阁旧藏有17种。其中宋端平刻本朱熹《楚辞集注》，是此书现存最早的最完整的刻本。1953年此书曾经影印出版，在田中角荣访华时毛泽东主席曾将影印本作为国礼赠送。所捐南宋末年编成的一部大型丛书《百川学海》的宋刻本，收入一百多种书，陶湘涉园曾经影印出版过，刘少山捐赠的宋刻本中有十种配补用的就是陶湘影印本。

张寿镛，字咏霓，号约园，浙江宁波人，光绪二十九年举人，20年代曾任江苏省财政厅长，上海光华大学校长。他的藏书非常多，以明刻和抄本见长。所得多为陶湘藏书。1945年去世，藏书在解放后由夫人蔡瑛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

张约园捐书509种，特点是书品好，明代版刻使用多为白棉纸，很有特色。如明如隐堂刻《洛阳伽蓝记》，此书无宋版流传，此本为较早的刻本。丁福保(187—1952)，江苏无锡人。字仲桔，号畴隐居士。幼通经史，长而中西兼贯，长于算术、医学、词章、考据，通日文。在国家图书馆的藏品中有6种铁琴铜剑楼的书，注明丁福保先生捐赠。这是当时善本部主任赵万里先生与丁福保先生协商，由丁先生购买捐给国图的。其中有宋刻孤本围棋谱《忘忧清乐集》，此书陈毅元帅曾委托国家图书馆复制一部，做成宋版蝴蝶装的样子，送给日本友人。还有宋本《东家杂记》、宋版的《芦川词》、元延{右三年种善堂刻本《说文解字韵谱》、元刻本《朝野新声太平乐府》，都是非常著名的版本。

为国家图书馆捐赠藏书的实际上远远不止上述这些，而且，不仅是古籍收藏，诸如甲骨、金石碑拓、古旧舆图、民文古籍等特藏几十年间经由政府调拨、公私捐赠、自行采购等方式，国图的收藏也有大幅度增长，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家图书馆为保存近现代和当代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和文化名人的手稿，将名家手稿作为新的特藏文献门类，也开始向社会各界征集，60年来取得显著成效。50年代，承许广平女士慨然相赠，鲁迅先生的大部分手稿入藏国图；通过吴晗同志热情联系，闻一多夫人高孝真女士捐赠了闻一多先生全部手稿及部分画稿、印谱；在梁启超子女的支持下，入藏了梁启超先生饮冰室文稿连同梁启超收藏的珍贵碑帖拓本，在他的手稿中还发现了清末著名诗人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墨迹和清末改良派著名代表康有为的书札。还有康有为的《大同书》；陈独秀的《孔子与中国》；徐志摩的日记；郭沫若的《屈原》；巴金的《家》《春》《秋》；曹禺的《北京人》；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吴晗的《朱元璋传》；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丰子恺的漫画《阿Q正传》；傅雷的翻译作品《约翰·克里斯朵夫》等，形成了四千余件名家手稿珍藏。此时，我们回顾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国家珍贵典籍的命运总是与国家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国运昌则文运兴。新中国成立60年间，国家图书馆收藏古籍的数量和质量远远超过以往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以中华再造善本等古籍复制影印为代表，利用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遗产开展文化建设，让古籍善本在安全传承的同时，古为今用，方便读者利用，繁荣学术、弘扬文化，并向世人彰显中华文化的魅力，更是以往的私人藏书所无法比拟的。而今天，国家投入力量，实施古籍保护，让饱经磨难，浸透历代藏家心血的古籍特藏安全传承并有效传播，也是实现了一代又一代藏家的愿望，应该是对那些曾经化私为公，将毕生所聚捐赠国家的先贤们最好的慰藉。